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好吧,我可以简单地称呼他先生。”
“您不妨照英国的叫法,称呼他勋爵吧。”阿多斯认为这样称呼比较得体。
“我可以说,勋爵,您可记得卢森堡宫附近那个羊圈?”
“好!现在说卢森堡宫!旁人一定会相信,这是一句有关王太后的隐语[1]!这真巧妙。”阿多斯说。
“既然如此,我可以很简单地这样写:勋爵,您可记得某个您曾经在那儿被人救了性命的羊圈?”
“亲爱的达达尼昂,”阿多斯说,“您永远只是一个很不高明的执笔人,您不是说‘某个您曾经在那儿被人救了性命的羊圈’吗?这算什么话!这不是适当的。对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谁也不会提这类帮忙的事。弄巧成拙,反而造成了侮辱。”
“哈!亲爱的,”达达尼昂说,“您真使人难堪,如果必须在您的检查下写信,说句真心话,我只好不动笔了。”
“您这样做是对的。放枪和使剑,亲爱的,这两件事您都十分高明。不过,请您把笔交给教士先生,这是他的任务。”
“哈!对呀,说真的,”波尔多斯说,“请您把笔交给阿拉密斯,他用拉丁文写过好些论文。”
“既然如此,那也好,”达达尼昂说,“请您起草这封信吧,阿拉密斯。不过,凭我们的圣父起誓,请您注意自己。因为现在,轮到我来对您挑眼了,我特地通知您。”
“这是我求之不得的。”阿拉密斯用一般诗人具有的天真自信的态度说,“不过,必须要使我明白情况,因为我从各方面得到一些传闻,说这位嫂嫂是一个女光棍,我在静听她和红衣主教的谈话中间,也得到了她是女光棍的证据。”
“轻点儿说吧,见鬼!”阿多斯说。
“不过,”阿拉密斯继续说,“我没有摸到详细情况。”
“我也一样。”波尔多斯说。
达达尼昂和阿多斯彼此却沉默地互相注视了一会儿。最后,阿多斯经过了思考,脸色变得比平常更苍白一些,才做了一个同意的手势,达达尼昂懂得自己能发言了。
“既然如此,应当说的话在这儿了,”达达尼昂接着说,“您写吧:勋爵,您的嫂嫂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为了承袭您的遗产,她曾经想教人杀掉您。不过,她本来是不能和令兄结婚的,因为她在法国原是个有夫之妇,后来又被……”
达达尼昂一面如同寻觅适当的字眼似的望着阿多斯,一面停住不再说下去。
“后来又被她的丈夫撵出来。”阿多斯说。
“因为她是曾被人烙过印记的。”达达尼昂接口说。
“什么话?”波尔多斯说,“不可能!她曾经想教人杀掉她的小叔子吗?”
“是呀。”
“她结过婚吗?”阿拉密斯说。
“是呀。”
“她丈夫曾经看见她的肩膀上烙了一朵花吗?”波尔多斯高声问。
“是呀。”
这三个“是呀”全是阿多斯说的,但在音调上一个比一个显得更加忧郁。
“谁看见过那朵百合花?”阿拉密斯问。
“达达尼昂和我。若是着重时间的先后,倒不如说我和达达尼昂。”阿多斯回答。
“这个坏女人的丈夫现在还活着吗?”阿拉密斯问。
“他还活着。”
“您能肯定他还活着?”
“我就是她的丈夫。”
谁都不说话了,寂静了片刻,在这气氛当中,每一个人根据各自的本性深深受到了震动。
“这一次,”阿多斯首先打破了沉默,“达达尼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极了的纲领,首先应当写的正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