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惯了。可是你呢……明儿有事吗?”
“我是闲人。要十一点才替一个学生上课呢……并且我身子很棒。”
“那就更需要睡觉了。”
“是的,我睡得像死人一样。无论什么痛苦都抵抗不了瞌睡。有时我恨透了。糟掉了多少光阴!……偶尔熬上一夜,对睡眠报复报复,我倒是挺高兴的。”
他们继续轻轻地谈着,中间隔着长时间的静默。克利斯朵夫睡着了。弗朗索瓦丝看着笑笑,扶着他的头不让它倒下来……她胡思乱想,靠窗坐着,望着漆黑的园子,园子不久也亮起来了。七点左右,她轻轻唤醒了克利斯朵夫,和他道别。
在同一个月里,她又来了一回,恰好克利斯朵夫不在家,门关着。以后克利斯朵夫把公寓的钥匙交给她,让她能随时进去。果然,好几次克利斯朵夫都出去了,她在桌上留下一小束紫罗兰,或是在纸上写几个字,涂几笔速写、漫画,——表示她来过了。
一天晚上,她从戏院出来,到克利斯朵夫家谈天。她发现他在工作,两人谈了几句,就发觉彼此都没有上回那样的兴致。她想走;可是太晚了。并非克利斯朵夫阻止她,而是她自己的意志不允许她再走。于是他们留着,都动了欲念。
他们便互相占有了。
这一夜以后,有好几个星期不见她的踪迹。他久已麻木的欲火被她在那一夜挑了起来,竟少不了她了。她不准他到她家里;他便上戏院去,躺在最后几排的位置上,心里又是爱,又是冲动,浑身打战。她演戏的时候所发泄的悲壮热烈的情绪,使他跟她一样的筋疲力尽。他终于写信给她:
“朋友,你恨我吗?要是我使你不快,还得请你原谅。”
一看到这种谦卑的话,她立刻跑来扑在他怀里,说:
“大家简简单单做个好朋友倒是更好。但既然不可能,也用不着勉强挣扎了。咱们听其自然吧!”
他们过着共同生活,可是并不住在一起,各人保持各人的自由。弗朗索瓦丝不可能和克利斯朵夫过有规律的同居生活,她的地位也不容许。只能由她到克利斯朵夫家里来,或是白天,或是黑夜,和他消磨几个钟点,但每天都回家去过夜。
在戏院停演的暑假中,他们在巴黎郊外,靠叶弗那边租了一所屋子。虽然不免有些凄凉忧郁的时间,他们的确过了些快乐的日子,心心相印和刻苦用功的日子。他们有一间精美的光线很好的卧室,居高临下,一望无际,眼底尽是碧绿的田垄。夜里,他们在**可以从窗内望见奇奇怪怪的云彩,在阴沉黯淡的天空驰骋。他们互相抱着,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听着蟋蟀的欢唱,听着雷雨的声音;泥土的呼吸,——金银树,仙人草,蔓藤,割下的干草的气味,——透到屋子里来,透入他们的身体。黑夜那么寂静。两人睡得那么甜。万籁俱寂。远处几声狗吠,几声鸡鸣。晨光透露了。在灰暗寒冷的晓色中,远钟传来早祷的声音,使身体躺在温暖的**打着寒噤,彼此靠得更紧了。群鸟在爬墙的蔓藤上醒来,嘁嘁喳喳的聒噪。克利斯朵夫睁开眼睛,屏着气,抱着一腔柔情看着身旁这个朋友的可爱的脸,看着她在爱情激动过后的惨白的颜色……
他们的爱不是自私的情欲,而是肉体也要求参与一份的深刻的友谊。他们不相妨碍,各做各的工作。克利斯朵夫的天才、慈悲、人格,都是弗朗索瓦丝非常重视的。在某些事情上她觉得自己比他年长,因此感到一种母性的快乐。她很抱憾一点儿不懂他所弹的东西:她不能领会音乐,除非在极难得的时间,才觉得有一股犷野的情绪把她控制了,但那种情绪还不是直接从音乐来的,而是由于她当时感染的热情,由于她和她周围的一切:风景、人物、颜色、声音,都感染到的那股热情。但她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神秘的语言中,同样能感觉到克利斯朵夫的才气。仿佛看着一个伟大的演员讲着外国语做戏,她自己的性灵也被鼓动起来了。至于克利斯朵夫,他创造一件作品的时候,往往把思想与热情都寄托在这个女子身上,看到这些思想与热情比在自己心中更美。跟一个这样女性、这样软弱、这样善心、这样残忍、而有时还有天才的光芒闪耀的灵魂,心心相印的结果,简直有种估计不尽的富藏。她教了他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的知识,——关于他不大认识而为她清明的目光判断得很尖刻的女人的事。他尤其靠了她而对于戏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她使他深深体味到这个一切艺术中最完美、最朴实、最丰满的艺术的精神。他这才知道戏剧是创造梦境的最奇妙的工具;她告诉他不应该为自己一人写作,像他现在这种倾向,——那是多少艺术家都免不了的,他们学着贝多芬的榜样,不肯“在有灵感的时候为一张该死的提琴写作”。——可是为了某一个舞台而写作,把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某几个演员:一个伟大的诗剧作家也不以为羞,不觉得这种办法会把自己变得渺小;因为他知道,倘若幻想是美的,那么实现这幻想当然是伟大的。戏剧像壁画一样是最严格的艺术,——是活的艺术。
大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于把这共同灵魂具体表现出来。他的理想应当像希腊古时代的诗人一样,先摆脱了自我,然后把那股吹遍人间的集体的热情放入心中。弗朗索瓦丝尤其渴望这一点,因为她没法达到这个无我之境,老是要表现自己。——一百五十年以来,个人抒情主义过分的发展,已经到了病态的阶段。一个人想求精神上的伟大,必须多感觉,多控制,说话要简洁,思想要含蓄,绝对不铺张,只用一瞥一视,一言半语来表现,不像儿童那样夸大,也不像女人那样流露感情;应当为听了半个字就能领悟的人说话,为男人说话。现代音乐唠叨不已讲着自己,遇到无论什么人都倾箱倒箧说心腹话:这是没有廉耻,不登大雅的。那颇像某些病人,津津有味地对旁人讲着自己的病状,把可厌可笑的细节描摹得淋漓尽致。弗朗索瓦丝虽非音乐家,也感觉到音乐像寄生虫般侵害诗歌的情形是种颓废的征象。克利斯朵夫先是否认,但细细想了想,觉得这说法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根据歌德的诗谱成的第一批德国歌谣是朴素的、准确的;不久,舒伯特就渗入他罗曼蒂克的感伤性;舒曼又加上他小姑娘式的多愁善感;到了雨果·沃尔夫竟变做一种特别加强的朗诵,毫无含蓄的分析,非把灵魂**裸的暴露不可了。凡是遮盖神秘的心灵的幕都被撕掉了。
克利斯朵夫对这种艺术有点儿惭愧,觉得自己也感染了。他当然不愿意复古,——那是荒唐的、违反自然的,——可是他挑出几个把思想表现得特别含蓄,具有集体艺术意识的大师,让自己熏陶一下:他重新浏览韩德尔的作品,——韩德尔因为厌恶德国民族的禁欲主义的宗教,特意把圣乐写成史诗一般,替平民写作平民歌谣。现在的困难是要找出能唤醒现代民众的情绪,像韩德尔时代的圣经那样的题材。今日的欧罗巴没有一部共同的经典了:没有一首诗,没有一节祷祠,没有一种信仰,可以说是属于大众的。这是今日所有的文人,艺术家,思想家的耻辱!为了大众而写作,为了大众而思想的人一个都没有。只有贝多芬留下几页安慰心灵的福音书;但这几页只有音乐家能够读,大多数人是永远听不到的。瓦格纳曾经想在拜罗伊特的山岗上建立一种联合全人类的宗教艺术。但他伟大的心灵已经染上当时的颓废音乐与颓废思想的污点:来到这神圣的高岗上的已非加利利的渔夫,而是一批法利赛人[3]了。
克利斯朵夫计划写一组以日常生活为根据的交响曲。他假想一阕《家庭交响曲》,可不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式[4]的,并不把家庭生活用一幅电影式的图画来表现,并不用一些传统的字母,以音乐的辞藻依着作者的意志来表现各种人物。那是对位学者的迂腐而幼稚的玩艺!……他不预备描写人物或动作,而是要说出每个人都熟悉的,都能在自己心中觅得回声的情感。第一章,表现一对青年夫妇严肃而天真的幸福,温柔的感情,和对于前途的信心。第二章是哭一个亡儿的挽歌。克利斯朵夫表现痛苦的时候竭力避免写实;没有什么个人的面貌,只有一片无边的苦难,——你的,我的,一切人的苦难,也许就是谁都逃不了的命运。因死亡而沮丧的心灵,痛苦地挣扎着,慢慢地振作起来,把它的苦难作为奉献给神明的牺牲。紧接第二章的乐曲,表现心灵继续前进,——是一支意志坚强的《赋格曲》,遒劲的线条与固执的节奏终于把整个的人感染了,把他在斗争与血泪中拖着向前,唱着威武的进行曲,抱着百折不回的信仰。最后一章是描写人生的暮景:第一章开始时的那些主题重新出现,——依然有着动人的信心和温柔的情绪,——可是更成熟了;它们受过了磨练,在痛苦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戴着光明的冠冕,向天空唱着颂歌,对无穷的生命表示虔敬与热爱。
克利斯朵夫也在古书中寻找简单的,有人情味的题目,能够诉之于大众心灵的。他选择了两个:约瑟与尼奥贝。但克利斯朵夫在这儿遇到了把诗与音乐结合起来的难题。和弗朗索瓦丝的谈话使他又想起从前和高丽纳商量过的计划(参阅卷四:《反抗》。——原注),一种介乎吟咏歌剧与话剧之间的乐剧,——以自由的语言与自由的音乐结合起来的艺术,——那是今日没有一个艺术家想到的,也是被浸**于瓦格纳传统的、墨守旧法的批评家非笑的艺术。但这的确是崭新的事业,因为要点并不在追随贝多芬、韦伯、舒曼、比才之后,虽然他们在音乐话剧方面都很有造诣;也并不在把某种朗诵配合某种音乐,竭力用颤音为粗俗的群众制造粗俗的效果;而是在于创造一种新的体裁,使歌唱的声音和近于这些声音的乐器结合起来,把音乐的幻想与嗟叹的回声羼和在优美和谐的诗句中间。这样的形式只能适用于某些有限的题材,适用于心灵的某些特殊的时间,适用于亲切的默省的境界:唯有这样才能给人一种诗的韵味。没有一种艺术比这个更含蓄更贵族化了。所以在艺术家们自命不凡而实际全是鄙俗的暴发户时代,这种艺术很少发展的机会。
他用这种方法把《圣经》上的文字谱成音乐,差不多是逐字译,——例如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重新相聚的那个不朽的故事,约瑟试过了多少方法以后,才那么感动地,那么轻轻地,说出几句使老年的托尔斯泰为之下泪的话:
“我忍不住了……告诉你们,我是约瑟;父亲还活着吗?我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失掉了的兄弟……我是约瑟……”[5]
这个美妙而自由的结合没法持久。他们在一起固然有些生活极丰满的时间,但性格相差太远了。双方性子都很暴躁,时常会发生冲突,可不是为了琐碎无聊的事:因为克利斯朵夫素来敬重弗朗索瓦丝。而可能很残酷的弗朗索瓦丝,对于一片好心待她的人也报以一片好心,无论如何不愿意伤害他。并且他们生性都很快活。她常常嘲笑自己,但照旧很痛苦:因为从前的热情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她还想着她所爱的那个坏蛋;这种割舍不掉的情形使她感到羞辱,更受不了被克利斯朵夫猜疑到这桩心事。
克利斯朵夫看见她默不做声,浑身紧张,成天在郁闷中发呆,便奇怪她为什么不快乐。现在她不是已经达到目的,成为众人景仰的大艺术家了吗?……
“是的,”她说,“可怜我不像那般女戏子,没有那种老板娘式的心思,把做戏看成做买卖。这等人一朝爬到相当的地位,嫁了个有钱的布尔乔亚,并且登峰造极,拿到一颗勋章的时候,当然心满意足了。我,我所要的可不止这些。只要一个人不是傻瓜,成名比不成名显得更空虚。这一点你是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说,“啊!天!我小时候理想的光荣绝对不是这样的。那时我对它多么热望!它在我眼里显得多光明!我远远地膜拜它,把它当作神圣的东西;哪知道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可是没关系!你出了名也有一种奇妙的后果,就是能给人好处。”
“什么好处?胜利固然胜利了。可是有什么用?一切还是照旧。戏院,音乐会,还不是跟从前一样?不过是一个新的潮流代替了旧的潮流。他们不了解你,或者是走马看花地瞅你一下;而他们已经心不在焉,想旁的事了……便是你自己,你是不是了解别的艺术家?至少你没有被别个艺术家了解。你最爱的人也和你离得多远!你忘了你和托尔斯泰那回事吗?……”
克利斯朵夫曾经写信给托尔斯泰;他对他的著作十分佩服,想把他一个通俗的短篇谱成音乐,请求他的许可,同时把自己的歌集寄给他。托尔斯泰没有答复,正如舒伯特与柏辽兹把杰作寄给歌德的结果一样。他叫人把克利斯朵夫的音乐奏了一遍,完全不懂,非常气恼。他认为贝多芬是颓废的,莎士比亚是江湖派。反之,他倒醉心于虚伪矫饰的小作家,认为《一个侍女的忏悔录》极有基督教精神。
“别人?谁?布尔乔亚的群众,那些行尸走肉似的影子吗?为这些人写作,表演吗?为他们而虚度一生,那才惨呢!”
“对!我对他们的看法也和你一样,可并不丧气。他们不见得坏到哪里去!”
“你真是个乐天的德国人!”
“他们也是像我一样的人,为什么不能了解我呢?……而他们不了解我的时候,难道我就为之发愁吗?在这些成千累万的人中间,总有一二个赞成我的……这就得啦,只要一扇天窗就能呼吸到外边的空气……你得想到那些天真的看客,那些少年,那些淳朴的老人,为你悲壮的美把他们从平庸的日子里超度出来的人。你得回想一下你自己小时候的情形!把人家从前给你的好处和快乐转给别人,——哪怕只给一个人也是好的。”
“你以为真的有人会领情吗?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爱我们的人,其中最优秀的分子是怎样爱我们的?怎样看我们的?连会不会看都成问题。他们用着使我们屈辱的方式赞美我们;他们看到无论哪个江湖派的戏子,还不是感到同样的兴趣!他们把我们归在我们瞧不起的傻子队里。凡是走红的人,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
“可是,的确是最伟大的才能传到后世,成为最伟大的人。”
“那只是距离的作用。你离得越远,山显得越高。山的高度固然是看清楚了,可是你和它离得更远了……而且谁能说这些的确是最伟大的呢?凡是默默无闻的古人,你认得吗?”
“管他!”克利斯朵夫说,“即使连一个人也感觉不到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可还是我。我有我的音乐,我爱它,我相信它;它比一切都更真。”
“在你的艺术里你是自由的,你可以为所欲为。可是我,又怎么办呢?我不得不扮演人家要我扮演的东西,一演再演,演到你心头作恶。美国有些演员把《里普》或《罗伯特·玛凯尔》[6]上演到一万次,一辈子倒有二十五年搬弄着一个无聊的角色。我们在法国虽还没到这个做牛马的地步,可是也走上这条路了。可怜的戏剧!群众所能容忍的天才只是极小量的,修正剪裁过的,洒着时行的香水的……一个‘时髦的天才’!不叫你作呕吗?……浪费的精力不知有多少!你瞧人家怎么对付摩南的?他一辈子有什么东西可演?只有两三个人物是值得久存的:一个俄狄浦斯,一个卜里安克德。其余尽是无聊的东西!可是你想想吧,他可能创造出多伟大多了不起的角色!……在法国以外,情形也不见得更好。人家把杜斯[7]怎样安排的?她的生命是为了什么消耗的?为了多少无聊的角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