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八（第1页）

八

“诸位，我没有料到你们会来，”公爵开始说，“我到今天还生着病，您的那件事情（他对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说），在一个月以前，我就委托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伏尔金办理，当时也通知过您了。我当然可以亲自解释一番，不过，您大概也同意在这时候……我请您和我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如果时间不长的话……我的朋友们现在都在这里，您要知道……”

“朋友……随便多少都行，不过，请允许……”列别杰夫的外甥忽然用严厉教训的口吻插嘴说，不过还没有十分提高嗓音，“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您应该对我们客气一点，不要让我们在您的下房里等候两个小时……”

“当然啦……我可……这是公爵的派头！这……您也许是将军！我可不是您的仆人！我可，我……”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突然特别激动地说，他的嘴唇哆嗦着，声音带着怒气，嘴里飞出唾沫。他说出这些话时，好像连珠炮一般，非常急促，令人捉摸不到他的意思。

“这是公爵派头！”伊波利特用尖锐的、破裂的声音喊道。

“如果对我也是这样，”拳术家喃喃地说，“也就是说，如果与我这个体面人物有直接关系，如果我处在布尔多夫斯基的地位上……我……”

“诸位，我刚刚知道你们到这里来，真的。”公爵又说了一遍。

“公爵，我们不怕您的朋友们，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因为我们是有权利的。”列别杰夫的外甥又声明了一句。

“请问您，您有什么权利，”伊波利特又尖声喊叫起来，这时他已经被激怒了，“把布尔多夫斯基的案件放在您的朋友们面前裁判吗？我们不愿意您的朋友们来裁判，您的朋友们的裁判会有什么意义，那是很容易了解的！……”

“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如果您不愿意在这里说话，”公爵对于这样的开端吃了一惊，他好容易才插进话去，“那么我对您说，我们可以立刻到另一间屋子里去。至于你们诸位的光临，我再重复一遍，我是刚刚听到的……”

“但是，您没有权利，您没有权利，您没有权利！……把您的朋友们……是的！……”布尔多夫斯基忽然又喃喃地说，他很粗野地，又很畏惧地向四周环顾了一番。他越不相信人，越不好意思，火气也越大起来。“您没有权利！”他说完这句话以后，猝然停止了，然后默默地瞪着那双近视的、向外突出的、带着很粗的红丝的眼睛。他带着疑问的神情盯着公爵，把整个身子向前弯。这一次，公爵实在太惊讶了，只是瞪大眼睛，说不出一句话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忽然招呼他，“你现在读一读，立刻读，这和你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

她匆忙地把一张属于幽默性质的周报递给他，并指点着上面的一篇文章。在客人刚走进来的时候，列别杰夫就从侧面跳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身边（他极力巴结将军夫人），一句话也不说，就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这张报纸，一直放到她的眼前，用手指着圈出来的一栏文字。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读罢，感到非常惊讶和慌张。

“最好不要大声读。”公爵十分惭愧，喃喃地说。

“让我一个人读……然后……”

“那么你来读，立刻就读。大声读！大声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对科利亚说，公爵刚刚摸到报纸，她就不耐烦地从公爵手里把它抢走了，“对大家出声念，使每个人都听得到。”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是一个火气很大的、极易感情用事的女人。她有时连想也不想，就会一下子拔起所有的铁锚，不管天气好坏，而开到大海里去。伊万·费道洛维奇很不安地移动了一下身体。当大家刚开始愣在那里，很惊疑地等候着的时候，科利亚就打开报纸，开始从列别杰夫跳过来指给他看的地方朗诵道：

贫民与贵族后裔发生的事件无异于白昼行劫！前进！革新！公理！

在我们所谓神圣的俄罗斯国内，在我们这个革新与股份公司鼎盛的时代，在民族运动风起云涌和每年外流数亿卢布的时代，在鼓励实业和压制劳工的时代，等等（诸位，这里说不了许多，还是言归正传吧），出了稀奇古怪的事情。一个过去的贵族阶级（Deprofundis![43]）的后裔身上发生了稀奇的笑话。这类名门后裔的祖父在轮盘赌上输光了银钱，父亲不得不服军役，充当士官候补生和中尉，他们照例在支配公款方面犯了天真的错误而死在监狱里面。他们的孩子就像我们这个故事里的主角，长大时不是成为白痴，就是成为刑事犯，被捕下狱。不过陪审员为了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决定判他们无罪。也有人为此闹出一些骇人听闻的笑话，玷辱我们这个本来就已经可耻的时代。我们这位名门后裔，在半年前穿了外国式样的鞋套，一点也没有衬里的大氅，冬天从瑞士回到俄国。他在瑞士治疗白痴病（Sic![44]）。说实在的，他的时运亨通，为了有趣的疾病而到瑞士去治疗，这一点当然不必提（请想一想，白痴病能治疗吗！），他能够证明俄国谚语“贵人自有福”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当我们这位男爵的父亲故去时，男爵还是一个婴儿，据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中尉，因为赌牌时输光全连的公款，入狱而死——也有可能是由于鞭打下属过分而吃官司。（读者诸君，你们必须记住这是旧时代的情形！）当时有一个家财万贯的俄国地主发了慈悲，将我们这位男爵收养下来。这位俄国地主——我们姑且称他为伯——在从前的黄金时代拥有四千农奴（农奴！诸位，你们了解这几个字吗？我不明白。应该查一查详解辞典，真是：“往事历历，却已很难置信。”）。他显然是俄国的懒人和食客之一，在国外闲度岁月，夏天在水上，冬天在巴黎百花宫，一辈子在那里挥霍无数的金钱。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前农奴所缴纳的租税，至少有三分之一落入巴黎百花宫老板的腰包了（他真是个有福气的人！）。无论怎样说，无忧无虑的伯，总算把这位高贵的孤儿教养得如同一个公爵，为他雇用的男教师和女保姆（当然都是美貌的），是他自己顺便从巴黎带来的。但是，族内最后的后裔是一个白痴。百花宫的保姆爱莫能助，所以我们这位学生到二十岁时，还没有学会任何一种语言，连俄文也不例外。最后一点是情有可原的。后来，伯的俄罗斯农奴式脑筋忽然异想天开，就是要在瑞士教养白痴，使他成为一个聪明的人。这个幻想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懒惰的资本家当然会想象出，只要有钱，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智慧，尤其是在瑞士。于是，这位白痴就在瑞士的一个著名教授那里治疗五年，用去了好几万卢布。白痴当然没有成为聪明的人。不过，听人家说，他总算勉勉强强有一点人形了。伯忽然得暴病身亡，当然也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他的事业照例弄得乱七八糟。贪婪的继承人来了一大堆，他们丝毫也不顾及在瑞士治疗的白痴——那位最后的贵族后裔。这位贵族后裔虽然是个白痴，但是他却隐瞒恩人死亡的消息，骗过教授，据说在教授那里自治了两年病。不过，教授也是个相当厉害的人物，他看见这位二十五岁的食客囊中空空如也，食欲又很旺盛，不禁害怕起来，便给食客套上自己的旧鞋套，又送给他一件破大氅，并以慈善为怀，打发他乘三等车nad[45]——一脚把食客踢出了瑞士。我们的主人公好像有些流年不利。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幸运之神宁愿使好几省的人民活活饿死，也要把它的一切恩惠都赐予这个贵族，好比克雷洛夫所写的《乌云》，乌云从干旱的田地上空驰过，而在海洋上空下雨。就在他从瑞士回彼得堡的那个时期，他母亲的一个亲戚（他母亲当然是商人出身），在莫斯科死去了，这个亲戚无儿无女，一辈子经营商业，胡须蓄得很长，信奉旧教，死时留下几百万财产，全是无可争论的、十足的、纯粹的现款，全部留给我们的贵族后裔，全都归给在瑞士治白痴的那位男爵了！（读者，你我如果能得到这笔财产该多么好！）男爵得到遗产以后，情况顿时完全不同了。我们这位套着鞋套的男爵的周围忽然聚集了一大群朋友，而男爵本人也拼命追求起一个著名的、美丽的暗娼来了。他的身边还出现了亲戚、大群的名门闺秀。这帮小姐拼命想要出嫁，这位男爵是再好也没有的对象了：贵族，财主，而且是个白痴。他兼备许多资格，打灯笼都找不到这样的丈夫，即使定制也没有这样合适的！……

“这个……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伊万·费道洛维奇气愤不平地喊道。

“别念啦，科利亚。”公爵用哀求的声音喊道。周围也发出了呼喊。

“读下去！无论如何要读下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高声说，她显然在极力忍住自己的怒火，“公爵！如果您不让他读，咱们是会吵架的。”

没有办法。科利亚异常兴奋，涨红了脸，用慌张的声音继续读下去：

但是，正当我们这位暴发户处于极乐世界的时候，竟节外生枝，另外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早晨，有一位访客来见他。这位客人带着平和与严肃的脸色，说话很客气，体面，而且公正，衣服朴素大方，思想显然有进步的倾向，他用三言两语解释了来访的原因：他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一个青年人委托他办理一件案子，他代表那个青年前来访问。这个青年人就是去世的伯的儿子，虽然他用的是另一个姓。伯是个好色之徒，年轻时曾经勾引一位贞洁的、贫穷的女郎——她本来是一个女仆，但是受过欧洲的教育（这当然与过去时代农奴制度中贵族享有的权利有关）。当伯看出这段姻缘不久就要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时，就连忙把她嫁给一个在政界服务过的商人，这个人人格高尚，而且早就爱上了那位姑娘。伯起初还帮助这一对新婚夫妇，但是由于新郎人格高尚，不久就拒绝接受他的帮助了。过了一些时候，伯渐渐忘掉这个女郎，也忘掉了他和女郎所生下的儿子。后来，当他死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也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他的儿子是在女郎嫁人后生出来的，用别人的姓长大的，幸好他母亲的丈夫人格高尚，承认是自己的儿子。但是，母亲的丈夫后来也死了，他只好自己维持生活。而且在边远的外省，他还有一个多病的、卧床不起的母亲。他在京城里每天出卖高尚的劳力，在商人家里教书糊口。最初他在中学读书，后来为了前途发展，又去旁听对自己有益的课程。但是，在俄国商人家里教书，每小时赚不了几个钱，而且还要赡养卧病在床的母亲。就是母亲在边远的省份死去，他也不会感到轻松。现在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的贵族后裔应该怎样下公正的判断呢？诸位读者，你们一定以为他会对自己说：“我一生都受伯的恩惠，他为了教育我，为了聘请保姆和治疗我的白痴病，在瑞士花去了几万卢布。现在我自己拥有百万家私，而具有高尚人格的伯的儿子，却把自己的年华浪费在教课上。实际上，他对于那轻浮的、把他遗忘的父亲的一切行为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父亲在我身上用去的一切，按道理讲，都应该用在他的身上。为我所花的那笔巨款，实际上并不是我的。这只是命运之神的盲目造成的错误；这些钱应该由伯的儿子享用。这些钱应该花到他的身上，而不应该像轻浮而善忘的伯那样任意胡来，花在我的身上。如果我为人非常高尚，有礼貌，公平正直的话，我应该将我所承继的财产分一半给他的儿子。但是，因为我这个人最好打算盘，我很明白这件事不是法律问题，所以我不能将百万家私分出一半去。如果我现在不把伯为治疗我的白痴病而用去的几万卢布归还给他的儿子，那么，至少我显得过于卑鄙无耻（贵族后裔忘记了这样做是不合算的）。这里唯有良心与公理！如果伯当时不教养我，而去照顾自己的儿子，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但是不对的，读者诸君！我们的贵族后裔并不这样判断。那位青年人的律师纯粹为了友情，才来替他办理这件事情，差不多违反了他的意志，差不多带有强制的性质。但是，律师无论对他怎样讲，怎样向他指出应该顾全名誉，爱护体面和公理，甚至给他讲明了利害关系，这位瑞士留学生始终不为所动。结果如何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最不可恕，而且不能用任何有趣的疾病加以解释的是，这位刚刚扔掉鞋套的富翁，竟不能理解那个人格高尚、在教书中葬送一生的年轻人对他要求的并不是恩惠与帮助，而是自己的权利，虽然不是法律上的，却是应得的权利。这甚至并不是他自己的要求，而是朋友们替他提出来的。我们这位贵族后裔自高自大，恃财欺人，竟拿出五十卢布的钱票，傲慢无礼地用施舍的方式送给正直的年轻人。你们不相信吗，读者诸君？你们一定会愤慨，你们一定感到受人侮辱，你们一定会气破了肚皮。但是，他已经这样做了！当然，那笔钱当时就还给他了，可以说是当面掷还。这件事情该如何解决呢？这并不是法律的问题，现在只好向社会公开宣布了！我们把这段故事向社会宣布，保证完全不是虚构。听说我国有一位著名的幽默作家，特地作了一首绝妙的讽刺诗，这首诗不仅可以在外省，而且可以在京城的生活随笔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小小的列夫在五年中

穿着什奈德尔的大衣，

用一些愚傻的游戏，

来消磨空虚的时间。

他穿了狭窄的鞋套回来，

得到了百万的遗产，

像俄国人一样祈祷上帝，

却抢劫贫苦的学生。

科利亚读完以后，连忙将报纸交给公爵，一句话也不说，就跑到角落那里，紧紧贴在墙上，用手掩住脸。他觉得十分惭愧，他那天真的、对于人间龌龊尚未熟悉的灵敏感觉，受到了过分的摧残。他觉得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一切东西都忽然倒塌下来，由于他朗读了这篇文章，他感到自己就是造成这件事情的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