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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1页）

六

我不愿意说谎：在这六个月以来，现实也引我上了钩，有时我为它所诱，竟忘记我死期将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意去思索它，甚至工作起来了。顺便谈谈我当时的情况。八个月之前，当我病得已经十分严重的时候，我停止了一切交际，将我以前的同学全部遗弃了。因为我向来是一个极阴郁的人，同学们很容易把我忘记掉。当然啦，即使没有这种情况，他们也会忘掉我的。我家的环境，也就是“在家庭里”，也是很孤独的。五个月以前，我将房门从里面永远关起，使自己和家里人住的房屋完全隔绝。家里人总是顺从我，谁也不敢进我的屋子，除了在固定时间收拾屋子和给我送饭之外。我的母亲战战兢兢地服从我的命令，我有时决定放她进屋，她甚至不敢在我面前低声耳语。她时常为了我殴打孩子们，不许他们吵嚷，不许他们惊扰我。我时常抱怨他们吵嚷；但是，他们现在一定还很爱我！“忠实的科利亚”，我这样称呼他，我觉得我也把他折磨得够受的。近来他也折磨我，这一切是很自然的，人们是为了互相折磨而创造出来的。但是我觉察到，他仿佛预先发誓宽恕病人，忍受着我爱发脾气的性子。自然，这更使我生气；但是，他似乎想模仿公爵那种“基督教的温顺”，这未免有点可笑。他是一个性子急躁的男孩子，自然要模仿一切；但是我有时觉得，他应该用自己的脑筋生活下去，我很爱他。我也折磨过住在我们楼上、从早到晚、受别人委托跑来跑去的苏里科夫。我时常对他证明，他的贫穷是他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他终于害怕起来，不再来看我了。他是一个十分温顺的人，最温顺的生物（附注：听说温顺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一点必须问一问公爵，因为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但是，当我三月里上楼，到他家去看他所说的“冻死”的婴儿时，我无意中对着那婴儿的尸身冷笑了一下，因为我开始对苏里科夫解释说，那是他“自己的过错”。当时，那个可怜虫的嘴唇突然哆嗦起来，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指着门外，轻轻地，几乎和低语一般，对我说：“您走吧！”我走出去了。这使我很欢喜，当时，甚至在他赶我出去的那个时候，我就十分欢喜。但是到了后来，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话在很长时间里使我感到难受。我根本不想有怜悯的心情，却对他一方面轻视，一方面怀着一种奇怪的怜悯。甚至在那样受侮辱的时候（我感到我侮辱了他，虽然我并没有这个意思），甚至在这种时候，他都不会发怒！当时他的嘴唇哆嗦着，我敢起誓，绝不是由于愤怒。他抓住我的胳膊，一点也不生气地说出“您走吧！”这样冠冕堂皇的三个字。他的神情中有尊严，甚至有很多和他的脸根本不相配的东西（老实说，也有许多滑稽的东西），但是并没有愤怒。也许他只是忽然看不起我了。从那时候起，我有两三次在楼梯上遇见他，他忽然在我面前脱下帽子（以前他从来没这样做过），但是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停留下来，而是露出惭愧的样子，从我前面跑了过去。如果他看不起我，那他也有另一种风格；他是“温顺地轻蔑着”。他的脱帽也许只是由于害怕债主的儿子，因为他时常欠我母亲的债，怎么也摆脱不开债务。这大概是最确切的原因。我打算向他解释一下，并且可以肯定，他在十分钟后是会请我饶恕的；但是后来我决定，还是不理他好。

在这时候，也就是在三月中旬，苏里科夫把婴儿“冻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忽然感到十分轻松，这样过了两个星期。我开始出门，多半是在黄昏的时候。我最爱三月的黄昏，那时天气开始变冷，人们点着煤气灯。我有时走得很远。有一次，我在六店街上，一个“上等”人从黑暗里追上了我，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身上穿着一件短小的、难看的大氅——薄得和当时的季节很不相符。当他走到街灯下边的时候，在我前面有十步远，我看见有一件东西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我忙着把它捡起来，捡得倒正是时候。因为当时就有一个穿长衫的人跳了过来。但是，他一看见东西已经到了我的手里，也就没有跟我争，只朝我的手里偷看了一下，就溜走了。这是一只旧式的鞣皮夹，装得鼓鼓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一眼就猜到里面是别的东西，绝不是银钱。那个丢东西的过路人已经离开我四十步，很快就要在人群里消失了。我跑过去，朝他呼喊；但是，除了“喂！”以外，我喊不出什么，所以他也没有转过身子。他突然朝左拐，走进一所房屋的大门。等我跑进乌黑的大门时，那边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这所房屋很大，这类大厦是投机商人所建，分成许多套小住宅出租的；有些大厦包括成百套小住宅。当我跑进大门时，我觉得在右边，在大院落后边的角落里，仿佛有一个人在走路，虽然我在黑暗里看不大清楚。我跑到角落那里，看见有一个走向楼梯的门。楼梯很窄，特别脏，完全没有点灯。但是，我听见有一个人还在高处的梯级上跑着，我赶紧跑上楼梯，想人家给他开门时，我便可以追到他。结果真是这样。每段楼梯极短，但是段数很多，因此我喘不过气来了。第五层有一个门开了又关上了，我在下面三层的楼梯上就听出来了。等到我跑上去，在梯台上透一口气，寻找门铃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分钟。最后，一个村妇给我开了门。她正在窄小的厨房里生茶炊。她默默地倾听我的问话，当然什么也没有明白。她默默地给我打开第二间屋子的门——那间屋子也很小，低矮得厉害，放着粗笨的家具，还有一张宽大的床，床前垂着帘子，“捷连季伊奇”（村妇这样叫他）躺在上面，我觉得他有点醉了。桌上有一个铁蜡台，上面点着一个蜡头，还有一只酒瓶，差不多斟空了。捷连季伊奇躺在那里，对我咕噜着什么，又向里屋的门挥手，当时那个村妇已经走了，我除了去开那扇门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我于是这样做了，走进另一间屋子。

这间屋子比前一间更窄更挤，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转身；墙角放着一张狭窄的单人床，它占了极多的位置；其余的家具只有三把普通椅子，上面堆满各种各样的破絮，一只极普通的、厨房用的木桌放在漆布面的旧沙发前面。因此，桌子和床铺之间差不多无法走路。桌子上摆着铁蜡台，也和那间屋子一样，上面插着蜡烛。一个小小的婴儿在**哭叫，从哭声判断，他也许只生下三个星期。一个有病的、脸色惨白的女人替他换尿布。这女人似乎年纪很轻，穿着很随便的内衣，也许是产后刚刚起床。那婴孩不耐烦地喊叫着，等待着瘦弱的母亲的**。另外一个小孩睡在沙发上，那是一个三岁的女孩，好像用燕尾服盖住身体。有一位穿着很破的常礼服的先生站在桌旁（他已经脱下大衣，放在**），正在打开一个蓝纸包，里面包着两磅白面包和两条小香肠。此外，桌上放着一把茶壶，里面有茶，还放着几块黑面包。床下露出一只没有关好的皮箱和两个包着烂布的包袱。

总而言之，整个房间的秩序紊乱得可怕。我一眼就看出他们两人，先生和太太，本来是很体面的人士，但是由于贫穷而沦落下去了。沦落以后，紊乱的秩序终于战胜一切想杜绝这种秩序的尝试，甚至使人感到一种苦痛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是想在这种日益增大的紊乱秩序中，寻求一种辛酸的、似乎信念深重的快感。

我和那位先生是前后脚进去的，当我进去时，他正在打开食品纸包，迅速而热烈地和妻子说话。妻子还没有换好尿布，但是已经啜泣起来，大概听到的消息照例不是很好。从这位先生的外貌看，他有二十八岁模样。他的脸是黑瘦的，生着黑色的络腮胡子，下巴剃得精光，看起来很体面，甚至是很舒服；他那张脸是忧郁的，带着忧郁的眼神，但是，也露出一种病态的、极容易被惹恼的骄傲的影子。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发生了奇怪的一幕。

有些人对于自己恼怒的感觉特别欣赏，尤其在这种感觉达到极点的时候（总是很快就会达到极点）；在这一刹那，他们会觉得受侮辱要比没受侮辱还痛快些。这些恼怒的人，当然啦，如果他们头脑聪明的话，如果他们能够想到自己的发火程度已经超过应有程度十倍左右的话，他们以后会大大后悔的。那位先生很惊异地望了我一会儿，他的太太带有害怕的神气，仿佛有人到他们家里来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他突然如疯如狂地向我奔来。他没有等我说上两句话，大概由于看到我穿得特别体面，而我胆敢如此无礼地张望他的角落，观看他自感羞愧的一切简陋陈设，认为是对自己的莫大侮辱。他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别人身上发泄一下自己半生潦倒的怒气，自然十分高兴。在一瞬间，我甚至觉得他要跑过来和我打架；他的脸色白得好像女人发作歇斯底里症时一样，这使他的妻子吓坏了。

“您怎么敢擅自走进来？滚出去！”他喊着，浑身发抖，甚至说不出话来。但是，他突然看见自己的皮夹握在我的手里。

“大概是您掉的。”我说，尽可能显得安静些、严肃些。（自然也应该如此。）

他立在我面前，露出十分吃惊的神情，一时似乎失去了知觉；后来，他很迅速地抓住自己衣裳侧面的口袋，吓得张大了嘴，用一只手拍打自己的额角。

“天哪！您在哪里捡到的？怎么捡到的？”

我用很简短的话向他解释，而且尽可能说得冷淡些。我讲我如何捡起皮夹，如何奔跑，叫喊他，最后根据自己的猜想，几乎是摸索着，随他走上了楼梯。

“我的天哪！”他对妻子喊道，“我们所有的证件都在这里，我的最后工具都在这里，这里是我的一切……啊，先生，您知道不知道，您对我有多大的恩德？要不，我就会完蛋啦！”

当时我抓住门柄，想不出一声就退出去。但是，我自己喘不过气来了，我的兴奋忽然勾起一阵极强烈的、抵御不住的咳嗽。我看见那位先生向四处乱窜，想给我找来一把空椅子。他终于从一把椅子上抓起破衣烂衫，把它们扔到地板上，急忙把椅子递给我，小心翼翼地按我坐下。但是，我仍然咳嗽不已，一分钟也没有停歇。当我恢复原状的时候，他已经坐在我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大概也是把一些破衣烂衫从椅子上扔到地板上去了），正在盯着我。“您大概……有病吧？”他用医生开始诊察病人时的那种语调说，“我自己是……医务人员（他不说是医生），”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不知为什么，用手指着那间屋子给我看，似乎在对自己现在的境遇提出抗议，“我看，您……”

“我有痨病。”我尽可能地说得简短些，站了起来。

他也立刻站了起来。

“您也许夸大了一些……在适当治疗以后……”

他有点不知所措，似乎还没有清醒过来；那只皮夹握在他的左手里。

“噢，您不必担心，”我又打断他的话，一边抓住了门上的把手，“上星期博特金来给我诊察过（我又把博特金拉了进去），我的命运已定。对不起……”

我又想去开门，离开这位发窘的、感激的、羞愧的医生，但是，万恶的咳嗽偏偏又来袭击我。这位医生当时坚持让我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他对妻子看了一眼，她没有离开原来的位置，对我说了几句感谢和欢迎的话。她也感到很窘，因而在她那淡黄的、清瘦的脸颊上浮现出两点红晕。我坐下了，但是露出每秒钟都很害怕使他们受到拘束的神情（也应该如此）。我看出来，那位医生在很苦痛地忏悔着。

“如果我……”他开始说，时时刻刻中断，从这句跳到那句，“我很感谢您，我不应该那样对待您……我……您瞧……”他又指着这间屋子，“现在我处于这样的境况之下……”

“噢，”我说，“用不着看，事情是很明显的；您大概是失业了，所以到此地来凑合一下，再找一个差事，不是吗？”

“您……怎么知道的？”他很惊异地问。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不由得用嘲笑的口气回答说，“有许多人从外省到此地来，怀着莫大的希望，跑来跑去，也就这样生活下去了。”

他忽然热烈地说起话来，嘴唇打着哆嗦；他开始诉苦，开始讲述。老实说，我觉得他的自述很有趣味，我在他那里坐了一个来钟头。他给我讲自己的历史，一段很平常的历史。他是一个省城里的医生，本来在官厅供职，但是有人在背后搞阴谋，连他的妻子都卷进去了。他露出一些骄傲，发了一些脾气；省城当局便袒护在背后搞阴谋的那个人。那帮人陷害他、控诉他，结果他就这样失掉了官职。他使用最后几个钱，跑到彼得堡来申一下冤。到彼得堡以后，大家都知道，他们申诉许久没有得到受理，后来受理了，但又被驳回；后来又给他一个希望，然后又严词回绝；后来吩咐他提出书面解释，后来又拒绝接受他所写的东西，吩咐他另递呈文——一句话，他已经跑了四个多月，把一切都吃尽当光了；连妻子最后的一点破衣服都送进当铺；那时恰巧生了一个孩子，而，而……他说：“今天对我所递的呈文下了最后的驳复，而我差不多已经没有面包，什么也没有了，妻子又生了孩子。我，我……”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转过身去。他的妻子在角落里哭泣，孩子又开始号哭了。我掏出我的日记簿，记载起来。当我记完站起来的时候，他站在我的面前，带着胆怯的好奇眼光望着我。

“我记下了您的名字，”我对他说，“哦，还有其他的一切，比如供职单位、贵省总督的姓名、年月日等。我有一个同学，姓巴赫穆托夫，他有一个叔叔，名叫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是五品文官，现在当司长……”

“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我的医生喊道，他几乎哆嗦起来，“这一切几乎全靠他来决定啊！”

的确，在那位医生的故事和它的结局中，由于我偶然从旁帮忙，竟使一切顺顺当当，圆满解决，这简直好像在小说里，故意安排好的一样。我对这对可怜的夫妇说，请他们不要对我存什么希望，我只是一个贫苦的中学生（我故意夸大自己的低微的地位；我早就毕业，已经不是中学生了），他们也不必知道我的姓名；但是，我立刻到瓦西里岛去，找我的同学巴赫穆托夫，因为我确实知道他的叔叔，那个五品的文官，是个没有子女的鳏夫，对自己的侄儿非常钟爱，视为珍宝，认为他是本族的继承人，所以我说：“我的同学也许会为你们，当然也就是为我，向他的叔叔说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