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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十七封 谈翻译（第3页）

倘编辑部认为译文有问题，尽可逐条另纸批明，与译者商榷，再由双方觅得一妥善之译法；不必在原稿上立时批改。否则译者校对时略一疏忽，如“光景”一类之文句，一字出入即犯大错！

曾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间专诚向尊处提出本书专名（除人名、书名、雕塑、绘画题目外，尚有大量地名）数在三千以上，为便利读者计排版时应加专名号，当时亦荷同意。今一律不用，殊为遗憾。关于翻译书之专名号，十年来向各方专家征询意见，认为不宜废去者几达百分之百。最后一次与叶圣陶先生面谈（一九五七年六月），圣老亦认为翻译作品必须用专名号。此次本人校阅时即因专名多而无专名号深觉费力，以己度人，读者之不便势必数倍于原译者。此系有关全面翻译书之问题，值得尊处为群众利益加以考虑！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致罗新璋[10]

&ala均系二十一二岁时喜读，归国后逐渐对浪漫派厌倦，原著久已不翼而飞，无从校阅，尚望慧寄。唯鄙人精力日衰，除日课外尚有其他代人校订工作，只能排在星期日为之，而友朋见访又多打扰，尊稿必须相当时日方能细读，尚盼宽假为幸。

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é殊难彼此融洽交流。同为métaphore，一经翻译，意义即已晦涩，遑论情趣。不若西欧文字彼此同源，比喻典故大半一致。且我国语体文历史尚浅，句法词汇远不如有二三千年传统之文言；一切皆待文艺工作者长期摸索。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至节奏与tempo，当然以原作为依归。尊札所称“博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钞录拙译，毅力固可佩，鄙人闻之，徒增愧恧。唯钞录校对之余，恐谬误之处必有发现，倘蒙见示，以便反省，无任感激。数年来不独脑力衰退，视神经亦感疲劳过度，往往眼花流泪，译事进度愈慢，而返工愈多；诚所谓眼界愈高，手段愈绌，永远跟不上耳。

至于试译作为练习，鄙意最好选个人最喜欢之中短篇着手。一则气质相投，容易有驾轻就熟之感；二则既深爱好，领悟自可深入一层；中短篇篇幅不多，可于短时期内结束，为衡量成绩亦有方便。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多读，充实辞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鄙人于此，常感用力不够。总之译事虽尽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赏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倘能将英译本与法文原作对读，亦可获益不少。纵英译不尽忠实，于译文原则亦能有所借鉴，增加自信。拙译服尔德，不知曾否对校？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或可对足下略有帮助。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

致郑效洵[11]

《人间喜剧》共包括九十四个长篇；已译十五种（《夏倍上校》包括三个短篇，《都尔的本堂神甫》两个，《幻灭》为三个中长篇合成，故十本实际是十五种）。虽不能囊括作者全部精华，但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法国一般文艺爱好者所熟悉之巴尔扎克小说，甚少超出此项范围。以巴尔扎克所代表的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而论，已译十五种对吾国读者亦已足够，不妨暂告段落；即欲补充，为数亦不多，且更宜从长考虑，不急于连续不断地介绍。

固然，巴尔扎克尚有不少为西方学术界公认之重要著作，或宣扬神秘主义，超凡入定之灵学（如《路易·朗倍》），既与吾国民族性格格不入，更与社会主义抵触，在资本主义国家亦只有极少数专门学者加以注意，国内欲做巴尔扎克专题研究之人今可阅读原文，不劳翻译；或虽带有暴露性质，但传奇（romanesque）气息偏浓而偏于黑幕小说一流（如《十三人党》《交际花荣枯记》）；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如《乡村教士》《乡下医生》）；或艺术价值极高，开近代心理分析派之先河，但内容专谈恋爱，着重于男女之间极细微的心理变化（如《幽谷百合》《彼阿特利克斯》）；或写自溺狂而以专门学科为题材，过于枯燥（如《炼丹记》[12]有Alarecherchedel'Absolu，之写化学实验，《刚巴拉》之写音乐创作），诸如此类之名著，对吾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

以上所云，虽不敢自命为正确无误，但确系根据作品内容，以吾国民族传统的伦理观、世界观做衡量。况在目前文化革命的形势之下，如何恰当批评资本主义文学尚无把握之际，[13]介绍西欧作品更不能不郑重考虑，更当力求选题不犯或少犯大错。再按实际情况，《皮罗多》校样改正至今已历三载，犹未付印；足见巴尔扎克作品亦并非急需。故鄙见认为从主观与客观的双重角度着眼，翻译巴尔扎克小说暂告段落应当是适宜的。

反之，作品既已介绍十余种（除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当为西方作家中翻译最多的一个），而研究材料全付阙如，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大的缺陷。

近几年来，关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问题，以及何谓现实主义问题，讨论甚多；似正需要提供若干文献做参考（至少以内部发行的方式）。一方面，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尚无详细内容可以遵循；另一方面，客观史料又绝无供应，[14]更不必说掌握：似此情形，文艺研究工作恐甚难推进。而弟近年来对于国外研究巴尔扎克之资料略有涉猎，故敢于前信中有所建议，尚望编辑部重行考虑，或竟向中宣部请示。且弟体弱多病，脑力衰退尤甚，亟欲在尚能勉强支持之日，为国内文艺界做些填补空白的工作。[15]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1]宋奇（1919—1996），现名宋淇，亦名宋悌芬，为老一辈戏剧家宋春舫之子，一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曾任香港大学校长助理。

[2]纪德（AndréGide，1869—1951），法国作家。一九四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3]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一九二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埃奇沃思（MariaEdgeworth，1767—1894），英裔爱尔兰女作家。

[5]十弃行，是南方话，含有贬义，意思是指无用的、无益的人。

[6]艺术爱好者，半吊子。

[7]必姨即杨必，英国萨克雷名著《名利场》的译者。

[8]钱伯母即钱锺书夫人杨绛，杨必之姐。

[9]希伯来文，原意为“赞美上帝之歌”。

[10]罗新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翻译家。

[11]郑效洵（1907—2000），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12]有人译为《绝对的追求》，实为大谬，且不可解。Absolu在此是指一种万能的化学物质，相当于吾国古代方士炼丹之“丹”，亦相当于现代之原子能，追求此种物质即等于“炼丹”，故译名应改为《炼丹记》。

[13]鉴于古典文学名著编委会迄今未能写出《高老头》之评序，可见批评之难。

[14]自五四运动以来，任何西欧作家在国内均无一本详尽之传记。

[15]此项工作并不省力，文字固不必如翻译纯文艺之推敲，但如何节略大费斟酌。且不熟悉巴尔扎克作品亦无法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