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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第3页）

钟声响了。从这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钟声相应……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等到抬起头来，钟声已止，夕阳已下。克利斯朵夫被眼泪苏解了，精神被冲洗过了，听见心头像泉水似的涌出一阕音乐，眼望着一钩新月溜上天空。他被一阵脚步声惊醒之下，立刻回到房里，关了门，拴上了，让他音乐的泉源尽量奔泻出来。勃罗姆上来招呼他吃饭，敲敲门，推了几下：克利斯朵夫只是不理。勃罗姆从锁孔里张望，看见克利斯朵夫大半个身子扑在桌上，四周堆满了纸，才放心了。

过了几小时，克利斯朵夫筋疲力尽，走到楼下，发觉医生在客厅里一边看书一边等着。他过去把他拥抱了，请他原谅他来到这儿以后的行动，并且不等勃罗姆开口，自动把最近几星期中惊心动魄的事告诉了他。他跟医生提到这些，只有这么一次，而勃罗姆是否完全听清还是问题：因为一则克利斯朵夫的话没有系统，二则夜色已深，勃罗姆虽然非常好奇，也瞌睡死了。最后——时钟已经敲了两点，——克利斯朵夫发觉了，便跟主人道了晚安分手。

从此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常规。那种一时的兴奋当然不能维持，他常常觉得很悲哀，但那是普通的哀伤，不至于妨碍他的生活了。得活下去，是的，非活下去不可！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爱的人，受着忧苦侵蚀，心中存着死念，可是有一股那么丰满那么专横的生命力，便是在哀伤的言语中也会爆发，在他的眼睛、嘴巴、动作中间放射光芒。不过生命力的核心已经有条蛀虫盘踞了。克利斯朵夫常常会哀痛欲绝。他明明心里很安静，或是在看书，或是在散步：突然之间出现了奥里维的笑容，那张温柔而疲倦的脸……那好比一刀扎入了心窝……他身子摇摇晃晃，一边哼唧一边把手抱着胸部。有一次，他在琴上弹着贝多芬的曲子，跟从前一样弹得慷慨激昂……忽然他停住了，扑在地下，把头埋在一张椅子的靠枕里，喊道：“啊！我的孩子！……”

最苦的是觉得一切都“早已经历过了”。他老是遇到一些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言语，同样的经验。什么都是熟识的、预料到的。某一张脸使他想起从前看到的另外一张脸，会说出——他敢预先断定——而且真的说出，另外一个人说过的话；同样的人经历着同样的阶段，遇到同样的障碍，同样的消耗完了。有人说：“人生再没比爱情的重复更令人厌倦的了。”这句话要是不错，那么整个人生的重复不是更可厌吗？那简直会叫人发疯。——克利斯朵夫竭力不去想它，既然要活下去就不能想，而他是要活下去的。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教人非常痛苦：为了内疚，为了潜在的、压制不了的、求生的本能，而不愿意认清自己的面目！明知世界上没有安慰可言，他就自己创造安慰。明知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他偏创造生活的意义。他叫自己相信应当活下去，虽然活不活跟谁都不相干。必要的时候，他还会对自己说是死了的朋友鼓励他活的。同时他知道这是把自己的话硬放在死者嘴里。人就是这么可怜！……

克利斯朵夫重新上路，步子似乎跟以前一样的稳健了；他把心房关起来，不让痛苦闯进去。他不对别人提到他的痛苦，自己也避免和痛苦劈面相见：他好像很平静了。

巴尔扎克说过：“真正的苦恼在心灵深处刻了一道很深的沟槽，它似乎毫无动静，睡熟了，实际上却继续在腐蚀灵魂。”

凡是认识克利斯朵夫而能仔细观察他的人，看着他来来往往，弹奏音乐，有说有笑，——他居然会笑了！——一定会感到这个人虽然那么壮健，虽然眼里燃着生命之火，但精神上已经有些东西给摧毁了。

他和人生重新结合之后，就得找个生计。当然不是离开那个城市，瑞士是最安全的避难所；而且这样豪爽的主人，到哪儿去找呢？但他的傲气使他不愿意加重朋友的负担。虽然勃罗姆竭力推辞，一个钱都不肯收，他却只要找到了几处教琴的事，能付一笔固定的膳宿费给了屋主，才觉得安心。那可不容易。他轻举妄动参加革命的事到处都有人知道，一般布尔乔亚家庭当然不愿意跟这个危险的，至少是古怪的，所以是“不相宜的”人打交道。然而他靠着自己在音乐界上的名气和勃罗姆的斡旋，居然踏进了四五个胆子大一些的，或是更好奇的人家。他们也许想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示风雅，但另一方面照旧很小心地监视着他，使学生对老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勃罗姆家里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早上，各人干各人的事：医生出去看诊，克利斯朵夫出去教课，勃罗姆太太上菜市和教堂。克利斯朵夫到一点左右回来，大概总比勃罗姆早。勃罗姆不许人家等他吃中饭，所以克利斯朵夫跟年轻的主妇先吃。那在他绝对不是愉快的事，因为他对她毫无好感，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和她谈。她当然觉察人家对她的印象，可是听其自然，既不想注意一下修饰，也不愿意多用思想。她从来不先向克利斯朵夫开口。动作跟服装毫无风韵，人又笨拙，又冷淡，使一切像克利斯朵夫那样对女性的妩媚很敏感的男人望而却步。他一边想到巴黎女子的高雅大方，一边望着阿娜，不由得想道：“啊，她多丑！”

可是这并不准确；不久他发现她的头发、手、嘴，还有那双一看到他就闪开去的眼睛，都长得很美。但他心里对她的批评并不因之改变。为了礼貌，他勉强跟她搭讪，很费力地找些谈话的题目，她那方面又一点儿不合作。有两三次，他问她一些事，关于她的城市的，她的丈夫的，她本身的：可什么都问不出来。她只回答几句极无聊的话，努力装着笑容，而那种努力又使人不愉快：她笑得很不自然，声音很闷，说话断断续续，每句后面总带着难堪的静默。临了克利斯朵夫只得尽量避免跟她谈话；那也是她求之不得的。医生一回家，两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勃罗姆老是很高兴，大声嚷嚷，忙这个忙那个，非常俗气，心却是挺好。他能吃能喝，说个不停，也笑个不停。跟他在一起，阿娜还略微说几句；但他们俩谈的无非是所吃的菜和每样东西的价钱。有时勃罗姆取笑她对宗教的热心和牧师的讲道，她沉着脸，一声不出，就在饭桌上生气了。医生多半讲着他看病的情形，津津有味地描写某些可怕的病象；那种刻划入微、淋漓尽致的叙述，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拿饭巾丢在桌上，不胜厌恶地站起来，把医生看得乐死了；他立刻打断了话，一边笑一边道歉。可是下一餐上他又来了。这些医院里的笑话，似乎能够使麻木不仁的阿娜听了快活的。她会突然之间笑起来，而且是种狞笑，有些兽性的意味。实际上她对她所笑的事也许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的厌恶。

下午，克利斯朵夫很少学生。医生跑在外面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往往和阿娜留在家里，可并不见面。各人干着自己的工作。最初勃罗姆要克利斯朵夫教阿娜弹琴，说她还有相当的音乐天分。克利斯朵夫要阿娜弹些东西给他听。她虽然不大高兴，却也不推三阻四，照例态度冷冰冰的，弹得非常机械，毫无表情：一切音符都是相等的，没有一点儿抑扬顿挫，为了翻谱，她会若无其事地把弹了一半的乐句停下来，然后再从容不迫地接下去。克利斯朵夫气坏了，不等曲子弹完就走掉，免得说出粗野的话得罪她。她可并不慌，声色不动地直弹到最后一个音，对于他的失礼毫无伤心或生气的表示，甚至也没十分留意。但从此他们之间再也不提音乐了。有几天下午，克利斯朵夫照例是出去的，倘若突然之间回家，就会发现阿娜在那儿练琴，冷冷的，毫无兴致，可是态度很固执，把同一乐节弹上四五十遍也不厌倦，也不兴奋。知道克利斯朵夫在家的时候，她从来不弄音乐。她的时间除了虔修之外，都花在家务上：缝这个，缝那个，监督女佣，特别注意整齐清洁。丈夫认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有点儿古怪，据他说是“像所有的女人一样”；但也“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很忠诚。关于最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心里不表同意，觉得勃罗姆的心理学太简单了；但反正是勃罗姆的事，想它干吗！

日子这样一天天的过去。克利斯朵夫又有了精力。勃罗姆过分的，但是真诚的好意，屋子里的清静，日常生活的有规律，特别丰富的日耳曼式的饮食，把他结实的身体给恢复了。肉体已经和以前一样的健康，但精神上还是病着。新长出来的气力只有加强骚乱的心绪，因为它始终不曾恢复平衡，有如一条装载不平均的船，受到一点极小的震动就会跳起来。

他完全孤独，跟勃罗姆谈不到精神上的相契，与阿娜的交际仅仅限于早晚的招呼，和学生又毫无好感可言：因为他公然表示，以他们的才具，最好还是放弃音乐。城里他一个人都不认得。而这也不完全是他的过失。固然他自从奥里维死后老是很孤独地待在一边，但周围的人也根本不让他接近。

他住的那个古城颇有些聪明强毅之士，但都是骄傲的特权阶级，自得自满，与外界不相往来的。他们是一般布尔乔亚的贵族，爱好工作，教育程度很高，可是胸襟狭窄，奉教非常热心，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自己的城市是最优秀的城市，沾沾自喜地厮守着他们分支繁衍的古老的家族。每一家规定好一个招待亲属的日子，余下的时间便门禁森严。这些实力雄厚的世家从来不想炫耀财富，彼此都是知道底细的：这就够了；别人的意见根本无足重轻。有些百万富翁穿得像小布尔乔亚一样，声音嘶嗄，讲着别有风趣的土话，天天一本正经地上公事房，即使到了连一般勤谨的人也要退休的年纪还是照常办事。太太们自命为精通治家之道。女儿是没有陪嫁的。有钱的父母要子女像自己一样辛辛苦苦地去挣他们的家业。日常生活过得非常节俭：那些巨大的财产有极高尚的用途，例如收藏艺术品，办美术馆，襄助社会事业。慈善机关和博物院常常收到数目很大的、隐名的捐款。这种又伟大又可笑的现象都是属于另一时代的。大家只知道有自己，似乎不知道外边还有别的世界。其实为了商业关系，为了交游广阔，为了教儿子们到远方去游学，他们对外边的世界很熟悉。可是无论什么出名的东西，无论哪个国外的名流，在他们心目中一定要经过他们认可之后才算成立。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也管束极严，互相支持，互相监督。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集体意识，凭着一致的宗教观念与道德观念，把个人的许多不同点——在那些性格刚强的人身上特别显著的不同点——给遮掉了。每个人都奉行仪式，都有信仰。没有一个人敢有一点儿怀疑，即使怀疑也不愿意承认。你休想掏摸他们的心事：因为知道受着严密的监视，谁都有权利窥探别人的心，所以他们格外深藏。据说连那些离开乡土而自以为独立不羁的人，一朝回到本乡，照旧会屈服于传统，习惯和本城的风气：最不信仰的人也不得不奉行仪式，不得不信仰。在他们眼里，没有信仰是违反天性的，没有信仰的人是低级的、行为不端的人。只要是他们之中的一分子，就决不能回避宗教义务。不参加教礼等于永远脱离自己的阶级。[1]

在这城市、阶级、团体三重束缚之下，一个人的心灵是给捆住了。无形的压力把各种性格都约束了。其中多半是从小习惯的，——从几百年来就习惯的；他们认为这种压迫很卫生；倘若有人想摆脱，就是不合体统或不健全。看到他们心满意足的笑容，谁也想不到他们心里有什么不舒服。但人的天性也要报复一下的。每隔相当时候，必有几个反抗的人，或是倔强的艺术家，或是激烈的思想家，不顾一切地斩断锁链，使当地的卫道之士头痛。但卫道之士非常聪明，倘若叛徒没有在半路上被压到，倘若比他们更强，那么他们不一定要把他打倒，——打架总难免闹得满城风雨，——而设法把他收买。对方要是一个画家，他们就把他送入美术馆；要是思想家就送入图书馆。叛徒大声疾呼说些不入耳的话，他们只做不听见。他尽管自命为独往独来，结果仍旧被同化了。毒性被中和了。这便叫作以毒攻毒的治疗。——但这些情形很少有，叛徒总是在半路上被扼杀的居多。那些安静的屋子里藏着不知多少无人知道的悲剧。里头的主人往往会从从容容的，一声不响跑去跳在河里；再不然在家中幽居半年，或者把妻子送进疗养院。大家把这些事满不在乎的谈着，态度的冷静可以说是本地人最了不起的特点之一，即使面对着痛苦与死亡也不会受影响。

这些严肃的布尔乔亚，因为看重自己人，所以对自己人很严；因为瞧不起别人，所以对别人比较宽。对于像克利斯朵夫一般的外侨，例如德国的教授，亡命的政客，他们都相当宽大，觉得跟自己无关痛痒。并且他们爱好智慧，决不为了前进的思想而惊慌，知道自己的儿孙是不受影响的。他们用着冷淡的、客气的态度对待外侨，不让他们亲近。

克利斯朵夫毋须人家有所表示。那时他正特别敏感，到处看到自私自利与淡漠无情，只想深自韬晦。

勃罗姆的病家在社会上是个范围很小的小圈子，属于新教中教规极严的一派，勃罗姆太太也是其中一分子。克利斯朵夫名义上是旧教徒出身，事实上又已经不信仰了，所以更受到歧视。而他那方面也觉得有许多事看不上眼。他虽则不信仰，可是脱不了先天的旧教精神：理智的成分少，诗的意味多，对于人性取着宽容的态度，不求说明或了解，只知道爱或是不爱；同时他在思想方面和道德方面保持着绝对的自由，那是他无形中在巴黎养成的习惯。因此他和极端派的新教团体冲突是必然的事。加尔文主义的缺陷在这个宗派里格外显著，那是宗教上的唯理主义，把信仰的翅膀斩断了，让它挂在深渊上面：因为这唯理主义的大前提和所有的神秘主义同样有问题，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把诗变了散文。它是一种精神上的骄傲，对于理智——他们的理智——抱着一种绝对的、危险的信仰。他们可以不信上帝，不信灵魂不灭，但不能不信理智，好似旧教徒不能不信仰教皇，拜物教徒不能不崇拜偶像。他们从来没想到讨论这个“理智”。要是人生和理性有了矛盾，他们宁可否定人生。他们不懂得心理，不懂得天性，不懂得潜伏的力，不懂生命的根源，不懂“尘世的精神”。他们造出许多幼稚的、简化的、雏型的人生与人物。他们中间颇有些博学而实际的人，读书甚多，阅历不少，但看不见事物的真相，只归纳出一些抽象的东西。他们贫血得厉害；德行极高，但没有人情味：而这是最要不得的罪恶。他们心地的纯洁往往是真实的，并且高尚、天真，有时不免滑稽，不幸那种纯洁在某些情形之下竟有悲剧意味，使他们对别人冷酷无情，——不是由于愤怒，而是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们怎么会迟疑呢？真理、权利、道德不是都在他们手里吗？神圣的理智不是给了他们直接的启示吗？理智是一颗冷酷的太阳，它放射光明，可是叫人眼花，看不见东西。在这种没有水分与阴影的光明底下，心灵会褪色，血会干枯的。

至于艺术界，克利斯朵夫很少机会。也没有心思去和它发生关系。当地的音乐家多半是保守派的好好先生，属于新舒曼派或勃拉姆斯派的，克利斯朵夫跟这些乐派是斗争过的。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管风琴师克拉勃，开着一家出名的糖果店；他是个诚实君子，出色的音乐家，照某个瑞士作家的说法，要不是“骑在一匹被他喂得太饱的飞马上”，他还能成为更好的音乐家；——另外一个是年轻的犹太作曲家，很有特色，很有气魄，情绪很**；他也开着铺子，卖瑞士土产：木刻的玩艺儿，伯尔尼的木屋和熊等等。这两个人因为不把音乐做职业，胸襟都比较宽大，很乐意亲近克利斯朵夫；而在别的时期，克利斯朵夫也会有那种好奇心去认识他们的，但那时他对艺术，对人，都毫无兴趣，只感到自己和旁人不同的地方而忘了相同的地方。

他唯一的朋友，听到他吐露思想的知己，只有在城里穿过的那条河，就是在北方灌溉他故乡的莱茵。在它旁边，克利斯朵夫又想起了童年的梦境。但在心如死灰的情形之下，那些梦境也像莱茵一样染着阴惨惨的色调。黄昏日落的时候，他在河边凭栏眺望，看着汹涌的河流，混沌一片，那么沉重、黯淡，急匆匆地老是向前流着，一眼望去只有动**不已的大幅的轻绡，成千成万的条条流水，忽隐忽现的漩涡：正如狂乱的头脑里涌起许多杂乱的形象，永远在那里出现而又永远化为一片。在这种黄昏梦境中，像灵柩一样飘流着一些幽灵似的渡船，没有一个人影。暮色渐浓，河水变成大块的青铜，照着岸上的灯火乌黑如墨，闪出阴沉的光，反射着煤气灯黄黄的光，电灯月白色的光，人家窗里血红的烛光。黑影里只听见河水的喁语。永远是微弱而单调的水声，比大海更凄凉……

克利斯朵夫几小时地听着这个死亡与烦恼的歌曲，好容易才振作起来，爬上那些中间剥落的红色的石级，穿过小巷回家，他身心交瘁，握着砌在墙头里的，被高头教堂前面空漠的广场上的街灯照着发光的栏杆……

他再也弄不明白了：人为什么要活着？回想起亲眼目睹的斗争，他不由得丧然若失，佩服那批对信念锲而不舍的人。各种相反的思想，各种不同的潮流，循环不已：——贵族政治之后是民主政治；个人主义之后是社会主义；古典主义之后是浪漫主义；尊重传统之后又追求进步：——交相起伏，至于无穷。每一代的新人，不到十年就会消磨掉的新人，都深信不疑地以为只有自己爬到了最高峰，用石子把前人摔下来；他们忙忙碌碌，叫叫嚷嚷，抓权，抓光荣，然后再被新来的人用石子赶走，归于消灭……

克利斯朵夫这样想着，人生却在准备给他一个可怕的否定的答复。奇迹是到处有的，好比石头中的火，只要碰一下就会跳出来。我们万万想不到自己胸中有妖魔睡着。

……别惊醒我，啊！讲得轻些吧！……[2]

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在钢琴上即兴，阿娜站起身来出去了，这是她在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常有的事。仿佛她讨厌音乐。克利斯朵夫早已不注意这些，也不在乎她心里怎么想。他继续往下弹；后来忽然想起要把所弹的东西记下来，便跑到房里去拿纸。他打开隔室的门，低着头往暗里直冲，不料在门口突然跟一个僵直不动的身体撞了一下。原来是阿娜……这么出其不意的一撞吓得她叫起来。克利斯朵夫生怕她撞痛了，便亲切地抓着她的两只手。手是冰冷的，人好像在发抖，——大概是受了惊吓吧？

他没听见她说找什么，也许她根本没说出来。他只觉得她在黑暗里找东西很奇怪。但他对于阿娜古怪的行动已经习惯了，也不以为意。

过了一小时，他又回到小客厅和勃罗姆夫妇坐在一起，在灯下伏在桌上写音乐。阿娜靠着右边，在桌子的另外一头缝东西。在他们后面，勃罗姆坐在壁炉旁边一张矮椅子上看杂志。三个人都不说话。淅沥的雨点断断续续打在园中的砂上。克利斯朵夫原来把大半个身子歪在一边，那时为了要完全孤独，更掉过身去，背对着阿娜。他前面壁上挂着一面镜子，反映着桌子，灯和埋头工作的两张脸。克利斯朵夫似乎觉得阿娜在望他，先是并不在意，后来脑子里老转着这个念头，便抬起眼睛瞧了瞧镜子……果然阿娜望着他，而且那副目光使他呆住了，不由得屏着气把她仔细打量。她不知道他在镜子里看她。灯光映着她苍白的脸，那种惯有的严肃与静默显得她心里郁积着一股暴戾之气。她的眼睛——他从来没机会看清楚的陌生的眼睛——盯在他身上：暗蓝的巨大的瞳子，严峻而火辣辣的目光，悄悄地抱着一股顽强的热情在那里搜索他的内心。难道这是她的眼睛吗？他看到了，可不相信。他是不是真的看到呢？他突然转过身来……她眼睛低下去了。他跟她搭讪，想强迫她正面望他。可是她声色不动地回了话，始终低着头做活，没有抬起眼睛，你只能看到围着黑圈的眼皮和又短又紧密的睫毛。要不是克利斯朵夫头脑清楚，很有把握的话，他又要以为那是个幻象了。但他的确知道他是看到的……

然后他又集中精神工作，既然对阿娜不感兴趣，也就不去多推敲这个奇怪的印象。

过了一星期，他在琴上试一支新作的歌。勃罗姆一半由于摆丈夫的架子，一半由于打趣，素来喜欢要太太弹琴或唱歌，这一晚的要求特别来得恳切。往常阿娜只说一句斩钉截铁的话；以后不论人家如何要求，恳请，揶揄，再也不屑回答，咬着嘴唇，只做不听见。但那天晚上，出乎勃罗姆和克利斯朵夫意料之外，她居然收起活儿，站起身来向钢琴走过去了。这是一支她连看都没看过的歌，她竟自唱了，而唱的结果简直是奇迹。声音沉着，完全不像她说话时那种嘶嗄的，蒙着一层什么的口音。一开始她就把音唱准了，既不慌张，也不费力，音乐给表现得极有气魄，而且很纯粹，很动人；她自己也达到热情奔放的境界，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激动，觉得她唱出了他的心声。她唱着，他望着她呆住了；这一下他才第一次把她看清楚。阴沉的眼睛里有股野性，表示热情的大嘴巴，边缘很好看的嘴唇，肉感的笑容并不秀媚，有点儿杀气，露出一副雪白的很好的牙齿；一只美丽结实的手放在琴谱架上；壮健的体格被狭窄的衣服紧束着，被过于简单的生活磨瘦了，但一望而知是年轻的，精力充沛，线条非常和谐。

从那一天起，克利斯朵夫对阿娜留神观察了。她又恢复了不声不响，冷淡麻木的态度，只管没头没脑地做活，叫丈夫都看了气恼；其实她是借工作来压制骚乱的天性，不让那些暧昧的思想抬头。克利斯朵夫看来看去，只看到她和早先一样是个动作发僵的布尔乔亚。有时她一事不做地瞪着眼睛出神。你刚才发觉她这样，过了一刻钟还是这样，一动也没动过。丈夫问她想些什么，她便惊醒过来，微微一笑，回答说不想什么。而这也是事实。

她无论碰到什么事都镇静自若。有一天她梳妆的时候，酒精灯爆裂了。一刹那间，阿娜四周布满了火焰。女仆一边呼救一边逃。勃罗姆着了慌，手忙脚乱，叫叫嚷嚷，吓坏了。阿娜撕掉了梳妆衣上的搭扣，把着火的内衣从腰部扯去，踩在脚下。等到克利斯朵夫慌乱中抢着一个水瓶奔来，阿娜只剩着件内衣，露着胳膊，立在一张椅子上，不慌不忙地在那里扑灭窗帘上的火焰。她身上灼伤了，却一句不提，只觉得被人看到这副服装很气恼。她红着脸，笨拙地用手遮着肩头，因为有失尊严而气哼哼地走到隔壁屋里去了。克利斯朵夫很佩服她的镇静，可说不出这种镇静是表示她勇敢呢还是表示她麻木。他以为大概是后者的成分居多。实际上，她对什么都不关心，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一样。克利斯朵夫甚至怀疑她没有心肝。

等到他又看见了一桩事，更毫无疑问地把她断定了。阿娜有一条小黑狗，眼睛挺聪明挺温和，全家都很疼它。克利斯朵夫关起房门工作的时候，常常把它抱在屋子里，丢下工作，逗它玩儿。他要出门，它就在门口等着，紧盯着他：它需要有个散步的同伴。它在前面拼命飞奔，不时停下来，对自己的矫捷表示得意，眼睛望着他，挺着胸部，神气俨然。它会对着一块木头狂叫，但远远的看到了别的狗就溜回来，躲在克利斯朵夫**直打哆嗦。克利斯朵夫笑它，疼它。他与世不相往来之后，和动物更接近了，觉得它们很可怜。这些畜牲只要得到你一些好意，就对你那么信赖！它们的性命完全操纵在人手里，所以要是你虐待这些向你输诚的弱者，简直是滥用威权，犯了一桩可怕的罪恶。

那条可爱的小黑狗虽然对大家都很亲近，还是最喜欢阿娜。她并不特别宠它，只是很乐意把它抚摩一下，让它蹲在膝上，也照顾它的食料，似乎尽她可能喜欢它。有一天，小黑狗差不多当着主人们的面，被街上的汽车撞倒了。它还活着，叫得非常悲惨。勃罗姆光着头跑出去，搂着那个血肉模糊的东西回来，想至少减轻它一些痛苦。阿娜过来瞅了一眼，也不弯下身子细看，便不胜厌恶地走开了。勃罗姆含着泪，眼看这小东西受着临终的痛苦。

“那有什么办法？”她回答，“最好还是不去想它。”

他听了先是恨阿娜，后来想起那句滑稽的回答，不禁笑起来，私忖阿娜倒大可以把怎么能不想到悲哀的事的秘诀教给他。对于那些幸而没有心肝的人，生活不是很容易对付吗？他想要是勃罗姆死了，阿娜也不见得会怎么难过，于是他觉得自己幸而没结婚。与其终生跟一个恨你的，或者（更要不得的）把你看作有等于无的人在一起，还是孤独比较少痛苦些。的确，这女人对谁都不爱。那个规矩极严的教派使她的心干枯了。

十月将尽的时候，她有件事使克利斯朵夫大为奇怪。——大家在吃饭，克利斯朵夫和勃罗姆谈着一件轰动全城的情杀案。乡下有两个意大利姐妹爱着一个男人。两人因为都不愿意牺牲，便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哪一个退让，而所谓退让是自动投入莱茵河。等到抽过了签，倒霉的一个却不大愿意接受这决定。另外一个对于这种不顾信义的行为大为愤慨。两人先是咒骂，继而动武，终而至于拔刀相向；随后，突然之间变了风向，姐妹俩哭着拥抱起来，发誓说她们是相依为命的；可是她们又不能退一步分享一个情人，便决定把情人杀死。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一天夜里，两个姑娘把那个自以为艳福不浅的男人叫到她们房中；一个把他热烈地抱着，另外一个拿刀刺入他的背脊。人家听到叫喊，赶来把他从两个情人怀中抢下来，已经受了重伤；同时她们也被捕了。她们抗辩说，这件事谁也管不了，唯有她们俩是当事人，只要她们同意把属于她们的人处死，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干涉。那受伤的男人差不多也同意这种说法；可是法律不了解，勃罗姆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