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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国民党之出掌政权（第2页）

沪杭甬铁路钱塘江至曹娥江之间的一段缺口也填补起来了，但是铺轨工作却因战事发生而停止。不过苏州与杭州之间的苏杭铁道刚在战事开始以前就铺筑完成了。另一条从杭州到江西的浙赣铁路刚好在抗战前完成，抗战期间更西延至湖南境内，在株洲与粤汉路衔接。后来湘桂铁路完成，再往西可以直达广西的桂林。

公路的发展更为迅速。京杭国道是在我居留南京期间建成的，在这条公路正式开放以前，我曾经很荣幸地参加通车典礼。京杭国道穿越江浙两省最富庶的地区。当车子沿太湖奔驰时，我们真想留下来小往几天，坐在松树之下，眺望着远帆在夕阳余晖中出没。渔人们在湖边撒网捕鱼，渔网中跳跃着金鳞闪灿的鲤鱼。太湖是我国五大湖之一，湖水灌溉了我国人口最密、文化最高的江浙两省千万亩肥沃的农田。

京杭国道同时经过一个盗匪如毛的区域，但是公路通车以后，盗匪随之销声匿迹，因为现在如遇匪警，军队可以随时赶到出事地点了。

建设进展之时，各地也不断发生事故。有时缺乏现代道路的地区发生变乱，铁路和公路常常需要以赛跑的姿态赶筑到出事地点。抗战前一年，福建省发生叛变，中央军迅速沿新筑成的浙赣铁路及公路从杭州赶赴福建，变乱旋即敉平。铁路公路愈多，叛乱与盗匪也愈会减少，各地间货运赖以畅流更不必说了。

交通是现代化和改革的关键，也是发现国家未来发展机会的钥匙。因此国民政府的建设计划就从建筑铁道公路着手。交通建设也是确保国家统一之一法，如果有完善的道路可资利用，地方性变乱很容易就可以敉平。除此之外，交通愈便利愈发达，人民交往也愈频繁，观念交流也愈容易。偏僻地区的名胜风景，旦夕之间就成为学者、画家、诗人和爱好自然者的徜徉之所了。

各省在国民政府影响之下也开始修筑更多的道路。原有道路在国民党执政以后很快就开始修补拓展。因之抗战期间军队得以在各省之间畅通无阻。抗战前一二年，旅客可以从南京坐汽车直达昆明，换一句话说，可以从华东沿海直达西南边城，也就是滇缅公路的起点。

在行政方面，政府正设法增加行政效率。政府设计了一种新式的档案处理办法并在各机关试行。公文程序也经过简化。

文官考试制度重新恢复，但是见过清朝科举制度的人也许会失望，因为考试录取的人已经不再有从前那种煊赫排场和荣耀。

新的法典也开始拟订。妇女的地位提高到与男人一样。过去只有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现在女儿也享有同等的继承权了。男女到达结婚年龄就可以享受婚姻自由。只要当事两边协议，就可构成合法的离婚。

学校课程统一，科学钟点增加，体育普遍受重视。管理大学的法律也公布了。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先后成立，以进行科学、历史、经济学和工程等的高深研究。

厘金制度宣告废止。对于这种苛扰的国内关卡制度，我们将在下章再加论列。政府财政基础渐见巩固，全国币制统一，政府所属的各银行也加以改组。不久之后，银元禁止流通，一律改用法币，抗战期间我们开始了解此一措施的重要，如果我们一直依赖笨重的银子作交易的媒介，势将无法进行长期抗战，如果在抗战期间才能进行币制改革，也必定要引起严重的紊乱。

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定都南京开始，到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止，其间只有短短十年工夫让国民政府从事建设。十年之间还有断续的变乱和其他障碍阻滞改革和建设的进展，但在这短期间内，居然建筑了四千五百多公里的铁路，而在过去五十年内所建的铁路也不过一万六千公里而已。十年之内建筑的公路超过十万公里，新添电报线路则在一万多公里。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自然各方面的建设成就都很有限，评断成绩时，不能不考虑到时间因素。

国民党执政以后，与共产党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共产党虽然失去对城市的控制，他们在乡村地区的势力却渐渐扩展，同时在农民之间积极展开工作。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之间，农民暴动遍及十八行省内二百余县，无数地主被“清算”，土地被分配给农民，手段之激烈与俄国革命初期无异。

共产党的根据地是江西省，一共占领了五十九县，经过国民政府军队多次围剿，共产党终于撤退到西北边陲，而在延安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他们为适应环境暂时放弃激烈手段，而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国民党土地减租政策。

这时候，蒋委员长在人民间的声望隆极一时，因此许多军阀或为舆情所迫，或受其精神感召，不得不承认他的国家领袖地位。

最显著而且最富戏剧性的例子就是西安事变。当时蒋委员长出巡，先至洛阳，继飞西安。他召集了许多军政首长在西安会商国事并面授机宜。突然一件梦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蒋委员长曾经花了不少的心血培植张学良，这次事变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过在另一方面来说，西安事变却也反映了人民希望国家统一以抵抗日本侵略的心情。

西安事变的消息广播全国之后，老百姓无不忧心如焚，妇女小孩甚至泣不成声。全国各方纷电西安，劝谏张学良三思而行。蒋夫人和宋子文先生不顾身入虎穴的危险，径行飞往西安。张学良在全国舆情压迫下，终于改变初衷，最后护送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安返洛阳。

蒋委员长在西安未有脱险消息以前，美国大使馆的美军陆战队营房里曾举行一次舞会，参加的有各使领馆人员，我也是来宾之一，一位塔斯社的记者斯拉配克问我为什么不跳舞。我告诉他正为蒋委员长的安全担忧，所以无心跳舞，他很平静地对我说：“你放心好了，他马上就会出来。他决不会有什么意外。”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说：“但愿你的预言能成事实。”

第二天晚上快吃饭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喂，这里是中央社。蒋委员长已经安抵洛阳，并已转飞南京。”这消息太好了，简直不像真的，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打电话给胡适之，他正在请客。我把消息告诉他以后，客人的欢呼声从电话筒里都清晰可闻。

号外最先送到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观众之间马上掀起一片欢呼声，弄得戏台上唱戏的人们莫名其妙。大约半小时之后，北平严冬夜晚的静寂忽然被震耳的鞭炮声冲破了，漆黑的夜空中到处飞舞着爆竹焰火的火星。

我有一位朋友当时正搭乘火车从南京到上海，火车驶近苏州时，车中乘客被苏州城内的一片爆竹声弄得莫名其妙。到达车站时他们才得到这个好消息，乘客也都想放几个鞭炮以发泄抑积已久的情绪，但是车站上买不到爆竹，于是车上的女学生们就放开喉咙高唱起来了。

军阀**国家达二十五年之久，人民一直渴望能产生一位全国领袖来扫除这些统一的障碍。他们发现蒋委员长正是这样的一位领袖。他遭遇到双重的困难，他一方面要把那些作势噬人的“虎狼”从各省的巢穴驱逐出去，一方面又须建立足够的实力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舆论民心却一致坚决支持他达成他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