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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持迦特力教，屈从西班牙统治的南方十省，在艺术上走意大利的道路，画神话上的史诗；以英雄式的**为中心；获得自由，改奉新教的北方，却朝另一方向发展他们的生活与艺术。那儿雨水多，天气冷，**更少出现，更难受欢迎。日耳曼的血统更纯粹，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所设想的古典艺术不容易欣赏。生活更艰难更辛苦，饮食更俭省，人都惯于苦干、计算，有条有理地管束自己，对于逸乐和自由发展的人生的美梦，不大能领会。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荷兰的布尔乔亚在柜台上忙过一天以后，回到家里是怎样一个情形。他的屋子只有几个房间，几乎跟船上的房舱相仿；装饰意大利殿堂的大画无法悬挂；屋主所需要的是清洁与舒服；有了这两样就够了，不在乎装饰。据威尼斯大使们[58]的记载：“他们生活十分朴素，最富有的人家也看不见奢侈和了不起的排场……他们不用仆役，不穿绸缎；家中很少银器，不用地毯；家具什物寥寥无几……不论居家出外，在衣着和其他方面都显出中产之家的真正的俭省，没有不必要的东西。”莱斯特伯爵奉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之命，带领军队援助荷兰的时候［一五八五］，斯皮诺拉代表西班牙王来议和的时候［一六○九］，他们那种君主国家的阔排场，同当地的生活正好是极端，甚至引起反感。共和邦的首领，当时的英雄，“沉默的威廉·特·奥朗热”，身上的旧袍子连大学生也会嫌破烂，钮子不扣的短褂也一样破旧，羊毛背心像船夫穿的。下一个世纪，路易十四的敌人，荷兰执政扬·维特只有一个仆役；无论何人都可和他接近；他的声名显赫的前辈［“沉默的威廉”］“跟啤酒商和布尔乔亚”平起平坐；维特就是以他为榜样。便是今日，民间的生活习惯还保留不少俭朴的古风。在欧洲别的地方，爱装饰爱享乐的本能使诸侯的游行赛会成为风气，大众也能体会健美的肉体所包含的异教的诗意；荷兰人的性格却和这种本能不相容。

在他们身上有优势的是一些相反的本能。南方各省在尼德兰原是一股平衡的力量；十六世纪末期南北分裂以后，荷兰摆脱了那股平衡的力，突然由着自己的本性倒向另外一边，而且势头非常猛烈。一切原始的倾向和才能都赫然出现；那并不是新生的，只是原有的东西冒出头来。一百五十年以前，有眼光的人早已见到，教皇埃涅阿斯·西尔维于斯［庇护二世］说过：“弗里斯兰[59]是一个自由的国土，按着自己的习惯生活，既不能服从外人，也不想指挥别人。弗里斯兰人为了自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性命。这个高傲尚武的民族，身体高大强壮，性情沉着、勇敢，喜欢夸耀自由；布戈涅公爵菲利普虽然自称为他们的君主，对他们毫无作用。他们最恨封建贵族与军人的傲慢，不容许有人凌驾别人。他们的行政官每年由公众选举，办事非公正不可……他们对不贞的妇女惩罚极严……他们不大能接受不结婚的教士，怕他勾引别人的妻子，认为绝欲极不容易，非人力所能办到。”在这些地方，日耳曼族对国家、婚姻、宗教的观念已经露出萌芽，暗示将来会发展成新教与共和政体。受到腓力二世考验的时候［一五七二~一五九八］他们先“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一个做买卖的小小的民族，埋没在一个烂泥堆上，处在一个比拿破仑帝国更辽阔更可怕的帝国[60]的边陲；面对着想消灭他的巨人，在重重压力之下竟然能抵抗、生存、长大。他们历次被围的经过令人钦佩；城中的布尔乔亚与妇女，只靠几百个兵帮助，把整整的一军，全欧洲最精锐的士兵，最有名的将领，最能干的工程师，阻拦在残破的城墙之下，筋疲力尽的居民吃了四个月六个月的耗子、树叶、皮革，还不肯投降，宁肯排了方阵，把残废的人夹在中央，到敌人的阵地上去让他们杀死。我们直到读了这些战役的详细记录，才知道人的毅力、镇静、耐性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峰[61]。一艘荷兰军舰宁可在海上自己炸沉，决不下旗投降；他们在新地岛、印度、巴西，以及穿过麦哲伦海峡所做的探险、殖民与征略的事业，也和他们的战斗一样壮烈。的确，我们向人的本性要求越多，它结的果实也越多，能力越用越强；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忍受简直看不到限度。——经过三十七年的战争［一五七二~一六○九］，到一六○九年，奋斗的目的终于达到，西班牙承认他们独立；整个十七世纪，荷兰人在欧洲当着第一流的角色。和他们再打二十七年仗［一六二一~一六四八］的西班牙人，英国的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路易十四的新兴的强大的力量，都不能使他们屈服。路易十四发动三次战争，临了不得不派使节到赫尔特雷登堡去卑躬屈节地求和，还遭到拒绝。他们的执政海因修斯当时是左右欧洲大局的三巨头之一。国内政治修明；世界上第一次，人有了信仰自由，所有的公民权都受到尊重。国家是各省志愿结合的联邦；各省在自己的范围内保障公众的安全与个人的自由，完善的程度为从来所未有。据一六六○年时帕里瓦尔的记载：“他们都热爱自由；在他们国内对谁都不能打骂，仆役也有许多特权，主人不敢殴打。”帕里瓦尔用十分钦佩的口吻一再提到他们尊重人权：“今日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享有像荷兰那么多的自由，人与人间的和睦能使平民不受大人物责骂，穷人不受富人责骂……一个贵族倘把农奴或奴隶带进荷兰，他们马上变做自由人；贵族买他们的本钱只能白白损失……农民只要付了分内的赋税，同城里人一样自由……尤其每个人在自己家里都是绝对的主人，谁要擅入民居侵犯别人，就是犯了大罪，而且非常危险。”无论何人，可以随时离开国境，带出去的银钱不受限制。路上昼夜安全，单身的旅客也不用害怕。主人不得强留仆役。没有人为了宗教而受审问。有议论一切的自由，“连议论行政长官”，甚至宣扬他们的坏处也不妨。人与人间绝对平等：“担任公职的人要亲切和善才能受到爱戴，不能用傲慢的态度。”这样的民族不可能不繁荣兴旺；等到一个人又坚强又公正的时候，其余的一切便不求而自得。独立战争开始时［一五七二］，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只有七万，一六一八年增加到三十万。威尼斯的使节在报告中说，街上的人一天到晚都像赶集一般拥挤；城市的范围扩大了三分之二；一块容足之地值到一个金杜加。农村的地价不亚于城市。没有一个地方的农民这样富足，这样会经营土地：某个村子有四千头母牛；有一头牛重一千多斤；一个地主的女儿嫁给莫里斯亲王，陪嫁有十万弗洛令[62]。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业品有这样完美，出产的货物有布匹、镜子、砂糖、瓷器、陶器、绸缎、织锦缎、铁器和船舶用具；欧洲一半的奢侈品和几乎全部的运输都由荷兰供应。他们有上千条船到波罗的海去搜集各国原料，捕春鱼的船有八百艘。东印度公司掌握与印度、中国、日本通商的专利权。巴塔维亚是荷兰海外殖民地的中心。那个时代[63]，荷兰在海上和世界上的地位等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一共有十万水手；战时可以武装两千艘船；五十年以后，荷兰独自抵抗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我们眼看它兴旺与成功的巨流一年一年地扩大。

可是水源比水流更出色；因为支持这股巨流的是无穷的勇气、理智、牺牲、意志、才干。威尼斯的大使们说：“这些人极爱制造，极爱工作，在他们手里，没有一件克服不了的难事。他们天生能干活，刻苦，人人工作，不是干这个，便是干那个。”大量的生产，小量的消耗：公众的财富就是这么增长的。“最穷的人，在最小最简陋的屋子里”，必不可少的东西应有尽有。最有钱的人，在他们的大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和摆阔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偷懒，没有一个人浪费，人人动手工作或是用脑子工作。帕里瓦尔说：“这里的人在每样东西上想法挣钱；连在运河底里捞垃圾的每天也挣到半块钱。孩子们从小学手艺差不多一开场就能谋生。他们最恨办事不力，游手好闲：有些地方的法官可监禁懒汉、浪人以及不好好管理家业的人，只消他们的妻子或亲属要求；所以即使有人不愿意，也不能不自食其力。”修道院改为医院、救济所、孤儿院；把不事生产的修士的收入，赡养老弱残废、阵亡的海陆军人的孤儿寡妇。军队的素质之高，便是一个宪兵也能在意大利军中当营长，而意大利的营长还不够资格在荷兰当一名宪兵。至于文化和教育，正如组织和管理的技术一样，他们比欧洲别的国家先进两百年。难得遇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不识字、不会写字。每个村子有一所公立小学。在布尔乔亚家庭里，男孩子都懂拉丁文，女孩子都懂法文。不少人通好几国文字，能说能写。这不仅因为他们有备而不用的习惯，存着实用的念头，而且也由于他们感到学问的尊严。莱登城在英勇的抵抗［一五七四］以后，联邦议会预备送它一笔礼物，它要求设一所大学，并千方百计罗致欧洲最大的学者。联邦议会写信给穷教师斯卡利杰尔，同时请法王亨利四世写信劝驾[64]，说只要他肯去就是他们的光荣；他不必教书，只消住在莱登，和学者们交谈，指导他们，发表他的著作，让荷兰也沾到一份光彩。在这种情形之下，莱登大学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学府，有两千学生。在法国受到禁止的哲学把荷兰作为避难所。整个十一世纪，荷兰是第一个重视思想的国家，成为实证科学的本乡或繁殖地。斯卡利杰尔、朱斯特·利普斯、索曼士、默尔修斯、海因修斯父子、两个道萨、马尼克斯·特·圣阿尔德贡德、雨果·格罗丢斯、斯内利厄斯，都在这里主持考据、法律、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埃尔泽维尔家族管着印刷。林索登和墨卡托教育游客，研究地理。霍夫特、博尔和凡·梅特伦写本国史。雅各布·卡茨写诗。当时的神学便是哲学，在阿明尼乌和戈马尔的发动之下，重新提出神的恩宠问题，连小村子里的乡下人和布尔乔亚的思想也为之激动。一六一九年在多德雷赫特召开的主教大会，等于新教的总教议会。荷兰除了在抽象思维方面占先之外，实际事务的才干也同样占先；从巴内费尔特到维特，从沉默的威廉到威廉三世，从海军提督黑姆斯凯克到特龙普和勒伊特，前前后后有一批优秀的人物领导战争和国家大事。民族艺术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中产生的。所有别具一格的大画家都生在十七世纪最初的三十年内。那时荷兰的基业已经稳固，最大的危险已经解除，最后胜利已成定局，人民都觉得做过一番大事业，用伟大的心胸与坚强的手腕替子孙创立了天下。这里像别处一样，艺术家是英雄们的儿子。功业圆满，创造现实世界的才能便越出现实世界去创造幻想世界。人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毋须再学习；在他面前，在他周围，充塞在他视线所及的天地中的，全是他的功绩；而功绩又多么显赫，内容又多么丰富，他尽可以对之长时间地欣赏、出神。他的思想不再依附外来的思想；他所追求的、所发现的，就是他自己的感觉；他敢于信任这个感觉，跟着这个感觉前进，不再模仿，样样取之于己，在创新的时候只听从感官和内心的嗜好。他的内在的力，他的基本的才具，他的原始的和世代相传的本能，接受了考验，锻炼得更坚强了，在考验过后继续活动，缔造了一个国家以后又来开创一派艺术。

现在我们来考察这派艺术；它用形体与色彩，把不久以前显露在行动与事业中的全部本能表现出来。北七省和南十省合为一个民族的时期，南北只有一派艺术。恩格尔布雷希特、路加斯·特·莱登、扬·斯霍勒尔、老黑姆斯凯克、高乃依·特·哈莱姆、布卢马特、霍尔齐乌斯：这些北方画家与安特卫普的南方画家用的是一样的风格。那时还没有面目分明的荷兰画派，因为还没有面目分明的比利时画派。独立战争开始时，北方画家和南方画家同样用足功夫模仿意大利人。可是从一六○○年起，一切都变了，在绘画方面和别的方面一样，充沛的精力使民族的本能占据优势。**是放弃了；理想的人体，过野外生活的鲜剥活跳的人，四肢和姿势的美妙的对称，大幅的寓意画和神话题材，都不合日耳曼口味。并且，控制思想的加尔文主义把这些作品排斥在教堂以外。在这个俭省、严肃、爱劳动的民族中间，根本没有王侯的宴会行乐，享用奢华的生活，不像在别的地方的宫殿中，在银器、号衣、精美的家具之间，需要肉感的和异教意味的图画。阿梅莉·特·索尔姆想用这种风格造一座建筑物纪念她的亡夫，执政腓特烈·亨利，只能把佛兰德斯的画家凡·蒂尔登和约尔丹斯请到奥朗热萨去。荷兰人的头脑是现实的，风俗习惯以人人平等为主，连一个鞋匠出身的人也能捐献军舰，当海军中将。在这种国家之内，大众感到兴趣的人物是公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穿着日常的服装，摆着日常的姿势，是某一个贤明的官长，某一个英勇的军人，而决非穿希腊装束的人，或者像希腊人那样的**。气势的宏伟风格只有一个用处，就是装饰市政厅和公共场所的巨型的肖像画，纪念有功社会的劳绩。所以那时出现一个新画种，大幅的画面上包括五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和真人一般大的全身肖像，或者是医院的一些董事，或者是赴射击大会的火绳枪手，或是围在议事桌四周的一群市政委员，或是在聚餐会上举杯祝贺的一批军官，或是在解剖厅上做实验的一些教授：以一个与他们职业有关的行动为中心，配上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环境、衣着、武器、旗帜、零星什物。这是真正的历史画，在一切历史画中最有参考价值，最富于表情的一种。弗兰兹·哈尔斯、伦勃朗、霍弗特·弗林克、费迪南德·博尔、特奥多雷·特·凯泽、让·拉文施泰因，在这些画上表现他们民族的英雄时代：刚强、正直、明理的人，有的是高尚的毅力、高尚的心胸；文艺复兴期的华丽的装饰、绶带、野牛皮的短袄、羊肠领、做工细巧的翻领、全黑的上装和大氅，又严肃又辉煌，衬托出身强力壮的厚实的仪表，坦白的表情；而艺术家凭着简洁遒劲的手法或者凭着真诚与坚强的信念，也显得和画上的英雄一样伟大。

以上是用于公众场合的图画。现在来看另外一些作品，为私人用做装饰，尺幅与题材完全适应购买者的性格与生活条件的作品。帕里瓦尔说：“即使最清寒的布尔乔亚，也没有不想好好地收藏一些画的。”一个面包店的老板花六百弗洛令买扬·弗美尔画的一幅人像。除了室内的清洁和雅致以外，图画就是他们的奢侈品；“他们在这方面很舍得花钱，宁可节省饮食。”民族的本能在这里又出现了，正如第一时期［尼德兰艺术四大时期的第一时期］在凡·爱克、昆廷·马赛斯、路加斯·特·莱登的画上所流露的。而这的确是民族的本能，根源之深，力量之强，便是在比利时，在以神话题材和装饰趣味为中心的绘画旁边，也照样在勃鲁盖尔和特尼斯笔下流露出来，好比小溪在大河旁边流着。民族的本能所要求的，刺激艺术家的创作的，是表现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像肉眼所看到的一样，包括布尔乔亚、农民、牲口、工场、客店、房间、街道、风景。这些对象用不着改头换面以求高雅，单凭本色就值得欣赏。现实本身，不管是人，是动物，是植物，是无生物，连同它的杂乱、猥琐、缺陷，都有存在的意义；只要了解现实，就会爱好现实，看了觉得愉快。艺术的目的不在于改变现实，而在于表达现实；艺术用同情的力量使现实显得美丽。抱着这样的观念，绘画能表现的对象就多了：在草屋里纺纱的管家妇，在刨凳上推刨子的木匠，替一个粗汉包扎手臂的外科医生，把鸡鸭插上烤扦的厨娘，由仆役服侍梳洗的富家妇；所有室内的景象，从贫民窟到客厅；所有的角色，从酒徒的满面红光到端庄的少女的恬静的笑容；所有的社交生活或乡村生活；几个人在金漆雕花的屋内打牌，农民在四壁空空的客店里吃喝，一群在结冰的运河上溜冰的人，水槽旁边的几头母牛，浮在海上的小船，还有天上、地上、水上、白昼、黑夜的无穷的变化。这一派的画家有特博赫、梅曲、赫里特·道、扬·弗美尔、安德里安·布劳沃、斯哈尔肯、弗兰兹·米里斯、扬·斯滕、沃弗曼、凡·奥斯塔德兄弟、韦南特、克伊普、凡·特·内尔、勒伊斯达尔、霍贝玛、保罗·波特、巴克赫伊森、凡·特·费尔德兄弟、菲利普·特·柯尼希、凡·特·海顿，画家之多不胜枚举。没有一个画派有这么多面貌特出的作家。既然艺术的境界不是一个范围有限的高峰，而是整个广阔的人生，每个心灵就都能找到一个面目分明的领域；理想的天地是狭窄的，只能让两三个天才居住；现实是没有边际的，四五十个有才能的人都有立足之地。这些作品中透露出一片宁静安乐的和谐，令人心旷神怡；艺术家像他的人物一样精神平衡，你觉得他的画图中的生活非常舒服、自在。画家的幻想显然不超越现实，似乎跟画上的人物一样心满意足，觉得现实很圆满，他想添加的不过是一种布局，在一个色调旁边加上一个色调，加上一种光线的效果，选择一个姿态。他面对现实世界好比一个幸福的荷兰人面对他的妻子，他就喜欢她生就的那个模样，不仅为意气相投而爱她，还因为对她的感情已经成为习惯；至多逢到某个节日要她不穿蓝衣衫，换一件红衣衫。荷兰画家不像我们的画家观察那么精细，脑子里给书籍报纸装满了哲学和美学的思想，画农民工人好像画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当做奇怪的动物和有趣的标本看待，画风景也加入只有市民与诗人才有的微妙精致的境界，情绪的波动，以便写出自然界的潜在的生命，静寂的梦境。荷兰画家要天真得多；他没有过度的脑力活动把他引入歧途，或者给他过分的刺激。和我们相比，他是一个工匠；他画画的时候只在形象上打主意，从大处着眼，关心简单扼要的特征，远过于出其不意的和凸出的细节。因为这缘故，他的作品更健全而并不如何惊心动魄，它向一般比较浑朴的人说话而博得更多的人爱好。——这些画家中只有两个人越过民族的界限与时代的界限，表现出为一切日耳曼种族所共有，而且是引导到近代意识的本能；一个是勒伊斯达尔，靠他极其细腻的心灵和高深的教育；一个是伦勃朗，靠他与众不同的眼光和泼辣豪放的天赋。伦勃朗是收藏家，性情孤僻，畸形的才具发展的结果，使他和我们的巴尔扎克一样成为魔术家和充满幻觉的人，在一个自己创造而别人无从问津的天地中过生活。他的视觉的尖锐与精微，高出一切画家之上，所以他懂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对眼睛来说，有形的物体主要是一块块的斑点；最简单的颜色也复杂万分；眼睛的感觉得之于构成色彩的元素，也有赖于色彩周围的事物；我们看到的东西只是受别的斑点影响的一个斑点；因此一幅画的主体是有颜色的、颤动的、重叠交错的气氛，形象浸在气氛中像海中的鱼一样。伦勃朗把这种气氛表现得好像可以用手接触，其中有许多神秘的生命；他画出本乡的日色，微弱的、似黄非黄的，像地窖中的灯光。他体会到日光与阴暗苦苦挣扎，越来越少的光线快要消灭，颤巍巍的反光硬要逗留在发亮的护壁上而不可能；他感觉到一大批半明半暗、模模糊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在他的油画和版画上像从深水中望出去的海底世界。一朝走出这样的阴暗，白昼的光线登时使他目眩神迷，给他的感觉仿佛一连串的闪电、奇幻的照明、千万条的火舌。结果他在没有生命的世界中发现一出完整而表情丰富的活剧，包括所有的对比、冲突，黑暗中最沉重凄厉的气氛，模糊的阴影中最飘忽最凄凉的境界，突然倾泻的阳光的猛不可当的气势。发现了这一点，他只消把人间的戏剧放进客观世界的戏剧；这样构成的舞台面，本身就决定登场人物。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只看到人和人生的最高最挺拔的枝条，在阳光中开放的健全的花朵；伦勃朗看到底下的根株，一切在阴暗中蔓延与发霉的东西，不是畸形就是病弱或流产的东西：穷苦的细民，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在大城市和恶劣的空气中堕落受苦的下层阶级，瘸腿的乞丐，脸孔虚肿的痴呆的老婆子，筋疲力尽的秃顶的匠人，脸色苍白的病人，一切为了邪恶的情欲与可怕的穷困而骚扰不安的人；而这些情欲与穷困就像腐烂的树上的蛀虫，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大量繁殖。他因为走上了这条路，才懂得痛苦的宗教，真正的基督教；他对圣经的理解同服侍病人的托钵派修士没有分别；他重新找到了基督，永久在世界上的基督：数千年如一日，在荷兰的酒坊中、客店中，像在当年的耶路撒冷一样，他安慰穷人，替他们治病，只有他能救他们，因为他和他们一样穷而心中更悲伤。影响所及，伦勃朗自己也动了怜悯；在一般贵族阶级的画家旁边，他是一个平民，至少在所有画家中最慈悲；他的更广大的同情心把现实抓握得更彻底；他不回避丑恶，也不因为求快乐求高雅而掩饰可怕的真相。因此他不受任何限制，只听从极度灵敏的感官指导；他表现的人不像古典艺术只限于一般的结构和抽象的典型，而是表现个人的特点与秘密，精神面貌的无穷而无法肯定的复杂性，在一刹那间把全部内心的历史集中在脸上的变化莫测的痕迹；对这些现象，唯有莎士比亚才有同样深入的目光。他在这方面是近代最独特的艺术家；倘把人生比做一根链条，那么他是铸造了一头，希腊人铸造了另外一头；所有佛罗伦斯、威尼斯、佛兰德斯的艺术家都在两者之间。到了今日，我们的过于灵敏的感觉，竭力追求微妙的差别的好奇心，不顾一切的要求真实的愿望，对于隐蔽与原始的人性的猜测，想寻访一个先驱者和前辈大师的时候，我们的巴尔扎克和德拉克鲁瓦只找到伦勃朗和莎士比亚两人。

伦勃朗《夜巡》

布面油画1642年

但这个繁花满树的景象只是暂时的，因为促成这个盛况的树液就在生产过程中枯竭。一六六七年荷兰打败英国海军以后，过去激发民族艺术的风气和思想感情，就有开始变质的迹象。人民太安乐了。一六六○年，帕里瓦尔谈到他们的繁荣，在每一章书中赞叹不已；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红利高至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英雄变了资产阶级；帕里瓦尔注意到他们最大的欲望是赚钱。并且“他们讨厌决斗、打架和争吵，说有钱的人决不打架”。他们要享受；十七世纪初期，威尼斯的大使们还看到大户人家非常朴素，如今变得奢华了。地位重要的布尔乔亚家里有了地毯、名贵的画、“金银餐具”。特博赫和梅曲画的富丽的内景，给我们看到一派时新的漂亮、浅色的绸衣衫，丝绒的短袄，首饰、珠宝、金粉印花的帘幔，用云石柱子砌成的高大的壁炉架。刚毅的古风衰退了。一六七二年，路易十四的军队**，完全没有遇到抵抗。军政废弛，部队纷纷溃散；城市不战而降；水闸的枢纽地梅登，只有四个法国兵就攻下了；联邦议会不问条件，一味求和。同时，民族的思想感情在艺术中也逐渐萎缩；趣味败坏；一六六九年，伦勃朗潦倒而死，几乎没有人注意；新兴的奢华只知道仿效外国款式，不是学法国，便是学意大利。即使在全盛时期，已经有不少画家到罗马去画风景和小型的人物；扬·博特、贝尔赫姆、卡雷尔·迪雅尔丹，还有多少别的，连沃弗曼在内，都在民族画派以外形成一个半意大利风的画派。但这个画派还是自发的自然的，除了阿尔卑斯以南的山岭、古迹、布景和道具；还有白茫茫的雾霭、朴实的相貌、软和的肉色，画家的快活的心情，表示荷兰人的本能始终存在，而且能自由发挥。相反，在全盛时期过去以后，这个本能就被外来的风尚压倒。在凯撒运河和海尔运河[65]两旁，盖起路易十四式的宏伟的府第，再由创立学派的佛兰德斯画家赫拉德·特·莱雷塞，用考据渊博的寓意画和混血种的神话作品装饰这些屋子。固然，民族艺术并非一下子就放弃地盘，还连续产生杰作，维持到十八世纪初期。同时，在屈辱与危险面前，民族意识也觉醒过来，引起一次群众革命［一六七二］，几次英勇的牺牲，开放水闸阻止敌军等等，带来一些成就。但便是那些成就，把短时期的振作所产生的毅力的热情毁掉了。荷兰的执政做了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在整个西班牙继承战争中，荷兰被盟国牺牲；从一七一三年的和约［结束西班牙继承战争的条约］以后，荷兰丧失海上的优势，国际地位开始低落，而且每况愈下。不久，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说，荷兰被英国牵着鼻子走，好比拖在军舰后面的驳船。在奥地利继承战争中［一七四一~一七四八］，荷兰被法国**；接着，商船受到英国查验，在印度的属地科罗曼德尔海岸被英国割去。最后，普鲁士跑到荷兰来压制共和党，恢复执政制［一七八七］。像一切弱者一样，荷兰受尽强者欺侮，一七八九年以后一再被人征服。更糟的是它居然逆来顺受，甘心沦为一个殷实的铺子，只管做贸易和银钱生意。早在一七二三年，荷兰的一个史学家，从外国逃亡来的扬·勒克莱尔，已经对独立战争时期宁愿炸沉不肯投降的英勇的水兵，非常浅薄地加以嘲笑[66]。一七三二年，另外一个史学家说：“荷兰人只想积聚财富。”一七四八年以后，海陆军完全荒废。一七八七年，布伦瑞克公爵征服荷兰，几乎不发一枪一弹。如此消沉的民气，比起沉默的威廉、勒伊特和特龙普的同伴们的精神来，相去何止天壤！而绘画就和这个时代精神完全一致，独创的画意跟活跃的精力一同消失。过了一七一○年，所有的大画家都死了。从上一代起，在弗兰兹·米里斯、斯哈尔肯和别的画家身上，已经显出衰落的迹象：风格更贫乏，幻想的天地更狭窄，修饰的功夫更细致。最后一批画家中的一个，安德里安·凡·特·韦夫，画些冷冰冰的细磨细琢的作品，神话题材和**，象牙色的皮肉，无精打采地回到意大利风格，说明荷兰人已经忘了他们天生的趣味和独特的才能。他的后辈仿佛一般想说话而无话可说的人；皮埃尔·凡·特·韦夫、亨利·凡·利姆博尔赫、菲利普·凡·代克、米里斯的儿子、米里斯的孙子、尼科拉斯·韦尔科利、康斯但丁·内切尔，全是有名的老师或有名的父亲的学生；但只会把听过的话重复一遍，像机器人一样。只有画花卉和零星小品的画家还有一些才能，例如雅克·特·维特、拉赫尔·勒伊斯、凡·海瑟姆；那些小品画不需要多大的创新，所以还能支持几年，好比干旱的地上大树都已死完，只剩下几株顽强的灌木。但灌木也枯萎了，地上便空无所有。这又是一个证据，说明个人的特色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

伦勃朗《自画像》

布面油画1659年

伦勃朗《杜普教授的解剖课》

布面油画1632年

[1]十九世纪及本世纪初期的美术史家，均认为有两个凡·爱克，一个叫许贝尔特，一个叫扬；某些作品都分别写在两个凡·爱克名下。据晚近学者的考据，许贝尔特·凡·爱克是出于十六世纪后半的古典学者的猜测，实际上只有扬·凡·爱克（1385~1441）。

[2]这个时期是1400年至1530年。——原注

[3]本书中以前并未提到十三世纪时佛兰德斯已废止农奴；想系作者在讲课时说过而编纂本书时漏列之故。

[4]这一点有1302年的古尔德雷战役为证。——原注［1302年佛兰德斯的民兵及步兵，与法国的骑兵在古尔德雷地方会战，民兵利用沼泽开凿深沟，使全身盔甲的法国骑兵陷入泥泞，无法作战，以致大败，重要将领都战死。］

[5]阿尔特未尔德（Artevelde）父子，雅各布与菲利普，为十四世纪时佛兰德斯民族运动的领袖，领导当地的布尔乔亚与群众反抗法国人和其他的封建主。

[6]见傅华萨的《编年史》。——原注［傅华萨（JeanFroissart，1337~1410）法国史家，留有1325至1400年间的编年史。］

[7]佛兰德斯的重要行业不止四种，四大行业不知何指，想系佛兰德斯十四世纪时的历史名词，有所专指。

[8]见米谢尔斯著：《佛兰德斯绘画史》第二卷第五页。——原注

[9]西尔维乌斯（AeneasSylvius，1405~1464），意大利诗人，古典学者，1458年当选为教皇，称庇护二世。

[10]迪盖克兰（1320~1380）是法国史上有名的军人。

[11]好人菲利普是统治佛兰德斯的第三代布戈涅公爵（1419~1467）。当时的诸侯及国王多有外号，如菲利普的父亲叫做“吓不倒的约翰”（1371~1419），祖父叫做“大胆菲利普”（1342~1404）。

[12]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世家》中的巨人高康大的母亲，叫做迦尔迦曼尔，胃口奇大，尤善啖肠。

[13]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讲起一个有钱的农民加马什结婚，喜酒的肴馔丰盛，比得上拉伯雷笔下巨人高康大的菜单。

[14]这一句是中古时代骑士自称的口头禅，表示尊敬妇女的意思。

[15]希腊神话：埃俄利特族的英雄耶逊为了要夺回被叔父篡夺的王位，带了五十位英雄到高尔契特去取金羊毛。他靠了美狄亚之力，制服了铜蹄的牛，叫它们耕地，把龙的牙齿种下，生出许多巨人，都被他杀了。他终于打败守护的巨龙，取得金羊毛。

[16]《阿马迪斯》是西班牙的一部骑士小说，主角阿马迪斯是爱情专一的流浪骑士的典型。

[17]“好人菲利普”根据希腊神话于1429年在布鲁日创立金羊毛骑士会，招纳品德高尚的贵族做会员，称为金羊毛骑士。

[18]作者说是十二美德，但只举了十一个。

[19]阿拉伯的名医兼哲学家阿威罗伊（Averrhoés，1126~1198）主张物质不灭，运动无终极。阿氏学说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北部极有势力。

[20]法国元帅布锡考特（1366~1421）就在那一次十字军战争中被土耳其人俘虏。

[21]卡尔凡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耶稣就在这座山上被钉死；彼拉多是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

[22]据后期基督教传说，耶稣上卡尔凡山之前，曾在路上停留十四次，后人称为“十四站”。又中世纪时路旁造的小十字架或小纪念建筑，亦称为“站”。

[23]在拜占廷帝国治下，八世纪时基督教会内部有一个反对崇拜圣像的宗派，称为反偶像派，势力极盛，至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重新抬头。

[24]佛兰德斯人往往出资请画家作画捐献教堂，把本人或家属的肖像放在画内；美术史统称之为捐献人的肖像。丹纳书中称为受赠人，显见是一时笔误，兹一律改正。

[25]可参观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布鲁日各处的美术馆，以及一般的三叠屏，上面往往画着整个家庭。——原注［文艺复兴初期的宗教画，常画成三叠、五叠的屏风式，意大利教堂中亦常见；但在佛兰德斯尤其流行，且不限于文艺复兴初期。此种图画实际仍固定在墙上，不过每叠均有框子分隔，使画面成为界限分明的几个景色。作者所谓“上面往往画着整个家庭”，是指捐献人一家的肖像。］

[26]例如许贝尔特·凡·爱克的《上帝与童贞女》；梅姆林的《圣母，圣女巴尔勃与圣女凯塞琳》；昆廷·马赛斯的《基督下葬》等等。——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