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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第4页）

他们的天地是爱情，爱情是他们专有的。凡是享乐所牵涉的良心问题，他们无不熟悉；他们各显神通，想出种种新问题来解决。那永远是游手好闲的人的勾当：没有爱情，他们便“玩弄爱情”，特别喜欢解释爱情。他们的正文非常贫弱，注解却非常丰富。最不雅驯的思想都加以社会学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会学的旗帜。一个人满足恶癖的时候，不管多么愉快，倘使不能同时相信自己是为未来的时代工作，总嫌美中不足。那是纯粹巴黎风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在此专谈恋爱问题的小团体中，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与爱情的权利方面的平等。从前有一班老实的青年，笃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瑞士人，——主张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结婚的时候和女子一样童贞。巴黎的宗教道德学家可主张另外一种平等，**的平等，说女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和男子一样沾满污点，——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实际上把**这件事做得太滥了，已经觉得平淡无味。于是文坛上有人发明一种处女卖**的新玩艺儿，——有规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体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会化的卖**。——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气的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权威。作者在四百页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种轻佻的学究口吻，依照经验派的推理方法，研究“处理娱乐的最好的方式”。那真是自由恋爱的最完美的讲义：老是提到典雅，体统，高尚，美，真，廉耻，道德，——可以说是求为下贱的少女们的宝典。——当时这部著作简直是《福音书》，为高兰德和她周围的人添了不少乐趣，同时成为她引经据典的材料。那些怪论里头也有正确的、观察中肯的，甚至合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们的脾气总喜欢把好处丢在一边而只记着最坏的。在这个诱人的花坛中，他们所采的老是最有毒性的花，——例如“肉欲的嗜好一定能刺激你工作的嗜好”；——“一个处女肉欲没有得到满足就做了母亲是最残忍的事”；——“占有一个童贞的男子，对女人是养成一个贤慧的母性最自然的准备”；——“母亲对于女儿的责任，是应该用着和保护儿子的自由同样细腻熨帖的精神，培养她们的自由”；——“必有一日，少女们和情夫幽会归来的态度，会像现在上了课或是参加了女朋友的茶会一样的自然。”

高兰德笑着说这些教训都是极合理的。

克利斯朵夫却痛恨这些论调。他把它们的重要性和害处都夸张了。其实法国人太聪明了，决不会把纸上空谈付诸实行的。他们虚张声势想学做狄德罗（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在十八世纪倡导新思想最力。），骨子里却是和他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跟布尔乔亚一样规矩，也和别人一样胆小。而且正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上那么胆小，才在思想上把行动推到极端。那是种毫无危险的游戏。

高兰德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她似乎最喜欢，而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不消说是最可厌的。

他是那种暴发户的儿子，搞些贵族派的文学，自命为第三共和治下的贵族。他叫作吕西安·雷维-葛，两只眼睛离得很远，眼神很尖锐，鼻子是往里勾的，金黄的须修成尖尖的，像画家凡·代克的模样，头发已经未老先衰的秃落，但跟他的尊容很相配，说话很甜，举止潇洒，又细又软的手给人家握在手里仿佛会化掉的。他永远装得彬彬有礼，周到细腻，便是对心里厌恶而恨不得推下海去的人也是如此。

克利斯朵夫在第一次跟着高恩去参加的文人宴会上已经见过他，虽然没交谈，但一听他的声音已经讨厌，当时不懂为什么，到后来才明白。人与人间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爱，也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恨，——或者说为了不要使那些害怕一切热情的柔和的心灵害怕起见，我们且不用这个他们听了刺耳的“恨”字，是健康的人的本能，因为感觉到遇见了敌人而自卫的本能。

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代表那种讥讽与分化溶解的思想，他文文雅雅的，不动声色的，分解正在死去的上一个社会里的一切尊严伟大的东西：分解家庭、婚姻、宗教、国家；在艺术方面是分解一切雄壮的、纯洁的、健全的、大众化的成分；此外还摇动大家对思想、情操、伟人的信念，对一般人类的信念。这种思想实际只是以分析为乐，以冷酷的解剖来满足一种兽性的需要，侵蚀思想的需要，那是蛀虫一般的本能。同时又有一种女孩子的，特别是女作家的瘾：因为到了他的手里，一切都是文学或变成文学。他的艳遇，他的和朋友们的恶癖，对他都是文学材料。他写了些小说和剧本，很巧妙地叙述他父母的私生活与秘史，还有朋友们的，他自己的；其中有一桩是他跟一个最知己的朋友的太太的秘史：人物的面目写得极高明，那朋友，那女的和别的群众，都被描写得很准确。他决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青睐或听了她的心腹话而不在书中披露。——照理，这种孟浪的举动应当使他和“女同志们”不欢。事实可并不如此：她们抗议一下，遮遮面子；骨子里可并不发窘，还因为给人拿去**裸的展览而挺高兴呢；只要脸上留着一个面具，她们就不觉得羞耻了。在他那方面，这种说短道长的话并不表示他存心报复，也许连播扬丑史的用意都没有。他不比一般人更坏：以儿子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儿子，以情夫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情夫。在有些篇幅里，他无耻地揭露他父亲，母亲和他自己的情妇的隐私；同时又有好些段落，他用着富有诗意的温情谈到他们。实际上他是极有家族观念的，但像他那等人不需要尊重所爱的人；反之，他们倒更喜欢自己能够轻视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对象才跟自己更接近，更近人情。他们对于英勇的精神比谁都不了解，高洁二字尤其无从领会。他们几乎要把这些德性认作谎言，或者是婆婆妈妈的表现。然而他们又深信自己比谁都更了解艺术上的英雄，并且拿出倚老卖老的亲狎态度批判他们。

克利斯朵夫不明白一个像高兰德那样的少女，似乎性情高洁，不愿意受生活磨蚀的人，怎么会乐此不疲地跟这种人厮混……克利斯朵夫不懂心理学。吕西安·雷维-葛可深通此道。克利斯朵夫是高兰德的心腹；高兰德却是吕西安·雷维-葛的心腹。这一点就表示他比克利斯朵夫高明。一个女人最得意的是能相信自己在对付一个比她更弱的男子。那时不但她的弱点，便是她的优点——她的母性的本能，也得到了满足。吕西安·雷维-葛看准了这一点：因为使妇人动心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去拨弄这根神秘的弦。再加高兰德觉得自己相当懦弱，有些不甚体面但又不愿革除的本能，所以一听这位朋友的自白（那是他很有心计安排好的），她就相信别人原来跟她一样的没出息，对于人类的根性不应当过事诛求，因之她觉得很快慰了。这种快慰有两方面：第一，她不必再把自己认为挺有趣的几种倾向加以抑制；第二，她发觉这样的处置很得当，一个人最聪明的办法是别跟自己别扭，应当对于没法克制的倾向采取宽容的态度。实行这种明哲的办法才不会使人感到一点儿痛苦。

在社会上，表面极端精炼的文明和隐藏在骨子里的兽性之间，永远有个对比，使那些能够冷眼观察人生的人觉得有股强烈的味道。一切的交际场中，熙熙攘攘的决不能说是化石与幽灵，它像地层一般，有两层的谈话交错着：一层是大家听到的，是理智与理智的谈话；另外一层是极少人能够感到的，是本能与本能，兽性与兽性的谈话。大家在精神上交换着一些俗套滥调，肉体却在那里说：欲望，怨恨，或者是好奇，烦闷，厌恶。野兽尽管经过了数千年文明的驯化，尽管变得像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一般痴呆，心里可念念不忘地老想着它茹毛饮血的生活。

然而克利斯朵夫的头脑还没冷静到这个程度：那是要年龄大了，热情消失以后才能办到的。他把替高兰德当顾问的角色看得很认真。她求他援助；他却眼看她嘻嘻哈哈地去冒险。所以克利斯朵夫再也不遮掩他对吕西安·雷维-葛的反感了。吕西安·雷维-葛对他先还保持一种有礼的、含讥带讽的态度。他也感觉到克利斯朵夫是敌人，但认为是不足惧的：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把他变成可笑。其实，只要克利斯朵夫能对他表示钦佩，他就可以表示友好；但他就得不到这种钦佩，他自己也知道，因为克利斯朵夫没有作假的本领。于是，吕西安·雷维-葛从完全抽象的思想的对立，不知不觉转变为实际的、不露形迹的暗斗，而暗斗的目的物便是高兰德。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把高兰德的谎话当场揭穿了，老老实实提出条件来：要她在他跟吕西安之间挑选一个。她先是设法回避这问题，结果却声言她自有权利保留一切她心爱的朋友。不错，她说得对；克利斯朵夫也觉得自己可笑；但他知道他的苟求并非为了自私，而是为了真心爱护高兰德，非把她救出来不可，——即使因之而违拗她的意志也是应该的。所以他很笨拙地坚持着。看到她不回答了，他就说：

“高兰德，你是不是要我们从此绝交？”

“不是的，”她回答，“我要非常痛苦的。”

“可是你为我们的友谊连一点儿极小的牺牲都不肯做。”

“牺牲！多荒唐的字眼！”她说，“干吗老是要为了一件东西而牺牲另一件东西？这是基督教的胡闹思想。你骨子里是个老教士，你自己不觉得就是了。”

“很可能，”他说，“在我，总得挑定一个。善跟恶之间，绝对没有中间地位。”

“是的，我知道；就为这一点我才喜欢你。我告诉你，我的确很喜欢你；可是……”

“可是你也很喜欢另外一个。”

她笑了，对他做着最媚人的眼色，用着最柔和的声音说：“仍旧跟我做朋友吧！”

回到寓所，他心不在焉的整理书籍，随便打开《圣经》，看到下面的一段：

……我主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俏步徐行，把脚上的银圈震动得丁当作响，

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又使她们赤露下体……

（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三章。）

读到这里，他想起高兰德的装腔作势，笑了出来，便心情轻快地睡了。接着他又自以为跟巴黎腐败的风气已经同流合污到相当程度，才会读着《圣经》觉得好笑。但他在**反复背着这伟大的恶作剧的审判者的判决，想象这种事要是临到高兰德头上的情景，不禁像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会儿，睡熟了。他已经不再想到他新的郁闷。多一桩也罢，少一桩也罢……他已经习惯了。

他照常到高兰德家上课，只避免跟她作亲密的谈话。她徒然表示难过，生气，玩种种花样：他始终固执着；两人都不高兴了；终于她自动想出理由来减少课程；他也找出借口来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会。

他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闲**、萎靡、神经衰弱以及无理由、无目标、徒然磨蚀自己的、苛酷的批评。他不懂，一个民族怎么能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为享乐而享乐的，死气沉沉的空气中过活。可是这民族的确活在那里，从前有过伟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还相当威风；从远处看，它还能引起人家的幻想。它从哪儿找到它生存的意义的呢？除了寻欢作乐，它又一无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着这些念头的时候，在路上突然撞见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一个老教士向两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着刀斧捶打一所教堂的大门，门内是一批挂有国家勋章的先生挥舞着桌椅迎接他们。这时他才觉得法国究竟还有所信仰，——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信仰。人家告诉他说，政府与教会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后，现在要分离了，可是因为宗教不甘心脱离，政府便凭着它的权利与武力把宗教撵出门外。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办法未免有伤和气；但是巴黎艺术家的那种混乱的玩票作风使他腻烦透了，所以遇到几个人为了什么公案——即使是极无聊的——而打得头破血流也觉得痛快。

他不久又发现这种人在法国为数不少。政见不同的报纸互相厮杀得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般，天天发表鼓吹内战的文字。固然这不过是叫喊一阵，难得有人真会动手。但也并非没有天真的人把别人所写的原则付诸实行。于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么某几个州府自称为脱离法国啦，几个联队闹兵变啦，州长公署被焚啦，征收员收税要大队的宪兵保护啦，乡下人烧了开水保卫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义去攻击教堂啦，普渡众生的主教们爬在树上煽动葡萄酒省份去攻击酒精省份啦。东一处，西一处，几百万人摩拳擦掌，嚷得满面通红，结果真的动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结民众，然后又拔出刀来对付他们。民众却是把自己的孩子——军官与士兵——砍破脑袋。这样，各人都对别人证明自己理由充足，拳头结实。你在远处看，从报纸上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发现这法兰西——事事怀疑的法兰西——竟然是一个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为了拥护宗教呢还是反对宗教？为了拥护理性呢还是反对理性？为了拥护国家呢还是反对国家？——简直各方面都是。他们是为了喜欢偏激而显得偏激的。

亚希·罗孙是个美男子，留着金黄的胡子，说话带着喉音，皮色很嫩，态度很诚恳，外表相当风雅，骨子里可是粗俗的，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村野的举止：譬如当众修指甲，跟人说话的时候像平民一样喜欢扯着别人的衣角，摇着别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爱笑爱玩，胃口和兴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间出身，只想掌握权势；人很灵活，能随着环境与对手随时改变态度，说话虽多，可是经过思索的；他懂得听人家的话，把听来的当场吸收；既有同情心，资质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由于天性，由于社会的熏陶，也由于虚荣心；在某种限度以内他为人规矩诚实，就是说为他的利益用不着不诚实，或是不诚实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诚实的。

他有个相当好看的妻子，高大，匀称，非常壮健，身腰很美，艳丽的装束似乎太窄了些，把她肥胖的身体表露得过于明显；脸庞四周围着乌黑的鬈发；又黑又浓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往上抄起；胖胖的脸蛋很动人，可惜被睒个不停的近视眼和阔大的嘴巴破坏了。她走路的姿态不大自然，颠颠耸耸，像某几种鸟；说话很做作，但非常殷勤、亲热。她出身是个有钱的经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种所谓贤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会的数不清的责任，她都像奉教一般信守，另外还履行她自己找来的，艺术的与社会的义务：家里有个沙龙，在平民大学[4]里宣扬艺术，参加慈善团体或研究儿童心理的机构，——可并不怎么热心，也没有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天生的慈悲心，由于充时髦，由于知识妇女的那种天真的学究气，仿佛永远背着一项功课，非记得烂熟就有失尊严似的。她需要干点儿事，却不需要对所干的事发生兴趣。这种紧张忙碌的活动，有如那些妇女手里老拿着毛线活儿，一刻不停地搬动着针，似乎救世大业就在这一件毫无用处的工作上。并且她也像编织毛线的女人一样，有那种良家妇女的小小的虚荣心，喜欢拿自己的榜样去教训别的女子。

那位当议员的丈夫心里瞧她不起，可是对她很亲热。他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与安宁而挑上她的；在这一点上说，他的确挑得很好。她长得很美，他为之挺得意：这就够了，他再没别的要求；她对他也没别的要求。他爱她，同时也欺骗她。她只要他爱着她就算了，也许对于他的私情还觉得相当快慰。因为她生性安静、****，完全是后宫中的妇女性格。

他们请克利斯朵夫上他们家去。罗孙太太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手指轻巧而扎实，小小的头对准着键盘，两只手在上面跳来跳去，活像母鸡啄食的神气。她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国女子也更有音乐修养，但对于音乐的深刻的意义是像笨蛋一样完全不关心的。那只是她听着的，或是背得一点不错的一组音符，一些节奏，一些微妙的调子罢了；她决不探求其中的心灵，因为她本身就不需要这个。这位可爱的、聪明的、朴实的、很愿意帮助人的太太，对克利斯朵夫像对别人一样很殷勤。可是克利斯朵夫并不感激，对她也没多大好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也许他还不知不觉责备她，不该明知丈夫胡闹而甘心情愿地和那些情妇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点中，俯首帖耳的听任摆布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原谅的。

他和亚希·罗孙比较亲密。罗孙之爱音乐，正如爱别的艺术一样，方式虽然鄙俗，但很真诚。他爱好一阕交响曲的时候，仿佛恨不得和它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浅薄的修养，但运用得很高明；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对他不无帮助。他对克利斯朵夫发生兴趣，是因为看到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样是个刚强的平民。并且他很想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怪物，——观察人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厌倦的，——打听一下他对于巴黎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直率严厉的批评，使他觉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着相当的怀疑态度，所以能承认对方的批评是准确的。他不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而有所顾虑，反而以超越成见自豪。总而言之，他是极富于人情的——这是他主要的优点；——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外一种深切的信念，以为法国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总是优于德国人，所以他不能不嘲笑这个德国人。

在亚希·罗孙家里，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些别的政客，过去的或未来的阁员。要是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兴和他们个别的谈谈。和流行的见解相反，他觉得跟这批人来往比他熟悉的文艺界更有意思。他们头脑比较活泼，对于人类的热情和公众的利益更关切。他们能言善辩，大半是南方人，非常爱风雅；个别而论，他们差不多和文人一样风雅。当然，他们欠缺艺术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外国艺术的；但他们自命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爱好。有些内阁颇像那些办小杂志的文会。阁员中有的写剧本，有的拉提琴，同时是瓦格纳迷，有的涂几笔画。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画，看颓废派的书，有心惊世骇俗，对于跟他们的思想不两立的，同时是极端贵族派的艺术非常欣赏。这些社会党或急进社会党的阁员，代表饥寒阶级的使徒，居然对高级的享受自称为内行，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不顺眼。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他觉得这种作风不大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