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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但这不过是第一个特点,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再看看地形,就发觉第二个特点和第一个结合在一起。在民族的事业和历史上反映出来的,仍然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希腊境内没有一样巨大的东西;外界的事物绝对没有比例不称,压倒一切的体积。既没有巨妖式的喜马拉雅,错综复杂、密密层层的草木,巨大的河流,像印度诗歌中所描写的那样;也没有无穷的森林,无垠的平原,面目狰狞的无边的海洋,像北欧那样。眼睛在这儿能毫不费事地捕捉事物的外形,留下一个明确的形象。一切都大小适中,恰如其分,简单明了,容易为感官接受。科林斯、阿提卡、维奥蒂亚、伯罗奔尼撒各处的山,高不过九百多公尺到一千四百公尺;只有几座山高达一千九百多公尺;直要在希腊的尽头,极北的地方,才有像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的大山)和阿尔卑斯山脉中的高峰,那是奥林波斯山Olympe,已经被希腊人当做神仙洞府了。最大的河流,贝奈和阿谢洛奥,至多不过一百二十或一百六十公里;其余只是些小溪和急流。便是大海吧,在北方那么凶猛、那么可怕,在这里却像湖泊一般,毫无苍茫寂寞之感;到处望得见海岸或岛屿;没有阴森可怖的印象,不像一头破坏成性的残暴的野兽;没有惨白的、死尸般的或是青灰的色调,海并不侵蚀岸;没有卷着小石子与污泥翻腾的潮汐。海水光艳照人,用荷马的说法是“鲜明灿烂,像酒的颜色或紫罗兰的颜色”;岸上土红的岩石环绕着闪闪发光的海面,赛过镂刻精工的一条边,有如图画的框子。知识初开的原始心灵,全部的日常教育就是与这样的风光接触。人看惯了明确的形象,绝对没有对于他世界的茫茫然的恐惧,没有太多的幻想和不安的猜测。这便形成了希腊人的精神模子,为他后来面目清楚的思想打下基础。最后还有土地与气候的许多特色共同铸成这个模子。土地的矿物面貌比我们的普罗旺斯Provence的更显露,不像潮湿的北方到处隐没在可耕的土层和青翠的植物之下。土地的骨骼、地质的结构、灰紫色的云石,都暴露在外面成为峻岩,绵延而为悬崖绝壁,在天空显出峻峭的侧影,在盆地四周展开起伏的峰峦。当地的风景全是斩钉截铁的裂痕,刻成许多缺口和意想不到的棱角,有如一幅笔力遒劲的白描,奔放恣肆而无损于笔力的稳健与正确。空气的纯净还使事物的轮廓更加凸出。阿提卡的天空尤其明净无比。一过苏尼厄姆海角,一二十里以外就远远看到雅典卫城顶上矗立着帕拉斯神像,连头盔上的羽毛都历历在目。海米托斯山离雅典八九里,可是一个刚刚上岸的欧洲游客以为吃中饭以前还能去走一转。模糊的水汽老是在“我们的”天空飘浮,却从来不到这儿来减淡远处的轮廓;这些轮廓绝不隐隐约约、迷迷糊糊,像经过晕染似的,而是非常清楚地映在背景之上,有如古瓶上的人像。再加灿烂的阳光把明亮的部分和阴暗的部分一齐推到极端,在刚劲的线条之外加上体积的对比。自然界在人的头脑中装满这一类的形象,使希腊人倾向于肯定和明确的观念。同时,自然界还间接加强这个倾向,因为希腊人的政治组织也是在自然界的驱使与限制之下形成的。

的确,比起希腊的荣誉来,希腊是个很小的地方。再看土地分割的琐碎,你会觉得希腊更小,一面是海,一面是主脉和横的支脉,希腊全境割成许多界限分明、内外隔离的区域;例如色萨利、维奥蒂亚、阿尔戈利特、麦西尼亚、拉科尼亚,还有一切岛屿。在野蛮时代,海洋是天险,连绵的山脉也是便于守卫的屏障。希腊的土著因此能不受外族征服,而把互相毗连、各自独立的小邦保存下来。荷马曾经提到三十个左右的国名[31],后来殖民地次第建立,逐渐加多的时候,小邦一共有好几百。在现代人眼中,希腊的一邦只能算一个缩小的模型。阿尔戈利特只有八至十英里长、四五英里宽;拉科尼亚也与此相仿;阿哈伊亚只在傍海的山腰里占据一条狭长的土地。整个阿提卡区域还不及我们最小的州的一半;科林斯、西锡安、迈加拉的领土只等于附郭的小镇;普通一个邦,尤其在岛上和殖民地上,不过是一个镇附带一片海滩或几个农庄。在卫城[32]上可以望见邻邦的卫城或山脉。在一个如此狭小的区域之内,一切都清清楚楚映在脑子里;国家的观念不像在我们心目中的抽象、渺茫、无边无际;那个观念是感官所能接触的,和地理上的国家混在一起的;两者都轮廓分明,印在公民的头脑中。他一想到雅典、科林斯、阿尔戈斯或斯巴达,就想到那个地方的山谷的凹凸,城镇的形状。他既熟悉一邦的疆界,也认识一邦的公民;而政治范围的狭小,和地形一样先给人一个大小适中、界线确定的模型,作为他一切思想活动的范围。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他们的宗教。他们并不意识到宇宙无穷,并不觉得一个世代,一个民族,一切有限的生物,不管如何巨大,在宇宙中只是一刹那和一小点,时间并没在他们前面树起亿万年的金字塔,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使我们渺小的生命显得像一个蚁穴,一撮沙土。希腊人不像印度人、埃及人、闪米人、日耳曼人那样挂念永无休止的轮回,坟墓中的静寂与永恒的睡眠;他们不想到没有形状的无底深渊,其中冒出来的生物似乎只是一阵水汽;也不想到独一无二、包罗万有、威力无边的上帝,自然界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他[即上帝]身上,而天和地在他只是一个帐幕和一个台阶;他们也没有虔诚的心情,在万物之中和万物之外发现那个庄严的、神秘的、无形的威力。希腊人的思想太明确,建立在太小的尺度之上。“包罗万有”的观念接触不到他们,至多只接触到一半;他们不奉之为神,更不视之为人;这个观念在他们的宗教中并不凸出,他们把它叫做米拉Moira,或者埃萨Aisa,或者埃玛尔曼纳Eimarnene[33],换句话说是每个人的命运。那是固定的,没有一个生物,人也好,神明也好,能逃避命中注定的事故。其实这是一条抽象的真理,荷马把米拉说成女神也是出于虚构。在诗的词藻之下,好比在明净的水中,映现出事故的不可分解的联系,事物的不可毁灭的界限。我们的科学也承认这种联系和界限,希腊人对于命运的观念就是现代人对于规律的观念。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这是我们用公式说出来的,而他们是凭猜想预感到的。

他们发展这个观念,目的是要把加在万物身上的限制再加强一下。他们把推动命运和分配命运的那股隐藏的力造成一个内梅修斯Nemesis[34],专门打击骄傲的人,抑制一切过分的事。神示的[35]重要箴言中有一句是:“勿过度”。[我国古代的占卜书,易经,也以谦卦为上上大吉。这一大段有许多地方与中国古代思想不谋而合。]全盛时代的一切诗人与思想家的忠告不外乎勿存奢望,忌全福,勿陶醉,守节度。他们看事情最清楚,理性完全出于自发:这种种都非其他民族可比。他们开始思考,想理解世界的时候,就按照自己心中的形象去理解。他们认为宇宙是一种秩序、一种和谐,是万物的美妙而有规则的安排,而万物又是变化无穷、生生不灭的东西。[这种对天地万物的看法与古代中国人完全一致]后来斯托葛派把宇宙比做一个由最完善的法律统治的大城市,其中既不容许有巨大无边、渺渺茫茫的神明,也不容许有专制暴虐、吞噬生灵的神明。能设想这样一个世界的心灵当然健全平衡,不会感到宗教的迷惘。[我们中国人即如此]他们的神明不久就变了凡人。神有父母、子女、家谱、历史、衣服、宫殿,有一个和我们相仿的身体,有痛苦,会受伤。最高级的神,连宙斯[希腊人的宙斯Zeus到罗马人口中变为朱庇特Jupiter]在内,都看到自己登位的经过,也许有一天还会看到自己下台呢[36]。阿喀琉斯的盾牌上画着一队兵,“由阿瑞斯Ares[战神]和雅典娜Athene[雅典的守护神]率领,两个神都是全身金甲、美丽高大,正好配合神的身份,因为人比他们小。”的确,除了大小,神与人几乎没有分别。《奥德赛》Odyssee中好几次讲到,尤利斯或泰勒马克突然遇见一个又高又美的人,就问他是不是神。与人如此相近的神明,决不会使造出神明的人精神**。荷马还任意支配他们[神明]呢,他动不动请出雅典娜来当小差使,不是给尤利斯指点阿尔西诺厄斯的住处,便是代他注意铁饼落在什么地方。这位神学家式的诗人在他的天国中漫游,那种自由和那种平静的心境活像儿童在游戏。我们看着他嘻嘻哈哈、乐不可支,例如他讲到阿瑞斯和阿弗洛狄特Aphrodite[等于罗马人的维纳斯Venus]的私情被撞见的时候,阿波罗打趣赫尔墨斯Hermes,问他是否愿意处在阿瑞斯的地位,赫尔墨斯回答说:“噢,伟大的弓箭手阿波罗,那我真要谢天谢地了;我正求之不得呢;但愿我被搂抱得更紧,但愿所有的男女神明都看见,但愿我能够在金发的阿弗洛狄特身边。”你们不妨念一念关于阿弗洛狄特委身于安喀塞斯的颂歌,尤其是对赫尔墨斯的颂歌:他生下来就会发明、偷窃、扯谎[37],跟希腊人一样,但风趣到极点。可见诗人的叙述很像雕塑家随心所欲的游戏。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在《蛙》与《云》两出喜剧中间把赫尔克里斯Hereule和巴克斯Bacchus表现得更轻佻。这些观念发展下去,便出现庞贝的带有装饰意味的神,卢奇安笔下的隽永与诙谐的文字,而作为神仙洞府的奥林波斯山也变做娱乐场所,搬到室内与舞台上来了。与人如此接近的神明,不久变为人的伙伴,后来又变为人的玩物。总之,希腊人的头脑那么明确,为了配合自己的理解力,使神没有一点儿无穷与神秘的意味;他知道神是自己造出来的,他以自己编的神话为游戏。

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同样不知敬畏。希腊人不能像罗马人那样服从一个大的单位,隶属于一个只能想象而不能眼见的广大的国家。他的团体不超出一国即一城的形式。殖民地完全自主,祖国只派去一个祭司;殖民地对祖国的感情像子女之于父母;但隶属关系至此为止。希腊的殖民地是成年的女儿,近乎雅典的青年,一朝成人便完全自主,对谁都不再负责;罗马的殖民地却是一个驻兵的站,好比罗马的青年,尽管结了婚,做了长官,甚至当上执政,肩上始终压着父亲的铁腕和专断的权力,无法摆脱,除非经过三次转卖[38]。放弃自己的意志,服从一些在远地的看不见的长官,把自己当做一个大的总体的一部分,为了民族的利益而忘掉自己:这是希腊人一向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也不能持久。他们独立不羁,互相嫉妒;便是在大流士Darius和薛西斯Xerxes入侵的时候,他们的团结也很勉强;西拉库萨Syracuse[西西里岛上的一邦]拒绝缓助,因为人家不让它当统帅;底比斯甚至于倒向米太Medes人一边[39]。亚历山大虽然强迫他们联合起来去征略亚洲,拉西提蒙仍旧临时缺席。没有一个城邦能叫别的城邦奉为盟主而成立联邦;斯巴达、雅典、底比斯,在这一点上都失败了。战败的城邦与其服从同胞,宁愿向波斯王卑躬屈膝,接受他的钱币。每个城邦内部,不同的党派轮流出亡;被逐的人像后来意大利共和邦中一样,竭力依靠外援打回老家。在如此分裂的情形之下,希腊终究沦于半野蛮的但是有纪律的异族之手,每个城邦独立的结果是使整个民族受人奴役。希腊的灭亡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希腊人设想的国家太小了,经不起外面大东西的撞击;[小国不能持久,多战争,我国先秦时代便是一例。大国易致麻痹,进步迟缓,我国自秦汉统一以后的历史均可作证。]那种国家是一件艺术品,精巧、完美,可是脆弱得很。他们最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城邦限制为一个五六千自由人的社会。雅典有两万人口;在他们看来,超过这数目就要变成一群贱民了。他们想不到更广大的社团能够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心目中的城邦只包括一座神庙林立的卫城,埋着创始英雄的骸骨,供着本族的神像,还有一个广场、一个剧场、一个练身场;几千个朴素、健美、勇敢、自由的人,从事“哲学或者公共事务”;侍候他们的是奴隶,耕田和做手艺的也是奴隶。在色雷斯,在黑海、意大利和西西里沿岸,这一类美妙的艺术品每天都在出现、完成;思想家看惯了,认为一切别种形式的社会都是混乱的、野蛮的。但这种艺术品的完美全靠它的小巧,在人世猛烈的冲突与震动之下,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

与这些缺点相辅而来的有程度相等的优点。固然他们宗教观念缺少严肃与伟大,固然他们的政治机构不够稳固与持久,但宗教或国家的伟大使人性趋于畸形发展的弊病,他们也免除了。在别的地方,机能的天然的平衡受到文明破坏;文明总是夸张一部分机能,抑制另一部分机能;把现世为来世牺牲,把人为神牺牲,把个人为国家牺牲。文明造成印度的托钵僧,埃及与中国的官僚,罗马的法学家与收税官,中世纪的修士,近代的人民,被统治者,资产阶级。在文明的压力之下,人有时胸襟狭窄,有时兴奋若狂,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他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或者觉得自己在无穷的宇宙中等于零。在希腊,人叫制度隶属于人,而不是人隶属于制度。他把制度作为手段,不以制度为目的。他利用制度求自身的和谐与全面的发展;他能同时成为诗人、艺术家、批评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运动家;他锻炼四肢、聪明、趣味,集一二十种才能于一身,而不使一种才能妨碍另外一种;[这一段解释了什么叫做身心的平衡]他可以成为士兵而不变做机器,成为舞蹈家、歌唱家而不成为舞台上的跑龙套,成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变做图书馆和书斋中的学究,他决定政治而不授权给代表[40],为神明举行赛会而不受教条束缚,不向一种超人的无穷的威力低头,不为了一个渺茫而无所不在的神灵沉思默想。仿佛他们对于人与人生刻画了一个感觉得到的分明的轮廓,把其余的观点都抛弃了,心里想:“这才是真实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意志,又活泼又敏感的身体;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在呱呱而啼的童年与静寂的坟墓之间的六七十年寿命。我们要使这个身体尽量的矫捷、强壮、健全、美丽,要在一切坚强的行动中发展这个头脑、这个意志,要用精细的感官、敏捷的才智、豪迈活跃的心灵所能创造和欣赏的一切的美,点缀这个人生。”[41]在这个世界以外,他认为一无所有;即使有一个“他世界”,也不过像荷马说的那个西米里安人的乡土,是个暗淡无光的死人住的地方,罩着阴沉的雾,充满软弱的幽灵,像蝙蝠一般成群结队,发出尖锐的叫声,在土沟里喝俘虏的鲜血取暖。希腊人的精神结构把他们的欲望和努力纳入一个范围有限、阳光普照的区域,和他们的练身场一样明亮,界限分明,我们就得在这个场地上去看他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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