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寅卷（第1页）

寅卷

书朱子中和旧说后

朱子《中和说》四篇，盖与张南轩[1]及湖南诸儒往复论辨之书也。其阐发不无偏重，密于内而疏于外，窃虑使人渐入于禅，此固朱子之旧说，而非晚年之定论也。朱子不尝自注乎，曰：“此书非是，但存之以见议论本末耳。”乃后人之推尊是书者，则曰：第一篇，言道体也；第二篇，言性体也；第三篇，合性于心，言工夫也；第四篇，言工夫之究竟处也。今取四篇而合读之。所谓工夫，不过主敬以存仁而已。所谓工夫之究竟处者，亦不过专求涵养未发之中而已，而于所以发皆中节之故未及一言。此非密于内而疏于外，立其体而未求所以达其用乎？是示以涵养在敬，而不示以进学在致知也。是教之敬以直内，而不教之义以方外也。夫佛氏之所以仿佛吾儒者，以其主敬涵养之略同也。而吾儒之所以超迈佛氏者，以其主敬涵养之间，早裕接万事应万变之原，而将以大有为于天下也。厥功维何？穷在物之理，集处物之义而已矣。孟子之言仁也，必举义以并重。孔子之言仁也，亦必寓义于其中。故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中庸》所云未发之中，究与允执厥中之中有别。允执厥中云者，著乎事物而为言也。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者，不过言情之未动，一毫未有倚著于物，故以中名之耳。其实，工夫效验，关键紧要处，全在发皆中节之和。偶发而中节，虽赤子之一啼一笑，亦具自然合拍之天真。求其毕生之喜怒哀乐，一一发皆中节，其一端又处处发皆中节，此非具时措咸宜之诣，其孰能与于斯？而非本主敬之一心，以精义集义，早裕接万事应万变之原，亦断断难臻斯诣也。盖义者，事之宜也。必精义集义，而后能时措咸宜，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易》曰：“敬义立而德不孤。”至哉言乎，而岂可偏废偏重哉？如遵此中和旧说，徒知主敬以存养未发之中，而且视为工夫之究竟处，不复进求其他，几何而不渐入于禅也。谢上蔡[2]谓敬者，常惺惺之法也。彼佛氏之书，不亦有常惺惺之语乎？是其唤醒此心，亦与吾儒略同也。然吾儒之唤醒此心者，欲其格物致知，而以照注万事万理而无遗也。佛氏则空唤醒在此，无所作为。以明道程子云：“佛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是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恣肆。此佛氏之教所以为隘也。”朱子晚年，亦多辟佛之言，深中窾要，固已置身云霄，不染尘埃矣。特其少壮时，尝出入佛老。大约此说之偏重涵养，而疏于穷理应变，亦由少染佛氏习气，致立言仿佛类之，迄晚年进德，即已自斥其非矣。朝廷之推崇朱子，可谓至矣。然皆取其大醇，而略其小疵。录其晚年至粹之言，而遗其中年未定之论，是则善尊朱子矣。而儒林之浅识者，乃并其未定之论，亦极力推尊，转使诸儒未能心服，甚至众矢丛集于紫阳。岂非不善学者阶之厉耶？当亦为在天之灵所长太息也。

书《船山遗书》后

少时笃爱桑梓，尝好从先生长者访求历代乡先辈学行，而笔记其姓字。略闻濂溪周子[3]以还，有学行卓越，气凌衡岳九千仞者，曰衡阳王船山先生夫之，心向往者久之。稍长，求观诸乡先辈著述，以觇其学术之浅深高下。家贫无所得书，恒展转从亲朋次第假观。因仰见船山气质刚毅，勇于造道，精思力践，历劫不磨，其学术由关而洛而闽，粹然一轨于正。其遭时而遁世也，声影不出林莽，韬晦四十余年以终其身，不惟勿弋一时之名，尤且不顾千秋之业，是以著述遗稿亦至沈埋数十百年之久，而天下莫及知。视同时孙、李、黄、顾[4]诸儒之刻苦艰贞，志节皎然，有过之，无不及也。观其文章，汪洋浩瀚，烟雨迷离，以绵邈旷远之词写沈郁幽深之志，声情激越，而仍婉转关生，不失蕴含之旨，其真有道之言欤。湘阴郭养知先生嵩焘，忠诚笃实，刚健沈雄，质性与船山相似，实湘中近今豪杰也。而其学兼汉宋，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皆深造而自得之。又适与船山同趣，是以一生于船山最为倾心，非徒桑梓之恭而已矣。翰鼎尝从养知先生游，窃闻其余论，谓船山学宗横渠，躬行实践，其辨正陆王得失精于陆清献公[5]。所著《周易内传》，自汉以来言《易》者，且莫之或逮也。养知权礼部侍郎时，尝疏请船山从祀两庑，尚书徐桐[6]公以为不可。事寝未行，养知深以为歉，而望湘楚儒吏之终有以请行也。故其题船山祠楹联云：“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请从祀于朝，犹有望于乡人。”又曰：“训诂笺注，六经于易尤尊，探义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先正之推论，至矣尽矣，末学更何所施其一辞之赞哉。

鸢飞鱼跃言上下察解

《诗·大雅·旱麓》篇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中庸》引之，以为言上下察。郑注云：“察犹著也。言圣人之德，至于天，则‘鸢飞戾天’，至于地，则‘鱼跃于渊’。是其著明于天地也。”孔疏云：“鸢飞戾天，翱翔得所，鱼跃于渊，泳游得所，言圣人之德，上下明察也。”按此，则察皆训著。著对隐言，确有精义，理无形体可见，所谓隐也。即有形之物，俯仰以窥无形之理。盛大流行，上下昭著，以见此理之用之广，所谓费也。而或者解曰，《广雅》：察，至也。子思引诗，明此理上至于天，下至于地也。是说也，蒙以为未安。夫所谓至者，由此达彼之形也。圣人之德，可以言上至于天，下至于地。天地自然之理，则不可以言上至于天，下至于地也。何也？鸢鱼者，天地固有之物也。飞跃者，天地自然之机也。而天渊者，一最上最下之所也。此理先天地而早居其所，古今完具，盈满充塞，无隙不周，原无彼虚此盈，需分此以益彼，由此以达彼之形势也。故曰：“可以言著，不可以言至。”程子云：“人之于性，犹器之受光于日，日本不动。”薛敬轩[7]云：理如日光，气如飞鸟，理乘气机而动，如日光载鸟背而飞，鸟飞而日光虽不离其背，实未尝与之俱往，而有间断之处。亦犹气动，而理虽未尝与之暂离，实未尝与之俱往，而有息灭之时。万物各得其一理，如凡小大之物，各得日光之一分。物在，则光在物；物尽，则光在光。乡先生朱慎甫文炑曰：“必知得理定了，然后此语有所措。敬轩虽云理乘气机而动，其实，无乘亦无动。”善哉言乎！乘与动且无之，而何有上至下至云乎哉？程子云：“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既无所谓始，亦无所谓终。”若云此理上至于天，下至于地，则有始终之形也，且以著训察，其上下数节文理，一以贯通。察乎天地，孔疏亦训以明察。盖造端夫妇之微密者，即隐之云也。著乎天地之高深者，即费之云也。间尝论之，万物各适其天，各得其所，天之道也。飞何以必属之鸢，跃何以必属之鱼，天命之性然也。是鸢也何以必飞，是鱼也何以必跃，率性之道然也。鸢之飞，何以必戾天，鱼之跃，何以必于渊，须臾不离之道之止于至善也。然则一观鸢鱼，即以知道之在上在下者。万象森列，洋溢浃洽于两大间矣，即如川流之不息也，山梁之知时也。圣心偶寄于一物，圣心岂滞于一物哉？大抵因一端以见全体也。非会心不远者，其孰能之？朱子云：“盈天地之间，莫非太极阴阳之妙。”圣人于此，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于心矣。於戏，人生活泼泼地，何处无之，何日无之，在圣心纯亦不已，固触处会通，而学者养之以静，亦能常窥妙境而跃然如在心目之间。尝爱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气象直与太初为邻，良由心远地自偏所致。六朝第一流人物，虽吟哦末事也，而亦可供吾儒悟道之资欤。谢上蔡言：“近道莫如静，静中境，自是宽舒也。”而要之用功必自敬始，敬则此心自虚静也。此盖千古圣学不易之道云。

火烈水懦解丙申

圣人悯物至切，刑期无刑，日夜殚精教养，冀尽亿兆生灵而全活之。至不得已而用刑，亦惟适当其罪而止，无所谓烈，亦无所谓懦也。火烈水懦之说，盖起于刑罚失当之时，姑息者保奸容顽，积以成习。其民耳濡目染，皆无忌惮之心，卒致陷于刑者日益众，君子伤之，因有水懦民玩之讥。有仁人出，知恶人而后能爱人，于是铸刑书以明定律，申重典以惩首恶，杀一人以生千万人。而其民习见粉饰优容之政，久矣视为固然，一旦闻此执法森严，群焉诧异，而望之如火燎原，不可向迩。此火烈之说所由来也。然畏之深，而思避之切。父子、兄弟、朋友乃互相警诫，而终得免于官刑。究之，民所谓火烈者，虽似一过于猛，实则仁人之用刑，亦惟适当其罪而止，固无所谓懦，亦无所谓烈也。烈之云者，特时之人，见以为然耳。子产之用心，古仁人保全万类之心也，迥非世俗徒申一己之号令者比也。《书》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此非水懦者之流亚也，罪疑惟轻而已。穰苴之杀监军使者，孙武之杀吴宫妇人，此非火烈者之正道也。皆罗致陷害，故成其罪，以申一己之号令者也。且夫仁人之于刑，岂惟适重适轻，用得其当而已哉？而权衡缓急，抑更寓有时中之义焉。如当前明之世，时君赋敛烦苛，刑罚严急，则宜亟苏民困，加意拊循。国朝除杂派之名，而赋有常经，严失入之条，而刑无滥典，则又宜留心约束，警其玩忽，辨分良莠，禁其攘夺，为斯民永保身家，此相时为智者之要论也。虽然，蒙于此窃有感焉。今日之市井闾阎，其困于胥吏之诛求者已甚矣，而迫于水旱之致饥寒者又已亟矣。其犯法也，多非出其本心所愿为也，不得已耳。为大吏者，计惟有认真择吏，拔数十百贤者，分布通省数十百州县，责以教养安民，则小民不患无良矣。是故处今日而谈火烈之妙用，蒙以为不在法吏，而在宫廷，不宜施之情难上达之民，而宜施之一二殃民之蠹。蒿目时艰之下，虽痛心疾首，匹夫之贱，卒未敢斥其言他。第即军政一节言之，而益歉水懦之贻患，诚关系万姓之存亡也。夫古人所谓水懦民玩多死者，犹是民自犯法，而蹈于刑戮者多耳。近年则见东方构难，诸将领之大误戎机者，悉蒙宽容，交部议奏，文书展转，迁延时日，而不闻军法从事，立肃刑威。军中习以为常，无所警发，卒致驱百万赤子，糜烂于敌人炮火之中。是水懦之流极，至今多死者竟在无辜之民也。岂不悲哉？今者往事已矣，来者犹可追也。顷阅钞报，清泉彭御史有请严定扣饷缺额罪名一折，部议限于例文，不过以监候斩绞覆奏，终未能另立新章。蒙窃谓此种大误戎机之痼疾，决非寻常国手所能医。允宜断自宸衷，立予以军前正法，庶几人心可挽，风气可回矣。前任湖南龙山典史朱克敬，小吏中之将材也，其论时务有云：“非破格之赏，不足以鼓舞豪杰之精神；非不测之威，不足以杜绝奸邪之幸进。是在圣神之妙用也。”旨哉言乎，处今日而陈火烈水懦之要义。窃愿引此以伸救时之论云。

变化气质说

吕东莱[8]少时性极褊，高自位置，而俯视一切，于人几无所容，初不自以为非也。一日病久力微，盛气少敛，而悱恻和平之意遂盎然于深居简出之余。因偶读《论语》，油然有感于心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诚有道之言也欤。”于是奉为旨归，以自求变化气质，由坚忍以臻纯粹，竟至终身无暴怒之容，而即以此教授门徒，成为学派。宗吕氏者，率皆以变化气质为宗主矣。夫气质者，对义理而言也。孟子道性善，而横渠、伊川论性，则有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之分，其实，性即理也。在天曰理，既付于人，始谓之性。凡谓性者，皆此理已堕气质之中者也。气质各有清浊纯驳之不齐，则不必皆善焉。孟子所称性善者，谓性之本原至善也。性之本原，即理也。理岂有不善者哉？如不知性之本善，即不知性之可反，谁复刻苦自励，以神变化之功？不知变化气质，即无以复性之初，徒自囿于后天，而不能完其本然之善也。观夫白露之初降也，乾坤清气，不染一尘，犹之理之在天者也。付于物，则随万物之色以呈形，犹之理堕气质之中，而各成一性也。于是青黄碧绿，万紫千红，遂令目迷五色，犹之气质之性，清浊纯驳之不齐也。其付于粼粼之白石者，则本质全存，无所淆也。而付于黝黑之污泥者，则本质淆乱太甚，不复能有以澄清矣。此惟上知与下愚不移之证也。其余，则虽濡染夫万紫千红，青黄碧绿，然淆之未甚，则澄之非艰。此中人之气质可以变化，天性可以复初之证也。且夫变化气质之益，岂独东莱吕氏为然？李延平[9]先生实亦得力于此。延平初年性豪迈，少不如意，躁急之态形焉。厥后，磨砺功深，遂终身无疾言遽色。明道程子、横渠张子，皆宋儒中之泰山北斗也。其心至仁，万物一体，若无内外彼此之分，而当少年时，则明道好田猎，横渠喜谈兵，气质之偏，几乎开残忍猛烈之渐，而致恻隐胥忘。夫猎也，兵也，在古人皆为正务，岂足为二先生病哉？惟病根在一“好”字，一“喜”字耳。以视后来之造就，满腔生意，高下何啻天渊。可知儒生吃紧工夫，全在变化气质。吕氏学术之主此，不诚万世之要道哉？

论读书乙未

伊川程子有言：“格物者，物犹理也，格犹穷也。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然，皆穷理也。”是说也，浅观之，则似读书者特格物中之一事耳。深而求之，而后知读书一事，实该格物之全体，贯彻初终，而无以逾焉者也。程子不云乎，学者先须读《论》《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他书，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执此以度量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朱子亦云：“先读彻《论》《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镜在此，而妍丑不可逃，否则胸无权衡，多为所惑。”至哉言乎！以此见读书一事之贯彻初终也。如未读书讲明义理，虽欲尚论古人，别其是非，而吾心之是非，未臻精确也。虽求应接事物，处得其当，而吾心之措置，未诣精详也。一经读书明理，则不特二者可期于至善，凡天地间万事万物之当然，皆可流通于方寸焉。此蒙所以谓读书一事，实该格致之全体也。而在今日，则读书明理，尤为要务焉。

顷者，东方多难，上廑宵旰忧劳，天下臣民，莫不痛心疾首，纷纷聚讼。一则曰：练军之无胆力也。一则曰：饷源之有漏卮也。一则曰：器械未精，所购非良品也。一则曰：兵轮既失，无以壮声援也。是数者，诚扼要之言，要之一一仰探其源，皆由人心之私而不公，散而不聚也。有器而无兵，与无器同。有兵而无心，与无兵等。兵之无心，实由薄俗之种种无良，有以倡之也。故蒙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攘外患也。而欲正人心，要不外读书穷理，明善乃能复初矣。夫近世之所谓读书者，不过略求浅近，惟便习为举业耳。而令读书以习举业，在朝廷原有深意焉。方望溪先生云：制艺代圣贤立言，自非深于义理者不能工，不工则不能入彀。国家以四书五经命题取士，盖欲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渐培养而渐扩充耳。无如法积久而渐敝，风气迭变而即于浇漓，亦其势使然也。向之清真雅正者，近或变而剪红配绿，秾丽为工矣。又或变而语怪搜奇，隐僻争胜矣。亦何怪乎为当世所轻，而议废八股之文哉？国初诸公之为文，命题虽极四书五经而止，其用功也，要必贯通群经，包罗全史，融会义理而出之。故童子于《十三经》，无不遍读也。迩来风气既变，中式者不必尽湛深经术之文，而穷经之功，于是乎废而不讲。乡塾之士，已有终身未睹《周礼》《仪礼》《尔雅》及《公》《毂》诸书者。犹幸命题之书不能不读，故于四书，必遍览集注焉；于五经，必熟诵本文焉；而于《孝经》及性理诸书，童试作论时，犹得阅及一隅焉。使并八股之文而废之，则四书五经必皆韫椟而藏矣。蒙养之士毫不得见圣贤一言，以资启沃世道人心，尚可问哉？蒙于世俗之文，厌弃不为也久矣。一闻议废，初亦引为快谈，然终虑其因此而废彼，不能无饩羊并去之忧焉。窃尝论经传维世之功，于衰世益彰明效。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去古未远，转移之效非奇。所奇者，朱子《通鉴纲目》出，而历代之朝野上下，皆阴受其福焉。方望溪曰：“人道之失，自战国始。篡弑之人，列为侯王，暴诈之徒，比肩将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厥后，千余年间，倏盛倏衰，人心靡定，篡弑相仍。降及五代，而人道几乎绝矣。有宋诸儒出，讲明经传义理，吾道为之大光，而朱子者复秉持笔，于千载以来史册共称禅受之曹魏，一旦黜为篡国焉，而于君臣一德，心存王室之蜀汉。一旦尊为正统焉，而人之耳目心志，又一移矣。故自南宋之衰，以迄有明之季，从无篡弑之祸出乎其间，仅一燕王称兵犯阙，犹必始终假靖难为名，而方正学诸臣之以死峻拒，百折不回，又几令燕王不安天位。此皆大义昭明之实效，诚经传纲目维世之奇功也，而顾可任人束之高阁哉？或曰：“泰西各国，委无经传，而亦能保太平，何也？”曰：“泰西君民共利，上下一心，无隔阂不通之情，无痛痒不关之事。是以其气常固，且会当全盛，如日中天，一国之人，莫不殚精学艺，以求日新月盛，而无暇即于慆**，使再泽以经传之膏腴，则更蒸蒸日上矣。今日之中国，一切与西国殊形，人心日漓而日远，安可不借诗书酝酿，以延一线之生机？即有为上者苦心筹画，提倡宗风，使举国建格致堂，遍学泰西诸学，苟非先导以读书明理，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急公而缓私，先义而后利，犹恐纷歧不一，欺诬粉饰，终难以收富强之功。”或曰：“寓读书于西学中，可乎？”曰：“可。正宜相辅而行也。西学者，达用之具也，不可不亟讲求者也。读书者，明体之资也。愈讨论，则愈坚其达用之志者也。何也？时势所迫，积弱难堪，非精西学不足以安民，非精西学不足以保国。今既读书明理，各正其心，则仁慈忠爱之情必切，不合力以求济事而心不安也，不核实以期成功而心不忍也。此体用相辅而行之效也。况乎人心既固，则众志成城，继西学犹有未精，亦足令敌人闻而心服。孟子曰：‘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善哉言乎！此古今兵书第一篇要义也。蒙尝于乡先正罗忠节公泽南行军之本末，熟览而深信之。”“然则为今日计，欲令人读书穷理，宜如何？”

曰：“废八股，则经传无人寓目，蒙不敢请废也；存八股，而义理究无人精求，蒙亦不敢请存也。如欲因陋就简，一加整饬，使姑为入德之门，则近日书院之研求经学、理学，似犹近之。今请于自强馆中西学，谕令书院诸生，各就其性之所近，旁及讲求，以期渐推渐广，俾穷乡僻壤侧闻余论，亦免少见多怪之惊。而于诸生经学、理学之用功，尤必责以切身体察，无徒自矜涉猎。要贵择善固执，克己以力行之，上之人随时考求，黜其浮伪。诚得人人践履笃实，亦不必高谈希古，但使近追会曾、胡、江、罗各先正之风，则能本忠诚以为天下倡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论濂学

世称洛学、闽学最盛，而罕有称濂学者。其实，洛闽之学即濂学之支流也，专称洛闽，则濂学之名不甚彰显；统称濂学，而洛闽之卓著数百年者，不敢一旦忽灭其名。然则宜何以处之？蒙则曰：以孔子拟濂溪，以颜、曾拟二程，而以孟子拟紫阳，庶几近之。夫天下万世之正学，固无论得其全体，得其偏端，要皆孔子之学也。韩文公[10]有言：“孔子之道，大而能博，群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旨哉言乎！今观孔门之徒，颜子得道最先，气象去圣人不远，其质性盖为近之。曾子得道较晚，而质性英毅，视颜子面目略为改观。观其言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其岩岩气象可知矣。故得其传者惟子思，再传而及孟氏。二子之天爵自尊，俯瞰权势，视曾子气象正同，殆亦质性相近，而以心印心者为尤捷也。

后儒称颜称曾及思孟之学，虽似各树一帜，究何尝掩蔽洙泗，而不知为总汇之源哉？即子夏设教西河，西河之人知有子夏，不知有孔子，然而子夏之渊源所出，终不可得而泯也。至孟子尝毅然曰：“伯夷、伊尹、孔子，吾皆未能有行，然所愿则学孔子也。”是尤衍孔学之传之健者欤。濂溪崛起于道丧文敝之余，开宋元明数百年学统，是亦宋元明之孔子也。虽同时有安定泰山，三峰鼎峙，而窥天人之蕴奥，周子视二先生为最精。程子之父独识周子于簿书鞅掌中，而命二子以受业，于是周子教泽之流传，遂远及于百世焉。程子之言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又曰：“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是皆二程得道最初处也，故言之亲切有味云。”厥后，流派渐分，数传而遂得朱子。今比而论之，明道一团和气，质性类颜子，视濂溪最近。伊川刚方严毅，质性类曾子，视明道面目略为改观。而振衰起懦之功，朱子远绍其心传，而适符伊川之气象，殆亦质性相同也。南渡之有朱子，亦何异战国之有孟子而于中流作砥柱哉？朱子谓明道、伊川，虽不常称周子，以自得之趣，不尽出于濂溪，然当吟风弄月之年，深求孔颜乐处，其最初口授之真传，不可得而诬也。若是，则朱子固力尊周子，即孟子愿学孔子之心，犹之王者禘祭，追远之中又追远也，是亦衍濂学之传之健者欤。蒙故曰：洛学、闽学，不必统括以濂学之名。要之，在在可视为濂学。世之盛称洛闽而忘其为濂学者，正如睹汪洋万里之黄河，不知此水即眼前之星宿海也。且譬之大树，菁英燦著，人惟美其叶花枝干，而无一言以及最初之果实萌茁而为根者，则以深伏土中，无所见而忘之耳。究之，全树菁英，何在非一果之精蕴哉？观乎此，则吾党之尊周子，诚不必另标濂学之名，致转与支流分衍诸家，嫌于并峙。惟有以圣门之故事例之，直推周子为宋元明之孔子可也。

论顾泾阳[11]宪成

千古为学之要，一言以蔽之曰“诚”。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诚之谓也。三代以上儒者，岂乏善与人同，而以教人以善为忠者哉？然其暗修尔室也，未尝求知于世，惟以自完性量为安。故内则绰然有余，外则阒然无迹。而其徒又皆诚心向道，求附门墙，切问近思，潜修自爱，绝不以声华标榜为荣。故虽以孔子一匹夫，萃三千弟子于洙泗之堂，而世不以为骇。亦时与公卿大夫往来晋接，而世不指为攀援。平居婉讽徐商，亦恒有补时政之阙。如颛臾之伐，长府之为，皆赖其言以转移其事，而未闻取怒于当途。虽由其时风会近古使然，实则自重者之淑身淑世，始终出于至诚之所致也。顾泾阳当明季嚣陵之世，身已退处无权，正宜韬光沈馨，以抱道之躬，表率后生，而泯其迹，而乃显立门户，倡盟树帜，使愤时嫉俗者，闻风而响附。即沽名广誉者，亦引重以梯荣。卒致薰莸杂处东林，以资忌我者之弹射，至无以自解于人言。其曰：“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此亦古人忧世之心也。然第宜因事纳忠，当几婉示周行，孚以至诚，以期潜移默化。胡乃务为横议，指斥枢廷，吾身之取祸不言，于事亦终无所济，究何补于世道哉？迹其气矜之隆，涵养已知未足，甚或有心出位，兼图掠取声名，且聚此薰莸不一之徒，以与当道争是非之柄，诚未足以令人心服也。君子之学贵自反，我躬之积诚不足，于在廷之忌我者何尤。况夫李三才者，一赂遗结纳之人，朝野所共知也，以干略推重封疆则可，以道义附身儒林则不可。姑无论其大端，即觇其一行之微，亦不无作伪。如惩税监爪牙之肆恶，可谓气盛有为矣，而何必出以死囚诬陷之阴谋？宴嘉宾而盛馔以示优崇，亦素富贵行乎富贵之道，人未遽以为奢也，而何必出以蔬素寥寥之矫饰？良由居心不正，是以行事多欺。即其倾向东林，亦不过自附名流，以渔物望，非真心折泾阳也。而泾阳识不足以知人，心徒悦其附己，乃盛称其廉直，贻书大僚，以排朝臣之攻击，益激发平时积怒之心，而使张其毒焰，致善类亦皆无以自存，岂非泾阳昧于淑身淑世之方哉？

蒙窃潜为之说曰：儒者之要无他，立心必诚，而推之以恕。交友必慎，而永之以淡。箴时之病，固须竭忠补救，而必出之以温厚和平。夫然后淑身淑世，攸往咸宜，虽圣人复起，无以易也。

论李二曲壬辰

李二曲[12]先生，移孝作忠，胜朝义士之艰贞者也。惜其韬晦犹有未足，几不能自终天年耳。盖其屡被荐辟也，由夫名遍海内也，而大名之远播也，实自表章东林，倡导讲学始。初，李二曲在关中昌明关学，多士争相就问。虽为当事所景慕，聘主关中书院，然小驻即去，声名未及达于朝端。即陕抚欲加以荐牍，学使议进其著述，亦皆以哀吁力辞而得免，若之何？旋以东林学者故，宏开讲社于他邦，而使嘉名倾动四海，致公卿交口，天子动容。自时厥后，虽欲自晦之，而已莫能晦也。是役也，李二曲初非为谒道南而行也，专以厥考信吾公殉难襄城，垂三十年，遗骸未返，徒跣而往觅之也。及其觅之不得，乃昼夜哭不绝声，泪尽继以血。襄城令张允中[13]遂为建祠造冢，以慰孝子心。而扬州太守骆钟麟[14]，因谓祠事需旷日持久始成，暂请南下，谒道南书院，以发顾泾阳[15]、高忠宪[16]诸公书，讲学以慰东林学者之望。二曲应之，从者云集。开讲于无锡，于江阴，于靖江、宜兴，昼夜不获休，于是声名乃大著焉。厥后，督臣、部臣交章之荐，被以昌明绝学、海内真儒之目，其由来不皆肇于此乎？迄中朝必欲致之，而大吏趣行益急，虽固辞以疾笃，而犹舁其床以至行省，大吏亲诣榻前验病，怂恿劝行。至李二曲绝粒六日，欲拔佩刀自刺，始不得已予假而姑置之。乌虖危哉！向使李二曲韬光沈馨，亦如王船山之绝口讲学，声影不出林莽，何至受此逼促之甚，而几不得自终天年乎？是故君子之制事以义也，惟其时也。表彰先儒，讲授后进，实亦圣贤成物之功。然既值首阳高蹈之年，则惟有独善其身，若绝意于人世者，时未可以彰彰自见也。顾亭林卜居华阴，华下诸生请讲学，谢之曰：“近日李二曲徒以讲学故得名，遂招逼迫，几凶死，名之为累甚矣。况东林覆辙，有进于此者乎？”亭林之幽贞，可谓善自处矣。而其论二曲之关键所在，知言哉，知言哉。虽然，蒙于此窃有感焉。夫以箕子之艰贞，未尝不竭意陈畴，授圣大法，而朝鲜长往，武王亦未尝屈而臣之。君义臣仁，两美无伤，足见三代圣人之至公无我。而圣祖仁皇帝之君临天下，自三代以后之贤君，罕有比伦者也。李二曲躬逢五百年贞元之会，论其学术，当亦在见知之列。既已声光不掩，上动朝廷征召，李二曲即钦三聘之诚，蒲轮一见，誓死乞不服官受职。惟请退修讲社，庶几表章先哲，教育群材，助成一代作人之化，以当外臣之报称。明如圣祖，必且与周武王心心相印，别有以善处二曲而玉成之，乃二曲终不出此，徒以死拒不见，而圣祖亦惟宠以“关中大儒”四字，不复强使来朝，以成其志节，并保其天年，俾无自戕厥命。然则当日好贤之诚，与夫体恤之周，矜全之至，曾何减于三代之仁至义尽也哉？此非本朝臣子之私言，当亦胜国遗臣易箦时所默焉钦感者也。是说也，蒙将起九原而质之。

论匡衡宋璟

古今之人品心术，恒有同床异梦之分。而人之服与不服，亦随之转移而不爽，盖判于一念之公私而已矣。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文中子[17]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是皆定人品决从违于心术之微也。汉匡衡[18]靳甘延寿[19]、陈汤[20]之封，唐宋璟[21]薄郝灵荃[22]之赏，事体亦似相同，而当时诋衡者，则曰大臣倾邪，欲专主威，排妒有功。其论璟者，则以弭兵轻武，杜渐防微，而服其深识远虑。何其人心之服与不服，如此判若天壤哉？亦惟判于二人一念之公私而已矣。宋璟为相，守法扶正，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卒致赋役宽平，刑爵清省，百姓富庶，则人心之帖服也，非一日矣。而璟之以天下自任也，志在格君心之非，消兵萌之患，亦非一日，盖积诚早裕本源矣。一旦郝灵荃得默啜之首，欣欣然自以为不世之功，上既有好武之君，人人正思以武功邀爵禄。设为相者，又复迎合上意，于郝灵荃亟加重赏，将来踵灵荃之后而生心侥幸者，复何限哉？是以宋璟痛抑其赏，逾年始薄予之，则所以杜君心之萌，弭兵戎之祸者，洵识远而虑周，其大公无我之心，固昭然揭日月而行矣。人之深信而诚服也，不亦宜乎？故郝灵荃虽薰心爵禄，至是亦无可如何，惟有恸哭至死已耳。亦无能遍诉朋僚，而使交章争论，如刘向、谷永、耿育诸人之讼陈汤者，此实宋璟一念之公，有以靖盈廷之气也。若匡衡者则不然。甘延寿、陈汤之建立奇勋，出人意表，而安边靖乱，国实赖之。衡知此举未可厚非也，惟据其矫制擅伐，指为罪名。夫大臣而咎群僚之矫制擅伐，岂非持国体哉？持国体，岂非正哉？惟因匡衡一攻再攻而不已，而人遂有以窥其私念矣。甘、陈矫制擅伐而膺重赏，恐致后来使臣乘隙生心，此端诚未可开也。而圆妙不拘之君，美臣下便宜行事，实有益于国计民生，录其功而遗其过，偶一行之，后不为例，亦无不可也。而匡衡乃以帝违其议，郁郁不乐，久而勿忘，及新君即位，复劾陈汤前事，而终陷之于罪。此则实挟一争胜之私心，是己非人，必求胜以伸己意也。然则耿育之诋为倾邪，排妒有功，岂非衡一念之私有以自召者哉？君子观于匡衡、宋璟之同床异梦，可悟一念之差。有乖心术，即人之察之者，亦莫不烛隐而探幽，益不敢不自深谨独之功也。夫读史一事，人知为增长识力之资耳，而抑知即诚意正心之一助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