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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费正清费慰梅（第2页）

此外，我们是在远离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什么新品质。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11]

所有最美丽的东西都在守护着这个花园，如洗的碧空，近处的岩石和远处的山峦……这是我在这所新房子里的第十天。这房间宽敞，窗户很大，使它有一种如戈登·克雷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甚至午后的阳光也像是听从他的安排，幻觉般地让窗外摇曳的桉树枝桠把它们缓缓移动的影子映洒在天花板上！

如果我和老金能创作出合适的台词，我敢说这真能成为一出精彩戏剧的布景。但是此刻他正背着光线和我，像往常一样戴着他的遮阳帽，坐在一个小圆桌旁专心写作。

这里的海拔或是什么别的对我非常不利，弄得我喘不过气来，常觉得好像刚刚跑了几英里。所以我只能比在李庄时还更多地静养。他们不让我多说话，尽管我还有不少话要说。可是这样的“谈话”真有点辜负了那布景。

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在雨中，房间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浪漫氛围——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了下来，一个人在一个外面有个寂静的大花园的冷清的屋子里。这是一个人一生也忘不了的。[12]

class="sigil_not_in_toc"id="heading_id_13"十一

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了他带回的那些可以彻底拆，拼，装，卸的技术装备。我坐在**，有可以调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着可以调节的读写小桌，外加一台经过插入普通电源的变压器的录音机，一手拿着放大镜，另一手拿着话筒，一副无忧无虑的现代女郎的架式，颇像卓别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机器在啃老玉米棒子。[13]

class="sigil_not_in_toc"id="heading_id_14"十二

再见，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14]

class="sigil_not_in_toc"id="heading_id_15"十三

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刻意操纵足可以让人长时间地沉思和沉默。我们离你们国家所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还远得很，而对那些有幸尚能温饱的人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意味着一个人今天还腰缠万贯，明天就会一贫如洗。当生活整个乱了套的时候，我在病榻上的日子更毫无意义。[15]

class="sigil_not_in_toc"id="heading_id_16"十四

现在我觉得我们大概只有一两个月能自由地给在美国的你们大家写信了，也许是因为不能通邮或别的什么障碍，我觉得憋得喘不上气，说不出话。即使是这封信，我希望它能在圣诞节前或过节时寄到。

谢谢你们寄来的书，特别是其中最后一本，费正清自己的杰作，多好的书啊！我们当然欣赏，钦佩，惊奇和进行了许多讨论，大家都对这书有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有时我们互相以热情赞美的话说，费正清显然是把握了我们华夏臣民的复杂心态，或知道我们对事物的不同感觉，所以，这不是那种洋鬼子的玩意儿；此刻对于一个现代中国人来说，它一点儿也不是。张奚若热情地说，他喜欢费正清的书，“没有一处是外人的误解……他懂得的真不少”等等。老金说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合理而科学的”总结，费正清“对有些事有着基本的理解，他和别的外国人真是不一样”。而我和思成非常惊讶，它真的全然没有外国人那种善意的误解，一厢情愿的期望或失望。我尤其欣赏费正清能够在谈到西方事物时使用西方词汇，谈中国事物用中国词汇，而同一个西方语言却既能让美国读者以自己的语汇来读关于中国的事，又能让中国读者用另一种语汇来读关于自己国家的事。我们对这一点都特别欣赏。

此外，我们还常常以最大的钦佩而且毫不感到羞耻地互相指出，有许多关于中国的事实我们竟是从他这里才生平第一次知道！例如，有趣的是，我从不知道玉米和白薯是这么晚才来到中国的；还有特别是那些关于中西方关系的事件。

换句话说，我们都极为赞赏费正清的这本得意之作。自从费慰梅重建武梁祠以来，梁氏夫妇还没有这么高兴过呢。

我唯一的遗憾，如果说有的话，是在这本总结性的著作中没有涉及中国艺术，尽管我也看不出艺术与国际关系何干。即便如此，艺术是我们生活中那样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要一般地谈论我们的话，艺术也是不可少的，那是我们潜意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提到艺术的时候，当然也指诗，但可能也指由我们的语言，我们特有的书法，构词，文学和文化传统所引发的情感和审美情趣。我们特殊的语言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修辞，诗，只有一部分才是直截了当的言语！……我想说的也许是，正是这种内涵丰富的“语言——诗——艺术的综合”造就了我们，使我们会这样来思索，感觉和梦想……

简言之，我认为艺术对我们精神的塑造和我们的饮食对我们身体的塑造一样重要。我深信，我们吃米饭和豆腐会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同那些大块吃牛排，大杯喝牛奶，外加奶油蛋糕或馅饼的人有所不同。同样，坐在那里研墨，耐心地画一幅山水画的人，肯定和熟悉其巴尔扎克风格或后印象主义画派和晚期马第瑟和毕加索，住在巴黎拉丁区的叛逆青年（或专程到墨西哥去旅行以一睹墨西哥壁画的年轻人）全然不是一个类型……

以上全是我自己私下里的一点书评，不过是为了想争论一下，而费正清对善意的争论总是很来劲的。寄这封信得花我一大笔钱了！

说到政治观点，我完全同意费正清。这意味着自从上次我们在重庆争论以来我已经接近了他的观点——或者说，因为两年来追踪每天问题的进展，我已经有所改变，而且觉得费正清是对的。我很高兴能够如此。顺便说一句，因为我对许多事情无知，我非常感谢费正清对中国生活，制度和历史中的许多方面的高瞻远瞩，富有教益的看法。因其对自己的事很熟悉，我常不愿去做全面的观察或试图把它闹清楚。所以读费正清的书对我们极有吸引力，我们也要让年轻一代来读它。

也许我们将很久不能见面——我们这里事情将发生很大变化，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变化，是明年还是下个月。但只要年轻一代有有意义的事可做，过得好，有工作，其他也就无所谓了。[16]

[1]本信写于1935年林徽因在北京香山养病期间。

[2]本信写于1935年，当时林徽因同父异母弟弟林恒来北京，住在梁家，林徽因的生母与这个“儿子”之间出现矛盾，林徽因为此烦恼不堪。

[3]本信写于1935年末，这一年日军全面侵略已近在眉睫，梁思成与林徽因正为南迁收拾整理。

[4]即今北京市朝阳门。

[5]1935年圣诞节，费氏夫妇离开北京回国。这是他们走后林徽因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

[6]本信写于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梁家南迁暂住长沙期间。

[7]本信写的是1937年12月24日深夜，林徽因所乘坐的长途汽车在以土匪出没著称的“七十二盘”顶上突然“抛锚”，全家人摸黑走了一段山路之后的所想所感。

[8]本信中提到的人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晃县邂逅的那批飞行员，此时他们已经从航空学校毕业，开始正式在空军服役。其中一位座机在一次空战中迫降在广西边境。

[9]本信写于1941年8月，林徽因蛰居川西小镇李庄，目睹大队日本飞机凌空飞过，往小镇扔炸弹。

[10]本信写于1946年1月，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

[11]本信写于1946年2月，林徽因带病重访昆明。当时费慰梅在重庆美国使馆新闻处工作。

[12]本信里描写的是唐家花园——当时张奚若为林徽因安排的住处。

[13]1946年7月末，梁思成与林徽因全家回到他们思念已久的北京。不久，梁思成受邀去美国进行学术访问。1947年夏，林徽因病情突然恶化，须做肾切除手术。梁思成匆匆赶回北京。这封信中描写了梁思成带给林徽因的礼物。

[14]1947年12月24日，林徽因做了肾切除，进手术室前，林徽因给费慰梅写的诀别信。

[15]林徽因出院后，在信中少有地发表了她的一些政治见解。

[16]1948年12月上旬，林徽因收到费正清的新著《美国与中国》后，给费慰梅写了最后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