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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第3页）

可是克利斯朵夫的厌恶是没用的：一听到这音乐，他照旧被作者恶魔般的意志抓住了，和别人一样的激动，也许更厉害。他笑着，哆嗦着，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好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于是他认为，在那些有这种飓风般的威力的人是百无禁忌的。他在唯恐幻梦破灭而战战兢兢地打开的神圣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情绪和当年一样热烈，什么也没有减损作品的纯洁：那时他快活地叫起来了。这是他在大风浪中抢救出来的光荣的遗物。多运气啊！他似乎把自己救出了一部分。而这怎么不是他自己呢？他所痛恨的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可不就是他的血和肉，就是他最宝贵的生命吗？他所以对他们这样严，因为他对自己就是这样严。还有谁比他更爱他们呢？舒伯特的慈祥，海顿的无邪，莫扎特的温柔，贝多芬的英勇悲壮的心，谁比他感觉得更真切？韦伯使他神游于喁喁的林间，巴赫使他置身于大寺的阴影里面，顶上是北欧灰色的天空，四周是辽阔无垠的原野，大寺的塔尖高耸云际……在这些境界中谁比他更虔诚呢？——然而他们的诳语使他痛苦，永远忘不了。他把谎言归咎于民族性，认为只有伟大是他们自身的。那可错了。伟大与缺点同样是属于这个民族的，——它的雄伟而**的思潮，汇成一条音乐与诗歌的最大的河，灌溉着整个欧罗巴……至于天真的纯洁，他能在哪一个民族中找到而敢于对自己的民族这样苛求呢？

可是他完全没想到这些。仿佛一个宠惯的孩子，他无情无义地把从母亲那边得来的武器去还击母亲。将来，将来他才会发觉受到她多少好处，发觉她多么可贵呢……

但这小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对幼年时代的一切偶像反抗的时期。他恨自己，恨他们，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地相信了他们。——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通通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

克利斯朵夫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厌恶一切的关头。本能逼着他把满肚子不消化的东西一齐淘汰。

第一先得摆脱那种令人恶心的多愁多病的情绪，那在德国人心中点点滴滴流出来的时候，像是从潮湿的地道里来的，有股霉烂的气息。来点儿光明吧！来点儿光明吧！像雨点一样多的歌[9]，涓涓不绝地流出德国人的心情，散布着瘴气、臭味，必须来一阵干燥峭厉的风把它们一扫而空才好。歌的题材永远脱不了什么欲望，思乡，飞翔。请问，为何？敬月，敬星，献给夜莺，献给春天，献给太阳；或是什么春之歌，春之快乐，春天的旅行，春夜，春讯；或是爱情的声音，爱情的圆满，情话，情愁、情意；或是花之歌，花之敬礼，花讯；或是我心殷殷，我心如捣，我心已乱，我眼已花；还有是跟蔷薇、小溪、斑鸠、燕子等等来一套天真而痴騃的对白；再不然是提出些可笑的问句，——“要是野蔷薇没有刺的话”，——“燕子筑巢的时候，她的配偶是老的一个呢，还是新结合的？”——总而言之，全是春花秋月，触景生情，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多少美妙的东西给亵渎了，多少高尚的感情被滥用了！而最糟的是，一切都是浪费掉的，老在公众前面把自己的心**裸地拿出来，只想亲热的，愣头愣脑的，向人大声诉说衷曲。明明无话可说而偏偏絮絮不休！这些唠叨难道没有完的吗？——喂！池塘里的青蛙，你们静静行不行！

克利斯朵夫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表白爱情时的谎言，因为他更有资格拿它和事实相比。那套如泣如诉而循规蹈矩的情歌的公式，跟男子的情欲与女人的心都不相干。可是爱情这回事，写作的人也经历过来，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的！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恋爱的吗？不，不，他们是扯谎，照例地扯谎，对自己扯谎；他们想要把自己理想化……而所谓理想化就是不敢正视人生，不敢看事情的真相——到处是那种胆怯，没有光明磊落的气概。到处是装出来的热情，浮夸的戏剧式的庄严，不论是为了爱国，为了饮酒，为了宗教，都是一样。所谓酒歌，只是把拟人法应用到酒和杯子方面去的玩艺儿，例如“你，高贵的酒杯啊……”等等。至于信仰，应该像泉水一般从灵魂中出其不意地飞涌出来的，这里却是像货物一样故意制造出来的。爱国的歌曲仿佛是写来给一群绵羊按着节拍咩咩的叫的……哎！你们大声的吼吧！……怎么！难道你们竟永远的扯谎，——永远的理想化，——连喝醉的时候，厮杀的时候，疯狂的时候也要扯谎吗？

但他给热情蒙蔽了。缥缈的雾，贫血的谎言，“没有阳光的幽灵式的思想”使他浑身冰冷。他尽着全部的生命力向往于太阳。他一味逞着青年人的血气，瞧不起周围的虚伪或是他假想的虚伪；他没看到民族的实际的智慧在那里逐渐造成一些伟大的理想，把粗野的本能加以驯服或加以利用。要使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既不是靠些片面的理由，靠些道德的与宗教的规律所能办到，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家，教士与哲学家所能胜任：必须几百年的苦难和考验，才能磨炼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

然而克利斯朵夫照旧作曲；而他指责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能避免。因为创作在他是一种抑捺不住的需要，不肯服从智慧所定的规律的。一个人创作的动机并不是理智，而是需要。——并且，尽管把大多数的情操所有的谎言与浮夸的表现都认出来了，仍不足以使自己不蹈覆辙，那主要是得靠长时期艰苦的努力的。在现代的社会里，大家秉受了多少代懒惰的习惯之后，更不容易绝对的守真返朴。而有一般人，有一些民族，尤其办不到；因为他们有种不知趣的痼癖，在极应当缄口的时候，偏偏让自己的心唠叨不已。

克利斯朵夫还没认识静默的好处：在这一点上他的精神是纯粹德国式的；同时他也没有到懂得缄默的年纪。由于父亲的遗传，他爱说话，爱粗声大气地说话。他自己也觉察到，拼命想改掉；但这种挣扎反而使他一部分的精力变得麻痹了。此外他还得跟祖父给他的另外一种遗传斗争，就是要准准确确地把自己表现出来极不容易。他是演奏家的儿子，卖弄技巧对他有很大的**，当然是危险的**：那是纯粹属于肉体方面的快感，能够把肌肉灵活运用的快感，克服困难，炫耀本领，迷惑群众，一个人控制成千成百的人的快感。虽然追求这种快感在一个青年人是可以原谅的，差不多是无邪的，但对于艺术对于心灵究竟是个致命伤。那是克利斯朵夫知道的，是他血统里固有的；他竭力唾弃而结果仍免不了让步。

因此，种族的本能与自己天赋的本能都在鼓动他，过去的重负像寄生虫般黏着他，使他无法摆脱，他只能摇摇晃晃地前进，而结果已经和他深恶痛绝的境界相去不远。他当时所有的作品，全是真实与夸张，明朗的朝气与口齿不清的傻话的混合品。前人的性格束缚着他的行动，他的个性难得能突破包围透露出来。

并且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帮助他跳出泥潭。他自以为跳出的时候，实际却是陷得更深。他暗中摸索，屡次尝试，屡次失败，糟蹋了许多精神与时间。甜酸苦辣的味道他都尝过了，创作的**使他心绪不宁，也辨别不出自己的作品中哪些是有价值的。他想着些荒唐的计划，轮廓庞大而宣传哲理的交响诗，把自己难住了。可是他又太真诚，不能长此拿这些妄想来骗自己；他还没有动手起草，已经不胜厌恶地把那些计划丢开了。或者他想把最没法下手的诗歌谱成序曲。于是他在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园地中迷了路。等到他亲自动手写脚本的时候（因为他自以为无所不能），那就完全是荒谬绝伦的东西，他又想采用歌德、克莱斯特[10]、赫贝尔[11]，或莎士比亚的名著，可是把原作的意义都误解了。并非因为他缺少聪明，而是缺少批评精神；他不了解别人，因为太想着自己，他到处只看见自己那个天真而浮夸的心灵。

但他往往觉得诗人的作品太文雅，宁愿采用最简单的题材，什么古老的歌，在善书里谈到的年代悠久的敬神的民谣；他特意不用它们原有的赞美歌性质，而大胆地用世俗的、活泼的手法去处理。或者他利用一些成语，甚至随便听到的几句话，民众的对白，儿童的感想，这一类笨拙而平淡的语言反透露出最纯粹的感情。在这等地方，他是得其所哉了，他自己不觉得，可的确达到了深刻的境界。

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坏的居多，——他所有作品都充满着生命力。当然不是全部新鲜的东西，那还差得远呢。克利斯朵夫往往就因为真诚而显得平凡；有时他不惜采用人家早已用过的形式，因为他觉得这种形式能够准确表现他的思想，而且因为他的感觉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求新奇，以为只有平庸之极的人才操心这种问题。他但求说出自己的感觉，决不问前人有没有说过。他很骄傲地相信，这才是求新奇的最好的办法；世界上不是永远只有一个克利斯朵夫吗？凭着青年人目空一切的气概，他认为古往今来还一无成就，一切还得开始或是从头再做。因为觉得内心这样的充实，人生这样的无穷无极，他就处于得意忘形的、欢欣鼓舞的境界。时时刻刻都在欢欣鼓舞。这种心绪也用不着快乐来支持，便是悲哀它也能够适应：他的力是他欢欣鼓舞的泉源，是一切幸福，一切德性之母。生活吧，尽量地生活吧！……凡是感觉不到自己有这种力的醉意，这种生的欢欣（哪怕是极痛苦的生活）的人，便不是艺术家。这等于一块试金石。必须不问欢乐与痛苦都能够欢欣鼓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门德尔松或勃拉姆斯，仅仅像十月的雾，像淅沥的细雨，从来没有这种神通。

这种神通克利斯朵夫却是有的；他以天生的戆直冒昧的性格，尽量在人前显露他的快乐。他不觉得这种举动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跟旁人分享他的快乐。他没想到这种快乐会伤害大多数没有这快乐的人。同时他也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他就是极有自信，认为把自己的信念告诉人家是挺自然的。他把自己的丰满和一般音符制造家的贫弱作了一个比较，觉得要人家承认他的优越是极容易，太容易了。只消把自己拿出去就行。

大家等着他。

克利斯朵夫并不隐瞒他的感想。自从明白了德国人的虚伪，对什么都不愿意看到真相之后，他就决意要表露自己的真诚，绝对的、不稍假借的真诚，对任何人任何作品都不留余地。又因为他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走极端，便说出许多荒唐的话骇人听闻。而他的小孩子脾气也真是可惊。只要碰到一个人，他就马上说出他对德国艺术的感想，好似一个人有了奇妙的发现，不愿留为独得之秘。别人听了会对他不满意，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一发觉某一部名作里头有什么荒谬的地方，他就一心想着这个问题而急于逢人便诉，不管听的人是音乐家或是业余的爱好者。他得意洋洋地发表他的怪论。旁人先还不当真，听了他的胡说八道笑笑。可是不久他们发觉他老说着这一套，一味坚持的作风未免趣味恶劣。克利斯朵夫的那些怪论，显而易见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深信不疑的，那时大家就不觉得有趣了。并且他肆无忌惮，公然在音乐会里叫叫嚷嚷，发表他刻薄的议论，或者明白表示瞧不起那般声名显赫的大师。

在小城里，什么都会不胫而走地传播开去的：克利斯朵夫说的话，一句也没有漏过人们的耳朵。他去年的行为已经惹动公愤。大家没有忘掉他和阿达那种招摇的无耻的行动。他自己倒是记不起了：岁月递嬗，往事都成陈迹，现在的他和从前的他已经渺不相关。但别人替他一一想起：所有的小城市自有一般人把街坊邻舍的过失，污点，悲惨的、丑恶的、不愉快的事件，全部牢记在心，仿佛这是他们在社会上的职务。克利斯朵夫的案卷中，在过去的话柄之外，如今又加上一批新的。两相对照，事情给衬托得更明显了。从前是触犯礼教，现在又伤害了风雅。最宽容的人说他是“标新立异”，大多数却肯定他是“完全疯了”。

还有另一种更危险的舆论在外边开始传布；因为是从最高方面来的，所以更轰动一时：据说克利斯朵夫在继续供职的宫廷中，胆敢对大公爵本人也不成体统地毁谤德高望重的大师；他把门德尔松的《哀丽阿》[13]称作伪善的牧师的废话，把舒曼的一部分歌也同样加以侮辱；而克利斯朵夫这种话还是正当威严的亲王们表示尊重这些作品的时候说的。大公爵冷冷地回答说：“听你的话，先生，有时人家竟会疑心你不是德国人。”

这句报复的话，从那么高贵的人嘴里吐出来，直流传到街头巷尾。凡是妒忌克利斯朵夫的声名，或为了其他的私仇而和他过不去的人，立刻补充说，他的确不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大家记得他父系方面是佛兰德族，外方来的移民毁谤他所在国的荣誉当然不足为奇。这一下可把事情解释明白了，而日耳曼民族除了看不起敌人以外，也更有理由抬高自己的身价了。

因此，克利斯朵夫的心腹话尽管有一千个理由不会受任何人欢迎，但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可以受到西格蒙·奥赫的欢迎。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不久就要告老，克利斯朵夫虽然年纪很轻，可大有继承的希望。奥赫既是纯粹的德国人，当然承认克利斯朵夫有这个资格，既然宫廷方面这样宠任他。可是奥赫自命不凡，以为倘若宫廷方面多了解他一点，他自己更有资格当指挥。所以看到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而故意扮着正经面孔跑进戏院的时候，他就堆起一副异样的笑容，来接受克利斯朵夫倾箱倒箧的心腹话了。

“哦，”他狡猾地说，“又有什么新的杰作吗？”

克利斯朵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回答：“啊！朋友！这一件作品可是登峰造极了……要是你听到的话……该死！那太美了！唉，将来能听到这个曲子的，简直是天赐之福！大家听过以后连死也甘心的了。”

听到这种话的可不是个聋子。奥赫并不一笑置之，也不拿这种幼稚的狂热嘻嘻哈哈地打趣一番。克利斯朵夫的脾气是倘使有人指出他的可笑，他自己就会先笑的。可是奥赫假装听得出神，逗克利斯朵夫多说一些傻话；等到一转背，就赶快添枝接叶地把这些话柄传播出去。大家先在音乐家的小圈子里把他挖苦一阵，然后好不心焦地等机会来批判那些可怜的作品。——可怜的作品，不曾问世已经被判决了。

作品终于露面了。

几次的预奏会还平静无事。虽然乐队绝对不了解所奏的作品，各人心里对这种古怪的新音乐非常骇异，但还来不及有什么意见；尤其在群众没有表示的时候，他们决不能有何主张。看到克利斯朵夫那么自信，他们也就俯首帖耳地接受了。一般音乐师都很能服从，很有纪律，像一切良好的德国乐队一样。唯一的困难倒是在女歌唱家方面。她就是上次音乐厅中穿蓝衣服的太太，在德国很有声望，曾经在德累斯顿和拜罗伊特扮演瓦格纳剧中的主角，肺量的宏大是没有话说的。她虽然学会了瓦格纳派最得意的咬音的艺术，把辅音唱得高扬，元音唱得沉重像击锤一样，可是就因为这样，她没有懂得自然的艺术。她对付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办法：所有的音都加强，所有的音节仿佛穿着铅底鞋子在那里重甸甸地拖，每一句都带着悲剧的气息。克利斯朵夫要求她把戏剧化的成分减少一些。她先还乐意听从，可是天生笨重的声音和卖弄嗓子的习惯使她无法控制。克利斯朵夫变得心烦意躁，告诉这位可敬的太太，说他是要叫人类说话，而不是要巨龙法弗奈[14]吹小号。她听了这种不客气的话当然大不高兴。她回答说谢谢上帝，她已经知道什么叫作歌唱，她也很荣幸地唱过勃拉姆斯的歌，就在那位大人物前面，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可糟了！糟了！”克利斯朵夫喊道。

她傲然笑着，要求他把这句谜一样的惊叹语解释明白。他回答说勃拉姆斯一辈子也没有懂得什么叫作自然，他的称赞简直是最难堪的责备，虽然他克利斯朵夫有时不大有礼貌，——就像她刚才指摘的，——可也不至于说出对勃拉姆斯那种唐突的话。

两人继续用这种口吻争执下去；那位太太始终依着她慷慨激昂的方式唱，——结果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冷冷地说他看明白了，那是她的天赋如此，没法改的；但既然她的歌唱不好，还是干脆不唱，从节目中删掉得了。——那时已经到了音乐会的前夜：大家都知道音乐会中有他的歌，她自己也在外边提过；并且她不无相当的音乐天才，很能赏识那些歌里面的某些优点；克利斯朵夫临时改变节目等于是侮辱她。而她想到明天的音乐会也许会奠定青年音乐家的声名，也就不愿意跟这颗将升的明星伤了和气。所以她突然让步了，在最后一次预奏会中，完全依照了克利斯朵夫的指示。可是她打定主意，在下一天的音乐会中非用她自己的作风唱不可。

他碰的第一个钉子是大公爵不到场。爵府的包厢里只有几个不相干的人，在府里当随从的太太们。克利斯朵夫愤愤地想道：“这混蛋跟我怄气，他不知道对我的作品怎样表示才好。他不来就是怕为难。”他耸耸肩膀，假装不在乎这些无聊的事。但别人看了很注意，这是对克利斯朵夫的第一个教训，同时对他的前途也是个威胁。

听众也不比主子殷勤：三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酸地想起他童年音乐会的盛况。要是他稍有经验，一定会懂得演奏上品音乐的时候，听众的数目自然比不上演奏平凡音乐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感到兴趣的是音乐家而非音乐；而且一个跟普通人没有分别的音乐家，显然不及一个穿着短裤的儿童音乐家那么好玩，那么动人，能够叫傻瓜们开心。

克利斯朵夫空等了一会儿听众，决意开场了。他硬要自己相信这样倒是更好，以为“朋友虽少，都是知己”。——可怜他这种乐观的心绪也维持不了多久。

一曲又一曲的音乐尽管奏下去，场子里寂静无声。有种寂静无声是因为大家感情冲动到极点，快要涌出来的缘故。但眼前的寂静简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大家仿佛睡着了。每一句音乐都掉在漠不关心的深渊里。克利斯朵夫背对着听众，全神对付着乐队，可是依旧感觉到场子里的情形。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触觉，能够感知他演奏的东西是否在听众心里引起共鸣。他照常打着拍子，非常兴奋，可是从池子和包厢里来的那股沉闷的空气，使他心都凉了。

终于《序曲》奏完了，大家有礼地，冷冰冰地拍了一阵手，就静下来了。克利斯朵夫宁可受人嘘斥一顿……便是怪叫一声也好！至少得有点儿生命的表示，对他的作品表示一点反响！——可是完全没有。——他瞧瞧群众，群众也彼此瞧瞧。他们互相在目光中探求一些意见而探求不到，只能又扮起那副漠不关心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