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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您当然不会否认，”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面对着布尔多夫斯基开始说，布尔多夫斯基瞪着惊讶的眼睛，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仔细地倾听着，“您不会否认，当然也不打算郑重地否认，您是在令堂和令尊十品文官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正式结婚两年后生下来的。您的出生时间是很容易用事实来证明的，所以凯勒先生的文章里，那种歪曲事实、过分侮辱您和令堂的地方，只好说是凯勒先生自己幻想的游戏。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更显明地表明您的权利，从而对您有益。凯勒先生说，他预先把这篇文章对您读过，虽然并未全部读过……无疑，他并没有向您读到这个地方……”

“的确没有读到，”拳术家打断他，“但是，所有的事实是一位有关系的人物通知我的，所以我……”

“对不起，凯勒先生，”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阻止他说，“请允许我说下去。我可以向您保证，一会儿一定会轮到您的那篇文章，您到那时候再做解释，现在我们最好挨着次序说下去。经舍妹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从中帮忙，我完全偶然地从她的知己女友薇拉·阿莱克谢夫娜·祖布科娃（一个孀居的地主婆）那里，得到尼古拉·安德烈维奇·帕夫利谢夫的一封信，是二十四年以前，他从国外寄给她的。我和薇拉·阿莱克谢夫娜接近之后，根据她的指点，前去见退伍中尉季莫费·费道洛维奇·维亚佐夫金，这个人是帕夫利谢夫先生的远亲，也是他当年最要好的朋友。我从维亚佐夫金那里得到尼古拉·安德烈维奇的两封信，也是从国外寄来的。在这三封信中，从信上的日期和信里所讲的事实看来，可以像数学公式般证明，毫无被推翻或被质疑的余地，那就是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出生的一年半以前，尼古拉·安德烈维奇到国外去了，一连在国外住了三年。您也知道，令堂从来没有离开过俄国。……现在我也不必读出这几封信来。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只是把事实宣布出来。不过，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早晨就可以到我那里见面，您尽管带您的证人（有多少都可以）和专家一同来核对笔迹，那时您就不会不相信我所讲的事实十分确凿，这是我深信无疑的。果真如此，那么这件案子就算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接着又是一阵**和惊慌。布尔多夫斯基忽然站了起来。

“既然如此，那我是被骗了，被骗了，不是受切巴罗夫的骗，而是老早老早就受骗了。我不需要专家，也不想到您那里见面，我相信您的话，我拒绝……我不要一万卢布……再见吧……”

他取了帽子，把椅子一推，就想走出去。

“如果可以的话，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平静而温和地阻止他，“最好再待上五分钟。这件案子里还有几件极为重要的事实，特别是对于您，这些事实都是极有趣的。据我看，您不应该不知道这几件事实，如果能把这件事情完全解释清楚，您自己也许会更加愉快的……”

布尔多夫斯基默默地坐下来，把头微微低垂着，似乎陷入深深沉思的状态。列别杰夫的外甥本来已经站起来，要随布尔多夫斯基出去，这时也随着他坐了下来。这个人虽然还没有丧失机灵和勇气，但已经露出十分惶惑的样子。伊波利特皱紧眉头，面带愁容，似乎十分惊讶。但在这时候，他咳嗽得非常剧烈，手帕上沾满了血。拳术家几乎惊慌起来了。

“唉，安季普！”他很悲苦地喊叫着，“我那时候……前天就对你说，你也许真的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

突然传出一阵沉闷的笑声，而且有两三个人的笑声比别人的大。

“凯勒先生，您刚才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十分珍贵的。”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抢上去说，“我根据极为准确的材料，有充分理由来判断，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虽然一定非常熟悉自己的出生时代，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帕夫利谢夫旅居国外的情况。帕夫利谢夫先生在国外度过大半生，回俄国的时间一向很短。再说，他当时出国又不是二十多年后还会使人记得的重大事件，连帕夫利谢夫的亲友都不记得，更何况当时还未出生的布尔多夫斯基呢？当然了，现在进行调查不是不可能；不过，我应该说实话，我所调查的一切情况完全是偶然得到的，本来可能完全得不到。因此，对于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甚至对于切巴罗夫来说，这种调查确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想去调查一下，也无从下手。再加上他们也完全想不到……”

“容我说一句，伊伏尔金先生，”伊波利特忽然很恼怒地打断他的话，“您唠叨这一大套话有什么用呢？（请您恕我直说出来。）现在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我们同意其中主要的事实，您何必啰啰唆唆讲一套烦琐的、气人的话呢？您也许想夸耀一番您的巧妙的侦查手段，对我们、对公爵显示一下您是一位多么优秀的检察官或侦探人员，是不是？或者您是想出来替布尔多夫斯基辩白，为他开脱，说他是由于无知才参与这件事情的，是不是？但是，先生，这太鲁莽了！我告诉您，布尔多夫斯基并不需要您的辩白和饶恕！他本来就很痛苦，这样一来就更加难受了。他的处境很尴尬，您应该看到，应该明白这一点……”

“够了，捷连季耶夫先生，够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打断他的话，“您安静一下。不要发怒，您也许很不舒服，我很同情您。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您愿意的话，我就结束了，也就是说，只是万不得已地、很简单地告诉你们一点事实。这些事实，据我看来，不妨全部知道。”他发觉众人之中也有类似不耐烦的普遍**情况，就这样补充道，“我只想报告给一切有关系的人，我还可以提出证据来，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令堂所以时常得到帕夫利谢夫的优待和照顾，只是因为帕夫利谢夫在年轻时钟情于一个女仆，而令堂是那个女仆的亲妹妹；他对那个女仆一往情深，如果她不得暴病而死，一定会娶她为妻。我有证据说明这件家庭隐私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知道的人很少，后来几乎完全被忘记了。接下来，我还可以说明的是：令堂十岁时，由帕夫利谢夫先生当作亲戚收养，并且给了她一大笔妆奁。所有这些照顾，当时在帕夫利谢夫的许多家人中间引起极可怕的谣言，他们甚至以为他会娶自己所收养的姑娘。然而结果呢，她到二十岁的时候，爱上测地官员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我可以极确切地证明这一点），就嫁给他了。我还搜集了一些可作为证据的极为确凿的事实，譬如说，令尊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完全不是一位事务人才，在得到令堂那笔一万五千卢布的妆奁以后，便辞官经商，结果受人欺骗，折了本钱；他由于不胜烦恼，就开始借酒浇愁，因此得了病，在和令堂结婚后的第八年去世了。后来，根据令堂亲口所说，她陷入贫困的境地，如果没有帕夫利谢夫时常慷慨救济的话，她会完全走投无路的。他每年补贴给她六百卢布。还有无数的证据可以证明，当您还小的时候，他非常喜欢您。根据这些证据和令堂的证明，可以看出，他之所以爱您，主要是为了您在孩提时代那口吃的样子、残废的样子、可怜和不幸的婴孩的样子（根据确凿的证据，帕夫利谢夫一生有一种特别癖好，就是爱抚那些被压迫和被自然摧残的东西，尤其孩子们。——我相信，这件事实对于本案是极为重要的）。最后，我可以夸耀自己确切侦查出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帕夫利谢夫这样破格钟爱您（您由于他的努力考进了中学，在特殊的监督下读书），后来竟使帕夫利谢夫的亲戚和家人之间逐渐产生一种想法，认为您就是他的儿子，令尊只是一个戴绿帽子的丈夫。但是，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这种想法是在帕夫利谢夫晚年的时候，才变成大家确信不疑的事实，那时候，大家见到他的遗嘱而大惊小怪起来，都忘掉了最初的事实，而且也无从去调查。毫无疑问，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这个想法也会传到您的耳朵里，而且完全占据了您的心灵。我亲自见过令堂，据她说，她虽然知道这些谣言，但是她至今还不知道（我也瞒住她），您，她的儿子，会受到这种谣言的蛊惑。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我在普斯科夫见到令堂的时候，她正有病，境况非常不好，她是在帕夫利谢夫死后陷入这种境况的。她含着感谢的眼泪告诉我说，她只是在您的支持之下，在您的帮助之下，才活在世上；她对于您的前途有许多期待，热切相信您未来会获得成功……”

“这真是忍无可忍啦！”列别杰夫的外甥忽然很不耐烦地吵嚷道，“您干吗要讲这些故事呢？有什么目的？”

“这真是太荒唐了！”伊波利特剧烈地摇动着身体。但是，布尔多夫斯基却一言不发，连动也没有动。

“为什么要讲？有什么目的？”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很狡猾地说，他准备用刻薄的口吻说出自己的结论，“第一点，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现在也许完全相信，帕夫利谢夫先生爱他是出于仁爱的心肠，并不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必须知道这个事实，因为刚才读完那篇文章以后，他对于凯勒先生的话深表赞成，而且加以证明。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是一个正经的人。第二点，在这个案子里，切巴罗夫并没有丝毫敲诈欺骗的意思。这对于我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公爵刚才在愤怒时曾经提到，说我也认为这桩不幸的事件是敲诈欺骗的行为。其实，正好相反，各方面对于这件事都有很充分的诚意。切巴罗夫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大骗子，但是在这件案子里，他只不过是个好耍手段的、诡计多端的讼师罢了。他希望以律师的资格发笔大财，他的算盘不但打得精巧，而且稳确可靠。他这个计划的基础就是公爵仗义舍财，公爵对去世的帕夫利谢夫非常尊敬，感念他的大德；而最要紧的，就是公爵对于名誉与良心的义务，具有一定的骑士精神。至于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本人，我们可以这样说，他由于自己的一些见解，竟被切巴罗夫和包围他的一伙人完全蒙蔽，认为参与这个案子并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真理、进步，以及为人类服务。我刚才已经将各种事实宣布了，大家全都会明白，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不管外表如何，总算是一个纯洁的人，公爵现在会比刚才更迅速地、更乐意地对他进行友好的资助和实际的帮助，像他刚才谈到学校和帕夫利谢夫时所提到的那种帮助。”

“住嘴，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住嘴！”公爵喊道，他露出真正的恐惧，但是已经晚了。

“我说过，我已经说过三次了，”布尔多夫斯基怒喊道，“我不要钱，我不能收……为什么……我不要……我要走啦！……”

他几乎是从凉台上跑了出去。但是列别杰夫的外甥拉住他的胳臂，对他耳语了几句。他迅速转回来，从口袋内掏出一个没有封口的大信封，把它扔到公爵身边的小桌上去。

“我在这里！……您竟敢……竟敢！……钱……”

“这就是您经切巴罗夫的手，用施舍的方式寄给他的二百五十卢布。”多克托连科解释说。

“文章里说是五十卢布！”科利亚喊道。

“我错了！”公爵走到布尔多夫斯基面前说，“我对您，布尔多夫斯基，办了错事。不过，您要相信，我并没有当作施舍来寄给您。我现在做错了……我刚才做错了（公爵露出心慌意乱，带着疲倦不堪的样子，连话都说不连贯了）。我谈到敲诈行为……但这不是说您，我错了。我说您……您和我一样，也是病人。但是您并不像我……您……您还教课，赡养您的母亲。我说您玷辱您母亲的名节，但是您很爱她；她自己这样……我以前不知道……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刚才并没有完全对我讲……我错了，我竟敢提出给您一万卢布，那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现在……是没有办法挽救了，因为您现在看不起我……”

“这简直是疯人院！”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喊道。

“当然是疯人院！”阿格拉娅忍耐不住，很尖刻地说。

但是，她的声音被大家的吵嚷声给掩盖住了。这时候，大家全都大声说话，全都议论起来，有的争辩，有的狂笑。伊万·费道洛维奇·叶潘钦极为愤慨，他带着丧失尊严的样子，等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

列别杰夫的外甥最后说道：“是的，公爵，应该对您说句公平话，您很会利用您的……嗯，您的疾病（说得体面些）；您居然会用这种巧妙的方式提出友谊和金钱的话，现在使一个正直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接受。这也许是因为您太天真了，也许是因为您太灵巧了……您自己了解得最清楚。”

“对不起，诸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打开装钱的信封喊道，“这里面并没有二百五十卢布，只有一百卢布。公爵，我说这句话，是为了防备发生什么误会。”

“不管了，不管了。”公爵对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挥手。

“不行，这不能不管！”列别杰夫的外甥立刻抢上去说，“公爵，您说这句‘不管了’，可使我们感到受了侮辱。我们并不躲藏，我们公开地声明；是的，这里只有一百卢布，不是二百五十卢布，但是这不一样吗？！……”

“不，这并不一样。”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带着天真的惊讶神情插嘴说。

“您别打断我的话，我们并不是像您所想的那样傻，律师先生。”列别杰夫的外甥愤慨地喊叫，“当然，一百卢布并不等于二百五十卢布，它们并不一样，然而，主要的是原则，主要的是动机，至于缺少一百五十卢布，那只是细节罢了。主要的是布尔多夫斯基不接受您的施舍，阁下，他把这钱向您的脸上掷回去，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一百卢布或是二百五十卢布，那都是一样的。布尔多夫斯基没有接受一万卢布，那是您看见的。如果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他绝不会归还这一百卢布。另外一百五十卢布已经付给切巴罗夫，算作他去找公爵的差旅费。您现在可以耻笑我们笨拙，耻笑我们不会办事；您本来就已经用尽力量使我们成为可笑的人物；但是您不敢说我们不诚实。先生，这一百五十卢布由我们大家合力归还给公爵；我们哪怕是一个卢布一个卢布地归还，也是要还清的，而且还要付利息。布尔多夫斯基很穷，布尔多夫斯基没有百万家产，而切巴罗夫回来以后，却提出了一张账单。我们希望获得胜诉……谁在他的地位上不会这样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