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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1页)

我有一把袖珍小手枪,还是我小的时候买来的。当时我正在那种可笑的年龄,突然喜欢起关于决斗和盗匪抢劫的故事,喜欢想象人家怎样来找我进行决斗,我怎样勇敢地举着手枪站在那里准备决斗。一个月之前,我在检查这把手枪时,发现在放手枪的匣内有两粒子弹,火药匣内还存有放三次枪用的火药。这是一支很糟糕的手枪,向外射击,只能射十五步远;但是,如果把它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当然也会把脑壳打歪。

我决定到帕夫洛夫斯克去死,在太阳初升的时候到公园里去,免得惊动别墅中的任何人。我这篇《解释》足够把全部案情向警察解释清楚。喜欢研究心理学的人们,还有那些愿意知道的人,可以从这篇文章里找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我不愿意把这篇手稿公布于世。我请公爵把这稿件自己保留一份,将另一份送给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叶潘钦娜。这就是我的遗嘱。我把我的尸体遗赠给医药科学院,以做科学研究之用。

我不承认任何人有判决我的权力。我知道我现在处于审判官的一切权力之外。我最近还有一个可笑的理想:如果我现在忽然想杀死任何人,哪怕一口气杀死十个人,或者做出一件在这世界上被认为最可怕最可怕的事情,那么,在现在苦刑和拷问已被废止的时候,在我这有限的两三个星期内,审判官在我面前该有多么尴尬?我可以在他们的医院里,在医生的精细诊察之下,暖暖和和地、舒舒服服地死去,也许比在自己家里还舒适和温暖得多。我不明白,那些和我有相同状况的人,哪怕只是为了开玩笑,为什么脑筋里不产生这样的想法?然而,也许会产生出来的;在我们这里,爱开玩笑的人多得很啊。

虽然我不承认人家对我的判决,但是我知道,在我已经成为哑巴,不能为自己辩护时,人家总要判决我这个被告的。我不留下回答的话,绝不愿意走开。我的话是发自真心的,不是强迫的,更不是为了替自己辩护——啊,不是的!我用不着向任何人请求原谅,也没有请人原谅的事情——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自己愿意如此。

首先,这里存在一个奇怪的想法:是什么人,根据什么权利,由于什么动机,忽然想在我临死的两三星期内,对我的权利提出异议?这和哪一个审判官相干?是谁非得让我受到判决,而且还得规规矩矩地熬过刑期?难道果真有人需要这一点吗?为了道德吗?我很明白,如果在我身体完全健康、强壮有力的时候,我企图戕害我这“对邻人等也许有益”的生命,那么,道德也许会依照传统的习惯,责备我连问也不问便支配了我自己的生命,或者用它自己知道的一套理由来责备我。但是现在,现在已经宣判了我的刑期,那该怎么办呢?有哪一种道德不仅需要您的生命,而且还需要您放弃最后一个生命原子时的最后喘息声,同时倾听着公爵安慰的话语,而他根据基督教的理论,一定会有一种乐观的说法,认为在实际上,您还是死了的好(像他这样的基督徒永远会怀抱着这种思想,这是他们最喜欢的话题)。他们为什么要谈出那可笑的“帕夫洛夫斯克的树木”?要使我在临终之前快乐一番吗?难道他们不明白,我越忘掉自己,越迷恋于这最后的生命与爱情的幻影(他们想用这个使我不去看梅耶尔的墙壁和在墙上那样公开而且坦白地写出的一切东西),便更加使我不幸了吗?你们的自然风景,你们的帕夫洛夫斯克公园,你们的日出和日落,你们的蔚蓝的天和你们的得意面孔,对于我又有什么用处呢?在这整个不尽的筵席刚刚开始,首先把我一个人视为多余的时候;当我每分钟、每秒钟都应该知道,现在不能不知道,连那只在我身旁的阳光中嗡鸣的小蝇,连它都参加这种筵席和合唱队,了解自己的地位,喜欢这种地位,并且感到荣幸,只有我一个人成为被遗弃的孤儿,只是由于我的怯懦,至今还不了解这一点的时候,这一切的美与我有什么相干呢?啊,我知道,公爵和他们所有的人都想使我放弃所有这些“阴险恶毒”的言语,由于善心,为了道德的胜利,唱出米尔瓦几行著名古典诗句:

啊,但愿那些对我的离去置若罔闻的朋友,

能够看见您那多么神圣的美!

让他们寿终正寝时有人哭泣,

让他们有朋友给他们合上眼睛!

但是,你们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诚实的人们,在这首法文诗里,在这善良的诗句里,在这学院派的对于世界的赞颂里,包含着多少内心的怨恨,多少无法调和的、隐藏在韵脚里的愤怒,连诗人自己也会成为傻瓜,将这种愤怒视为和悦的眼泪,以此而终;但愿他的灵魂得到安谧!你们要知道,耻辱在自卑与软弱的感觉中是有界限的,人不能越过这个界限一步,只要一越过这个界限,人就会从耻辱中感到极大的愉快……当然啦,在这个意义上,温顺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我承认这一点——当然,这和宗教把温顺当作一种力量的意义截然不同。

宗教!我承认永恒的生命,也许我一向都承认。就算意识是被最高力量的意志所点燃,就算意识向全世界回顾,并且说道:“我在!”就算这最高的力量忽然命令意志自行消灭,因为出于某种目的必须如此——甚至不必解释出于什么目的——既然有此必要,就这么办吧!我认为这一切是有可能的。但是,又来了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温顺到底有什么用处呢?难道就不能干脆把我吃下去,而不要求我赞颂自己被吃的事实吗?难道在上天果真有人因为我不愿等候两星期而感到侮辱吗?我不相信这一点,最好是这样假定: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我低微的生命,一个原子的生命,为了使整体和谐,为了一种加和减,为了一种矛盾,以及其他等,正如每天都需要牺牲许多生物的生命一样。如果他们不死,其余的世界便将不能成立了(只是应该注意,这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但是,随他去吧!我同意,如果不这样,也就是人们不经常互相残杀,世界便绝不可能维持下去;我也可以承认,我对于世界怎样构成是无法了解的;但是,我确实知道:如果一旦允许我怀着这种“我在”的意识,那么,关于世界构成包含着错误,它不如此就不能维持下去这一点,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在这以后,谁来审判我?而且审判我什么呢?随便你们怎么说,这一切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公平的。

然而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来世的生活与上帝是不存在的,尽管我很愿意这样。但最有可能的是,这一切都有,但我们对于来世的生活和它的法则并不了解。如果这一切那么难于了解,甚至完全不可能了解,难道我会负起不能了解不可思议的事物的责任吗?诚然,他们会说,而且公爵也会和他们在一起说,这里也需要服从,不加任何理论,只是由于虔信而服从着,为了我的温顺,我一定会在另一世界获得酬报。我们过于玷辱上帝,将我们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由于我们不能了解他而感到恼怒。但是,如果对上帝无从了解,那么,我要重复一遍,我们便无法因为没有使人们了解而负起责任了。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因为我不能了解神的真正意志和规律而审判我呢?不,我们最好不要讨论宗教吧。

我已经说得很不少了。在我写到这几行的时候,太阳一定已经升起,“在天上发响”,在整个大地上散布它那伟大的、无可计算的力量。随它去吧!我要直面力量和生命的源泉而死去!我不需要这生命了!如果我有权不生出来,我一定不在这种嘲弄人的条件下出生。但是,我还有死的权利,虽然我返还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这既不是伟大的权利,也不是伟大的反抗。

最后一点解释:我要死了,但绝不是因为无力忍受这三个星期;啊,我的力量是足够的,如果我愿意使出来的话,只要我意识到所受的侮辱,便足以**了;但是我不是法国诗人,不愿意得到这种安慰。最后,还有一个**:大自然宣判我只能活三个星期,极度限制我的活动,因此我感到,自杀大概是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开始和结束的唯一行动。也许我是想利用行动的最后可能性吧?反抗有时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行动……

《解释》念完了!伊波利特终于停止了诵读……

人们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会采取最后的、恬不知耻的坦率态度。一个神经质的人会生气动怒,不再惧怕一切,准备做一切的捣乱行为,甚至乐于去做,他会向人们攻击,而自己也怀着一个模糊的但是坚定的目的,决定在一分钟后从楼上跳下,一下子解决可能发生的各种疑难问题。体力的近乎衰竭通常也是这种心境的前兆。伊波利特在这之前所保持的特别的、近乎不自然的紧张状态,已经达到这个最后的阶段。这个十八岁的、被疾病折磨的男孩子,就像从树上摘下的一片颤抖的小树叶一样虚弱;但是,他用眼光朝那些听众扫射一下——在最后的一小时内这是第一次——在他的眼神和微笑里,就立刻表现出极傲慢、轻蔑和恼怒的厌恶情绪。他急于向大家挑战。但是,听众们也露出十分愤怒的样子。大家吵吵嚷嚷地从桌旁站起,精神都很懊丧。疲倦、酒力和兴奋,更增加了混乱的状态,简直使大家的印象恶劣到了极点。

伊波利特突然很快地从椅子上跃起,好像有人把他拖下来似的。

“太阳出来了!”他看到树梢上闪耀的光辉,便把这些当作奇迹一般向公爵指着,说,“太阳出来了!”

“您以为太阳不会出来吗?”费尔德先科说。

“又要热一整天,”加尼亚露出不经意的苦恼神情,喃喃地说,他双手拿着帽子,挺下身体,打个哈欠,“如果整月都这样干旱,那可怎么好!……走不走,普季岑?”

伊波利特很惊异,呆若木鸡地倾听着;他的脸色忽然惨白得可怕,全身哆嗦着。

“您做出您那冷淡的样子,想侮辱我,但是做得太笨拙了,”他盯着加尼亚,对他说,“您是浑蛋!”

“真是胡闹,怎么竟会这样!”费尔德先科嚷叫起来,“多么怯懦的行为!”

“简直是傻瓜。”加尼亚说。

伊波利特随即镇定了一些。

“我明白,诸位,”他开始说,照旧哆嗦着,每句话都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来,“我理应受到你们大家的报复……我用这一篇梦呓(他指着稿件)折磨你们,我感到十分可惜,但是我又可惜我没有把你们折磨够(他傻笑着)……受折磨了没有,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忽然跳到那人身前,问道,“受折磨了没有?您说呀!”

“有点冗长,但是……”

“全说出来呀!但愿您一生中有一次不撒谎!”伊波利特一边打哆嗦,一边命令说。

“哦,这对于我根本是一样的!劳您驾!请您饶了我吧!”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带着嫌恶的神情转过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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