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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常有人埋怨，我国没有实用型的人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政治家，也有很多将军；至于各种管理员，不管需要多少，都能够随时找到；然而，实用型的人才却没有，至少大家都说没有。据说在几条铁路上，连正规的服务员都没有。又说，在轮船公司里组织一个稍为像样的管理部门都不可能。你可以听到有人说，在某条新铁路线上发生撞车事故，或者火车在桥上倾覆。也有人记载说，一列火车几乎在雪地里过冬，它刚开了几小时，在雪地里停了五天。又有人说，有好几千普特[50]的货物放在一个地方两三个月，等候发运，结果却腐烂了。也有人说（不过这很难让人相信），有一个商店伙计追着问一位管理员（好像是监察员之类），要求发运货物，结果竟挨了管理员几个耳光。事后，那位管理员解释这种官僚主义的行为时，竟说自己是“一时冲动”。官爵多如牛毛，令人一想就不寒而栗；以前大家全去做官，现在还是做官，将来还想做官。因此，人们不禁纳闷，既然有这么多的人才，怎么就不能组成一个像样的轮船公司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时会得到十分简单的答案，简单到连所说明的理由都令人难以置信。不错，人家都说我国的人以前做官，现在还做官，这是依照德国最好的范例，这是二百年来从曾祖到曾孙的传统。但是，做官的人也就是最无用的废物，结果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在做官的人们中间，一直到最近，竟认为空谈理论和缺乏实际知识是最高的美德和荣誉。然而，我们无须来讲那些做官的人，我们要讲的倒是那些实用型的人才。毫无疑问，我们常常认为畏首畏尾和缺乏己见是实用型人才最主要和最明显的特征，不但过去如此，现在还认为如此。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意见是一种责备的话，那我们又何必责备自己呢？自开天辟地以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永远认为缺乏创见是精明强干的实用型人物的最高美德和无上荣誉，在一百个人中，至少有九十九个（这是最少的估计），永远抱着这种看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具有不同的看法。

发明家和天才，在他们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也常有在终结之时），被社会认为是傻子——这已经是极陈腐的、尽人皆知的事情了。譬如说，在几十年中，大家全把自己的钱送到钱庄里存放，按四厘利息，存放几十个亿，那么当钱庄不存在的时候，大家就只好自己管理了。当然啦，这些金钱中一定要有大部分丧失在股票交易的狂潮或骗子们的手里——甚至体面和礼节就需要如此。是的，这正是礼节的需要；如果有礼节的畏首畏尾和有体面的缺乏创见，按照一般的见解，至今还是能干而规矩的人物必不可少的品质的话，那么，突然加以改变就太不正当，甚至太不体面了。譬如说，凡是热爱自己儿女的母亲，在她的儿子或女儿稍有越轨行动的时候，哪一个不会感到惊慌，甚至吓出毛病来呢？“不，但愿他得到幸福，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不要标新立异。”——每个母亲在给她的孩子推摇篮时，总是这样想的。自古以来，我们的保姆们哄孩子睡觉时，总要在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但愿你穿金戴银，当上一品大将军！”这样看来，连我们的保姆都认为将军头衔是俄国人无上的幸福，也成为民众向往的安居乐业的美好理想。但实际上，一个人庸庸碌碌地通过考试，当上三十五年差事以后，最后谁能不成为将军，不在钱庄里存下一笔丰厚的款子呢？因此，俄国人几乎用不着做任何努力，就会获得一个能干和实用人物的头衔。实际上，在我们国家里，只有标新立异的人，换一句话，也就是不安分的人，才会当不上将军。在这方面，也许会有一些误会；但是一般来讲，这大概是对的，我们社会在为实用型人才下定义时，也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废话说得太多了。作者本来只是想略微解释一下我们所熟识的叶潘钦的家庭。这一家人，至少说这个家庭中最有觉悟的分子，时常为一种普遍的家庭性格所苦恼——这种性格恰恰和上述的那种美德相反。他们并不充分了解事实（因为事实很难了解），但有时产生疑惑，总觉得他家的一切与其他的家庭大不相同。其他的家庭里一帆风顺，他的家里却坎坷难行；其他的家庭里一切步入正轨，他的家里却经常脱离轨道。别人永远谨小慎微，他们却不是这样。没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有点过分担心，但这毕竟不是他们所向往的上流社会的循规蹈矩。也许只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一个人惶悚不安。小姐们虽然都很聪明，爱嘲讽，但毕竟还很年轻。将军虽然也很聪明（不过并非毫不迟钝），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只会说：“嗯！”结果完全把希望寄托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身上。也就是把责任推到她的身上。这个家庭并不以标新立异、自有一套规矩而著称，也并不有意识地喜好独出心裁、脱离轨道，如果这样，当然是完全不体面的。哦，不对！实际上，绝对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任何有意识规定的目的，但结果却发生这样的情况：叶潘钦一家虽然十分可敬，但人们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和其他的一般世家不同。近来，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常常自怨自艾，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倒霉”性格造成的，因而更增加了她内心的苦痛。她经常自称为“愚蠢的、不体面的老怪物”，因多疑而苦恼，不断地惶惑不安，不能在某种比较普通的事物冲突中找到出路，并且时常把不幸夸大。

我们在本书开卷时就已经提到过，叶潘钦一家是受大家发自内心地尊敬的。伊万·费道洛维奇将军虽然出身状况不详，但是到处都殷勤款待他。他之所以值得尊敬，第一是因为他有钱有势，第二是因为他这人虽然智力不高，却十分正经。不过，有点迟钝的头脑，即使不是一切社会名流必备的品质，至少也是所有正经的赚钱人不可或缺的素质。再加上将军举止大方，温文有礼，知道什么时候该默不作声，同时还不让别人占自己的便宜。当然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将军，更是因为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有实力雄厚的后台老板。至于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前面已经说过，她出身望族，虽说我们并不重视门第，因为如果没有相当的关系，出身再好也是枉然。但是，她也有一些高贵的朋友，而且为那些人所敬爱。结果，大家自然也就尊敬她，欢迎她了。毫无疑问，她因家庭所感到的痛苦是没有根据的，其原因真是微不足道，只是夸大到可笑的程度罢了。这正如一个人的鼻子上或额上生了一个瘤子，就觉得全世界的人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观看他的瘤子，嘲笑他；为了这个瘤子而责备他，哪怕他发现了美洲大陆也是如此。毫无疑问，社会上的确认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是一个“怪物”，但在同时，又无可争辩地在尊敬她。不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并不相信大家都尊敬她——一切的不幸全在这里。每当她看着女儿们的时候，她就怀疑自己不断妨害她们的前途，怀疑自己的性格可笑，不体面，令人不能忍耐——为此，她当然也不断地责备女儿们和伊万·费道洛维奇，整天和他们争吵。但同时，她又忘我地热爱他们，热爱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

最使她苦恼的是：她怀疑女儿们会成为和她一样的“怪物”，怀疑上流社会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像她女儿那样的姑娘。“她们会成为虚无派，只能如此！”她时常自言自语。这一年来，特别是在最近的时期，这种忧郁的念头一天天在她的心里根深蒂固起来。“第一，她们为什么不出嫁呢？”她时时刻刻询问自己，“为了折磨母亲——她们认为这是她们的生活目标，这自然是对的，因为这全是新的观念，全是可恶的妇女问题在那里作怪！在半年前，阿格拉娅不是想剪去她那漂亮的头发吗？（天哪，我当年都没有这样的好头发！）她已经把剪刀握在手里，我简直要跪下来央求她别剪！……她在气愤中这样做，一定是为了折磨母亲，因为她是一个坏透了的、任性的、娇生惯养的姑娘，主要是坏透了的、坏透了的、坏透了的！那个亚历山德拉不也是要模仿她，想剪去自己的秀发，不过她不是因为气愤，不是由于任性，而是像傻瓜一样出于至诚。阿格拉娅竟会说服她，使她相信没有头发可以睡得更舒适一些，不会头痛。在这五年里，有多少人追求她们，真不知道有多少啦！的确有些很好的人，甚至是精品的男人！她们究竟等待什么？为什么还不出嫁呢？也只是为了使母亲伤心罢了。没有其他任何的原因，什么原因也没有！什么原因也没有！”

最后，她的慈母之心到底升起了太阳。总算有一个女儿——阿杰莱达的亲事办妥了。“总算有一个女儿脱手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在必须出声表示的时候，总这样说（她在心里却讲得特别温柔）。这件事情办得真漂亮、真体面，交际场上大家全带着尊敬的口吻来谈这件事情。丈夫是一个有名的人，一个公爵，又有财产，人品也好，最主要的是合姑娘的心意，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姻缘吗？不过，她以前对阿杰莱达并没有像对另外两个女儿那样担心，虽然阿杰莱达那种艺术家的气质，常常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多疑的心感到不安。“然而，这个姑娘性格开朗，坚强理智，她总不会倒霉的。”母亲终于这样自我安慰地说。她最担心的是阿格拉娅。我们顺便提一句，关于长女亚历山德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要替她担忧。她不时觉得这个姑娘“完全完了”，她已经二十五岁，一定会成为老处女。“她又是那样美！……”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甚至在夜里为她流泪。而在同一个夜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却睡得很香。“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虚无派呢，还是傻瓜？”她绝不是傻瓜，在这一点上，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也不会有任何怀疑，因为她很尊重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的见解，喜欢和她商量事情。至于说她是“可怜虫”，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安静到无法把她推醒的程度！不过‘可怜虫’是不会安分的。咦！她们竟把我弄糊涂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对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怀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哀怜和同情，甚至比对她所崇拜的阿格拉娅还厉害。但是，那些急躁的举动（她的母性和同情主要在这里表现出来），吵闹的话语，“可怜虫”的称呼，等等，只是使亚历山德拉觉得可笑。有时候，甚至一些极不相干的事情也会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生很大的气，甚至狂怒起来。譬如说，亚历山德拉贪睡，经常做许多梦。她的梦一向特别空幻而且天真——那是七岁孩子应该做的梦。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些天真的梦，竟会触怒了母亲。有一次，亚历山德拉梦见九只鸡，为了这，她和母亲竟大吵了一顿。为什么呢？这很难解释。有一次，只有一次，她做了一个可以算作古怪的梦——她梦见一个修道士单独坐在黑屋子里，她不敢走进去。两个妹妹听到她说的这个梦，哈哈大笑起来，立刻郑重其事地报告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听。但是母亲一听，又生起气来，骂她们三个都是傻瓜。“哼！她安静得像个傻瓜，她完全是一只‘可怜虫’，怎么也推不醒她，可是她也会发愁，有的时候完全露出忧愁的样子！她愁什么？她愁什么呢？”她有时也对伊万·费道洛维奇提出这个问题，照例是歇斯底里地、威严地等着他马上回答。伊万·费道洛维奇只是“嗯嗯”地答应，皱紧眉头，耸起肩膀，最后摊开两手，肯定地说道：“她需要一个丈夫！”

“但愿上帝赐给她一个和你不一样的丈夫，伊万·费道洛维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终于像炸弹似的爆发了，“在思想和判断上不像你，也不像你那样是一个野蛮的大老粗，伊万·费道洛维奇……”

伊万·费道洛维奇立刻溜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在“爆发”以后也就安静下来了。当然，到了那一天晚上，她免不了对伊万·费道洛维奇，对那“野蛮的大老粗”伊万·费道洛维奇，对那和善而可爱的、受崇拜的伊万·费道洛维奇特别温存、平静、和蔼和恭敬，因为她一辈子喜欢，甚至热爱伊万·费道洛维奇。伊万·费道洛维奇也很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也无限地敬重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

然而，经常使她感觉烦恼，放不下心的，主要还是阿格拉娅。

“完全像我一样，完全像我一样，在各方面都跟我一模一样，”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自言自语，“一个任性的、讨厌的淘气鬼！虚无派，怪物，疯子，坏透了的、坏透了的、坏透了的家伙！天哪，她将会如何不幸！”

但是，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初升的太阳立刻使一切变得柔和，而且普照一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有生以来，第一次毫无牵挂地休养了一个来月。由于阿杰莱达的婚期将近，社交圈里也开始提到阿格拉娅，而阿格拉娅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美好，那么平和，那么聪明，那么得意；她甚至有点骄傲的神情，但这种骄傲和她是多么相称啊！她在整个月里，对母亲是多么温和、多么殷勤啊！（“当然，对这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还须好好考察，好好研究，况且，阿格拉娅也不见得把他看得比别人重！”）无论怎么说，她忽然变成一个那么漂亮的姑娘了——她是多么美呀，天哪，她是多么美呀，一天比一天好看！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这位讨厌的公爵，这位可恶的白痴刚一出现，立刻就引起一阵骚乱，把家里的一切都弄得天翻地覆！

可是，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呢？

在别人看来，一定没有出什么事情。然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能够从一些平常事物的错综组合中，凭借着她与生俱来的不安性格，看出一些有时会把她吓出病来的东西——那是一种十分可疑，又难以解释，因而显得十分沉重的恐怖。现在，她忽然从乱糟糟的、可笑的、荒唐无稽的不安状态中，发现一种似乎极为重要的，似乎确实值得惊慌、怀疑和猜测的东西，她的心情当然可想而知了。

“他们怎么敢，怎么敢给我写这封可恶的匿名信，上面说起那个烂货，说起她和阿格拉娅互相通信？”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在拉公爵到她家里去时，一路上这样想；到家以后，她让公爵坐在全家围聚的圆桌旁边时，也这样想。

“他们怎么竟敢这样做？如果我有一点点相信，或者把这封信给阿格拉娅看，我是要羞死的！这真是对我们，对叶潘钦一家开玩笑！这全是，这全是伊万·费道洛维奇的过错，这全是您伊万·费道洛维奇的过错！唉，我为什么没到叶拉金岛上去避暑呢？我不是说过要到叶拉金岛去吗？这信也许是瓦里娅写的，我知道，或者也许……一切，一切都是伊万·费道洛维奇的过错！这是那个烂货开他的玩笑，纪念他们以前的关系；她要使他露出丑相给大家看，她正像以前那样耻笑他、愚弄他，把他当傻子看待，那时候，他还买珍珠送给她呢……不过，我们到底都被牵涉进去了，伊万·费道洛维奇，您的女儿们，千金小姐，上流社会的姑娘，待嫁的姑娘，到底全都被牵涉进去了。她们都在场，站在那里，听到了一切；她们和那些男孩子一同被牵涉进去了。您高兴一下吧，她们也在那里，而且听到了一切！我决不饶恕，决不饶恕这个小公爵，永远也不饶恕！阿格拉娅为什么歇斯底里了三天？为什么几次三番地和两个姐姐吵起来，甚至和亚历山德拉也要吵翻了？——阿格拉娅一向像吻母亲的手似的吻她的手，一向那样地尊敬她！为什么她在这三天的时间里让大家猜不透她的哑谜？加夫里拉·伊伏尔金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她在昨天和今天竟夸奖起加夫里拉·伊伏尔金，还大哭了一场呢？为什么匿名信里提到那个可恶的‘贫穷的骑士’，而她没有把公爵的来信给姐姐们看一下呢？为什么……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像一只醉猫似的跑到他那里去，现在还亲自把他拖到家里来？天哪，我发了疯，我现在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和一个年轻男人谈论女儿的秘密，而且……而且是几乎和他本人有关的一些秘密！天哪，幸而他是一个白痴，而且……而且……还是通家之好！不过，阿格拉娅果然看上那个丑八怪了吗？天哪，我在胡扯些什么！哼！我们都是些怪物……应该把我们大家都放在玻璃罩下展览，供大家参观，首先要展览我，门票十个戈比一张。我不能饶恕您这一点，伊万·费道洛维奇，永远不能饶恕！为什么她现在不嘲弄他？她说要嘲弄的，可是并没有嘲弄！你瞧，她睁着大眼睛看他，一声也不响，站在那里，并不走开；她原先是亲自阻止他上门的……他坐在那里，脸色惨白。可恶的，这个可恶的饶舌鬼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一个人把全部谈话都垄断了。你瞧他竟打开了话匣子，喋喋不休，连一句话也不让人插进去。只要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我现在就可以把一切调查清楚……”

公爵坐在圆桌旁边，脸色的确有点惨白，他好像非常惊恐，但在同时，又时时产生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满腔的喜悦心情。啊，他真是怕朝那边看，怕朝那个角落里看，在那里，有一双熟悉的黑眼睛正盯着他看；同时，在她给他写信以后，他又能来到这里，坐在他们中间，倾听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心里感到多么幸福。“天哪，她现在要说什么话呢？”他自己连一句话还没有说出，只是注意倾听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滔滔不绝的谈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很少像今天晚上这样兴高采烈。公爵虽然听他讲，但有许多时候，几乎连一句话也没有明白。除了伊万·费道洛维奇还没有从彼得堡回来之外，其他的全都在家。施公爵也在这里。他们好像要等一会儿，在喝茶以前，一块儿出去听音乐。现在的谈话显然在公爵来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会儿，科利亚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溜到凉台上来了。“这样看来，他在这里还是受到招待的。”公爵自己想着。

叶潘钦的别墅是一所豪华的别墅，具有瑞士农舍的风味，到处都是花草，收拾得十分雅致。它的周围是一座美丽的小花园。大家都坐在凉台上，和在公爵那里一样；不过这里的凉台比较宽敞，设备也更漂亮一些。

多数人都好像不喜欢现在的话题。可以看出，这个谈话是由一种不耐烦的争论而起的，大家自然都想改变话题。但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好像越来越执拗，他不理睬别人的反应；公爵来到之后，他似乎更兴奋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皱紧眉头，虽然她并没有完全了解情况。阿格拉娅坐在旁边的角落里，没有走，她倾听着，始终保持沉默。

“对不起，”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热烈地辩驳着，“我一点也不反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并不是罪过，它是整体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整体就会解体或者僵死；自由主义具有存在的权利，正如最贤明的保守主义一样；但是我反对俄国的自由主义，我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反对它，是因为俄国的自由派并不是俄国的自由派，而是非俄国的自由派。你们把俄国的自由派拿出来，我可以立刻当着你们的面吻他。”

“要看他愿不愿意吻您。”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异常兴奋地说。她的两颊早已通红了。

“你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心里想，“她有时混吃闷睡，推也推不醒，有时忽然站起，每年一次，说出一些令人无可奈何的话来。”

公爵偶然发觉，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大概很不喜欢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得过于兴高采烈；他在谈论一个正经的题目，有时十分激昂，有时又似乎在开玩笑。

“公爵，我刚才，就是在您到来以前，曾经发表一个意见，”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继续说，“就是说，直到现在，我国的自由派只由两个阶层的人组成，一个是以前的地主阶层（现在已经废除），一个是宗教界。因为这两个阶层已经完全形成等级，形成和民族完全不同的东西，代代相袭，越来越甚，所以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完全不是民族的……”

“怎么？这么说来，他们所做的一切全不是俄罗斯的吗？”施公爵反驳说。

“不是民族的，虽然是俄国式的，但并不是民族的。我国的自由派不是俄罗斯的，保守派也不是俄罗斯的，他们全不是……你们要相信，凡是地主和教会所做的一切，民族绝不承认，现在不，以后也不……”

“这真是妙论！如果您不是开玩笑的话，您怎么会发出这种妙论来呢？我不容忍这种攻击俄罗斯地主的怪话。您自己也是俄国的地主。”公爵热烈地反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