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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02（第2页）

克利斯朵夫虽然自己不求名，却也在高恩和古耶带他去的巴黎交际场中有了点儿小名气。他的奇特的相貌，——老是跟他两位朋友之中的一个在新戏初演的晚上和音乐会中出现，——极有个性的那种丑陋，人品与服装的可笑，举止的粗鲁、笨拙，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怪论，琢磨得不够的，可是方面很广很结实的聪明，再加高恩把他和警察冲突而亡命法国的经过到处宣传，说得像小说一样，使他在这个国际旅馆的大客厅中，在这一堆巴黎名流中，成为那般无事忙的人注目的对象。只要他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听着人家，在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表示意见，只要他的作品和他真正的思想不给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当的好感的。他没法待在德国是法国人挺高兴的事。特别是克利斯朵夫对于德国音乐的过激的批评，使法国音乐家大为感动，仿佛那是对他们法国音乐家表示敬意。——其实他的批判是几年以前的，多半的意见现在已经改变了：那是他从前在一份德国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被高恩把其中的怪论加意渲染而逢人便说的。——大家觉得克利斯朵夫很有意思，并不妨碍别人，又不抢谁的位置。只要他愿意，他马上可以成为文艺小圈子里的大人物。他只要不写作品或是尽量少写，尤其不要让人听到他的作品，而只吸收一些古耶和古耶一流的人的思想。他们都信守着一句有名的箴言，当然是略微修正了一下：

我的杯子并不大……可是我……在别人的杯子里喝。

一个坚强的性格，它的光芒特别能吸引青年，因为青年是只斤斤于感觉而不喜欢行动的。克利斯朵夫周围就有不少这等人：普通都是些有闲的青年，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生存的意义，怕工作，怕孤独，永远埋在安乐椅里，出了咖啡馆，就得上戏院，想尽方法不要回家，免得面对面看到自己。他们跑来，坐定了，几个钟点地瞎扯，尽说些无聊的话，结果把自己搅得胃胀，恶心，又像饱闷，又像饥饿，对那些谈话觉得讨厌极了，同时又需要继续下去。他们包围着克利斯朵夫，有如歌德身边的哈叭狗，也有如“等待机会的幼虫”，想抓住一颗灵魂，使自己不至于跟生命完全脱节。

换了一个爱虚荣的糊涂蛋，受到这些寄生虫式的小喽罗捧场也许会很喜欢。可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做人家的偶像。并且这些崇拜的的人自作聪明，把他的行为看作含有古怪的用意，什么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两性派等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为气愤。他把他们一齐撵走了。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动的角色的。他一切都以行动为目标：为了了解而观察，为了行动而了解。他摆脱了成见，什么都想知道，在音乐方面研究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只要他认为是真实的，他都拿下来。他所研究的法国艺术家都是心思灵巧的发明新形式的人，殚精竭虑，继续不断地做着发明工作，却把自己的发明丢在半路上。克利斯朵夫的作风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并不在于创造新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音乐语言说得更有力量。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坚强。这种富于热情的、刚毅的精神，和法国人细腻而讲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他瞧不起为风格而求风格。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在他眼里不过是高等的巧匠。在巴黎最完美的诗人中间，有一个曾经立过一张“当代法国诗坛的工作表，详列各人的货物，出品或薪饷”；上面写的有“水晶烛台，东方绸帛，金质纪念章，古铜纪念章，有钱的寡妇用的花边，上色的塑像，印花的珐琅……”同时指出哪一件是哪一个同业的出品。他替自己的写照是“蹲在广大的文艺工场的一隅，缀补着古代的地毯或擦着久无用处的古枪”。——把艺术家看作只求技术完满的良工巧匠的观念，不能说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满足。他一方面承认他职业的尊严，但对于这种尊严所掩饰的贫弱的生活非常瞧不起。他不能想象一个人能为写作而写作。他不能徒托空言而要言之有物。

我说的是事实，你说的是空话……

克利斯朵夫有个时期只管把新天地中的一切尽量吸收，然后精神突然活跃起来，觉得需要创作了。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激的作用，使他的力量加增了好几倍。在胸中泛滥的热情非表现出来不可，各式各样的热情都同样迫切的要求发泄。他得锻炼一些作品，把充塞心头的爱与恨一齐灌注在内；还有意志，还有舍弃，一切在他内心相击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妖魔，都得给它们一条出路。他写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热情疏解，——有时他竟没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热情卷了去。但这矛盾不过是表面的：虽然他时时刻刻在变化，精神是始终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个目标的不同的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折的；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的；结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巅的神明。爱，憎，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力兴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所谓“永恒”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不论是教徒，是无神论者，是无处不见生命的人，是处处否定生命的人，是怀疑一切，怀疑生亦怀疑死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些矛盾像克利斯朵夫一般的人。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恒的“力”中间融和了。克利斯朵夫所认为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唤醒这个力，是抱薪投火，燃起“永恒”的烈焰。在这妖艳的巴黎的黑夜中，一朵巨大的火花已经在他心头吐放。他自以为超出了一切的信仰，不知他整个儿就是一个信仰的火把。

然而这是最容易受法国人嘲笑的资料。一个风雅的社会最难宽恕的莫过于信仰；因为它自己已经丧失信仰。大半的人对青年的梦想暗中抱着敌视或讪笑的心思，其实大部分是懊丧的表现，因为他们也有过这种雄心而没有能实现。凡是否认自己的灵魂，凡是心中孕育过一件作品而没有能完成的人，总是想：

“既然我不能实现我的理想，为什么他们就能够呢？不行，我不愿意他们成功。”

像埃达·迦勃勒（易卜生戏剧《埃达·迦勃勒》中的主角，怀有高远的理想而终流于庸俗浅薄）一流的，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他们暗中抱着何等的恶意，想消灭新兴的自由的力量；用的是何等巧妙的手段，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冷嘲热讽，或是使人疲劳，或是使人灰心，——或是在适当的时间来一套勾引**的玩艺……

这种角色是不分国界的。克利斯朵夫因为在德国碰到过，所以早已认识了。对付这一类的人，他是准备有素的。防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下手为强；只要他们来亲近他，他就宣战，把这些危险的朋友逼成仇敌。这种坦白的手段，为保卫他的人格固然很见效，但对于他艺术家的前程决不能有什么帮助。克利斯朵夫又拿出他在德国时候的那套老办法。他简直不由自主地要这么做。只有一点跟从前不同：他的心情已经变得满不在乎，非常轻松。

只要有人肯听他说话，他就肆无忌惮地发表他对法国艺术界的激烈的批评，因之得罪了许多人。他根本不想留个退路，像一般有心人那样去笼络一批徒党做自己的依傍。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别的艺术家的钦佩，只消他也钦佩他们。有些竟可以先来钦佩他，唯一的条件是大家有来有往。他们把恭维这回事看作放债一样，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他们的债务人，受过他们恭维的人，要求偿还。那是很安全的投资。——但放给克利斯朵夫的款子可变了倒账。他非但分文不还，还没皮没脸的把恭维过他作品的人的作品认为平庸谫陋。这样，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怀着怨恨，决意一有机会便如法炮制，回敬他一下。

在克利斯朵夫做的许多冒失事中间，有一桩是跟吕西安·雷维-葛作战。他到处遇到他，而对于这个性情柔和的，有礼的，表面上完全与人无损，反显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家伙，克利斯朵夫没法藏起他过于夸张的反感。他逗吕西安讨论，不管题目如何平淡，克利斯朵夫老是会把谈锋突然之间变得尖锐起来，使旁听的人大吃一惊。似乎克利斯朵夫想出种种借口要跟吕西安拼个你死我活；但他始终伤不到他的敌人。吕西安机灵之极，即使在必败无疑的时候，也会扮一个占上风的角色；他对付得那么客气，格外显出克利斯朵夫的有失体统。克利斯朵夫的法语说得很坏，夹着俗话，甚至还有相当粗野的字眼，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而用得不恰当的，自然攻不破吕西安的战术了。他只是愤怒非凡地跟这个冷嘲热讽的软绵绵的性格对抗。大家都盼他理屈。因为他们并看不出克利斯朵夫所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情形：就是说吕西安那种和善的面目是虚伪的，因为遇到了一股压不倒的力量而想无声无息地使它窒息。吕西安并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样等着机会：不过他是等机会破坏，克利斯朵夫是等机会建设。他毫不费力地使高恩和古耶对克利斯朵夫疏远了，好似此前使克利斯朵夫慢慢地跟史丹芬家疏远一样，他使他完全孤立。

其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叫谁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并且还进一步反对所有的人。他不喜欢犹太人，但更不喜欢反犹太的人。这般懦怯的多数民族反对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并非因为这少数民族恶劣，而是因为它强有力；这种妒忌与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利斯朵夫深恶痛绝。结果是犹太人把他当作反犹太的；而反犹太的把他当作犹太人。艺术家则又认为他是个敌人。克利斯朵夫在艺术方面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德国脾气表现得特别过火。和某种只求感官的效果而绝不动心的巴黎乐派相反，他所加意铺张的是强烈的意志，是一种阳刚的、健全的悲观气息。表现欢乐的时候又不讲究格调的雅俗，只显出平民的狂乱与冲动，使提倡平民艺术的贵族老板大起反感。他所用的形式是粗糙的，同时也是繁重的。他甚至矫枉过正，有意在表面上忽视风格，不求外形的独创，而那是法国音乐家特别敏感的。所以他拿作品送给某些音乐家看的时候，他们也不细读，就认为它是德国最后一批的瓦格纳派而表示瞧不起，因为他们是一向讨厌瓦格纳派的。克利斯朵夫却毫不介意，只是暗中好笑，仿着法国文艺复兴期某个很有风趣的音乐家的诗句，反复念道：

……

得了吧，你不必慌，如果有人说：

这克利斯朵夫没有某宗某派的对位，

没有同样的和声

须知我有些别人没有的东西。

可是等到他想把作品在音乐会中演奏的时候，就发现大门紧闭了。人们为了演奏——或不演奏——法国青年音乐家的作品已经够忙了，哪还有位置来安插一个无名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绝对不去钻营。他关起门来继续工作。巴黎人听不听他的作品，他觉得无关重要。他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写作，并非为求名而写作。真正的艺术家决不顾虑作品的前途。他像文艺复兴期的那些画家，高高兴兴地在屋子外面的墙上作画，虽然明知道十年之后就会**然无存。所以克利斯朵夫是安安静静地工作着，等着时机好转；不料人家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

那时克利斯朵夫正跃跃欲试想写戏剧音乐。他不敢让内心的抒情成分自由奔放，而需要把它限制在一些确切的题材中间。一个年轻的天才，还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真面目的人，能够定下界限，把那个随时会溜掉的灵魂关在里头当然是好的。这是控制思潮必不可少的水闸。——不幸克利斯朵夫没有一个诗人帮忙；他只能从历史或传说中间去找题材来亲自调度。

几个月以来在他脑中飘浮的都是些《圣经》里的形象。母亲给他作为逃亡伴侣的《圣经》，是他的幻梦之源。虽然他并不用宗教精神去读，但这部希伯莱民族的史诗自有一股精神的力，更恰当地说是有股生命力，好比一道清泉，可以在薄暮时分把他被巴黎烟熏尘污的灵魂洗涤一番。他虽不关心书中神圣的意义，但因为他呼吸到犷野的大自然气息和原始人格的气息，这部书对他还是神圣的。诚惶诚恐的大地，中心颤动的山岳，喜气洋溢的天空，猛狮般的人类，齐声唱着颂歌，把克利斯朵夫听得出神了。

在《圣经》中他最向往的人物之一是少年时代的大卫。但他心目中的大卫并非露着幽默的微笑的佛罗伦萨少年，或神情紧张的悲壮的勇士，像韦罗基奥与米开朗基罗表现在他们的杰作上的：他并不认识这些雕塑。他把大卫想象做一个富有诗意的牧人，童贞的心中蕴藏着英雄的气息，可以说是种族更清秀，身心更调和的，南方的齐格弗里德。——因为克利斯朵夫虽然竭力抵抗拉丁精神，其实已经被拉丁精神渗透了。这不但是艺术影响艺术，思想影响艺术，而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与物，姿势与动作，线条与光——的影响。巴黎的精神气氛是很有力量的，最倔强的性格也会受它感化，而德国人更抵抗不了：他徒然拿民族的傲气来骄人，实际上是全欧洲最容易丧失本性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感染到拉丁艺术的中庸之道，明朗的心境，甚至也相当懂得了造型美。他所作的《大卫》就有这些影响。

他想描写大卫和扫罗王的相遇，用交响诗的形式表现两个人物[11]。在一片荒凉的高原上，周围是开花的灌木林，年轻的牧童躺在地下对着太阳出神。清明的光辉，大地的威力，万物的嗡嗡声，野草的颤动，羊群的铃声，使这个还没知道负有神圣使命的孩子引起许多幻想。他在和谐恬静的气氛中懒洋洋地唱着歌，吹着笛子。歌声所表现的欢乐是那么安静，那么清明，令人听了哀乐俱忘，只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不可能不这样的……可是突然之间，荒原上给巨大的阴影笼罩了，空气沉默了；生命的气息似乎退隐到地下去了。唯有安闲的笛声依旧在那里吹着。精神错乱的扫罗王在旁边走过。他失魂落魄，受着虚无的侵蚀，像一朵被狂风怒卷的，自己煎熬自己的火焰。他觉得周围是一片空虚，自己心里也是一片空虚：他对着它哀求、咒骂、挑战。等到他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下的时候，始终没有间断的牧童的歌声又那么笑盈盈地响起来了。扫罗王抑捺着**不已的心绪，悄悄地走近躺在地下的孩子，悄悄地望着他，坐在他身边，把滚热的手放在牧童头上。大卫若无其事地掉过身子，望着扫罗王，把头枕在扫罗王膝上，继续唱他的歌。黄昏来了，大卫唱着睡熟了；扫罗王哭着。繁星满天的夜里又响起那个颂赞自然界复活的圣歌和心灵痊愈以后的感谢曲。

克利斯朵夫写作这一幕音乐，只顾表现自己的欢乐，既没想到怎么演奏，更没想到可以搬上舞台。他原意是想等到乐队肯接受他的作品的时候在音乐会中演奏。

一天晚上，他和亚希·罗孙提起，又依着罗孙的要求，在钢琴上弹了一遍，让他有个概念。克利斯朵夫很诧异地发觉，罗孙对这件作品竟非常热心，说应该拿到一家戏院去上演，并且自告奋勇要促成这件事。过了几天，罗孙居然很认真地干起来，使克利斯朵夫更觉得奇怪；而一知道高恩，古耶，甚至吕西安·雷维-葛都表示很热心，他不但是诧异，简直给搅糊涂了。他只能承认他们为了爱艺术而把私人的嫌隙丢开了：这当然是他意想不到的。在所有的人中，最不急于表现这件作品的倒是他自己。那原来不是为舞台写的，拿去交给戏院未免荒唐。但罗孙那么恳切，高恩那么苦劝，古耶又说得那么肯定，克利斯朵夫居然动心了。他没有勇气拒绝。他太想听听自己作的曲子了！

大家便开始练习。乐队虽然脱不了法国习气，纪律差一些，可是第一次试奏的成绩还算满意。唱扫罗王的角色嗓子有点儿疲弱，却还过得去，技术是有根底的。表演大卫的是个高大肥胖、体格壮健的美妇人；但她声音恶俗、肉麻，带着唱通俗歌剧的颤音和咖啡馆音乐会的作风。克利斯朵夫皱着眉头。她才唱了几节，他已经断定她不能胜任了。乐队第一次休息的时候，他去找负责音乐会事务的经理，那是和高恩一同在场旁听的。他看见克利斯朵夫向他走过来，便得意洋洋地问：“那么你是满意的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说，“大概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不行，就是那个女歌唱家。非换一个不可。请你客客气气地通知她；你们是搞惯这一套的……你总不难替我另外找一个吧？”

那位经理不由得愣住了，望着克利斯朵夫，似乎疑心他是开玩笑。

“噢！你这话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克利斯朵夫问。

经理跟高恩俩眨了眨眼睛，神气很狡猾：“她多有天分！”

“一点儿天分都没有。”克利斯朵夫说。

“怎么没有！……这样好的嗓子！

“谈不到嗓子。”

“人又多漂亮！”

“那跟我不相干。”

“可是也不妨事啊。”高恩笑着说。

“我需要一个大卫，一个懂得唱的大卫；不需要美丽的海伦。”克利斯朵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