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吗?……”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很愤怒地说,对于他的说话口气表示惊讶,“是这样吗?”
“关于您的事情我已经听到许多,全是关于这一类的……我十分高兴……我已经学会了极端尊敬您。”伊波利特继续说。
他所说的是一件事情,但是他好像有弦外之音,指着另一件事情。他说话时带着嘲笑的口吻,同时又极端兴奋。他很不安地向周围观望。他显然心慌意乱,说话时上句搭不上下句,再加上他那肺病的模样,以及闪着奇妙光辉的、似乎疯狂的眼神,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
“我虽然不懂人情世故(我承认这一点),但是使我惊异的是:您不但自己留在我们这群使您有失体面的人群里,而且还把那几位……小姐留下,听这件龌龊的事情,虽然说她们在小说里面已经读过了。我也许不知道……因为我的头脑发昏了,但是无论怎么说,除了您以外,谁还能听从一个小孩的请求(我还是个小孩,这我也承认),陪他聊天聊了一晚上……对一切都表示同情……而到了第二天又感到羞愧……(我也同意,十分尊敬,虽然从您的老爷的脸色上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一切是如何不习惯……)嘻,嘻,嘻!”他嘻嘻笑着,完全昏乱起来了,又忽然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足有两分钟不能说下去。
“气都喘不上来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冷若冰霜地说,带着严厉而好奇的神情打量着他,“可爱的小孩,够了,我们该走了!”
“先生,容我对您说一句话,”伊万·费道洛维奇忍耐不住,忽然很恼怒地说,“夫人是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家里来,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和邻居。无论如何,年轻人,您不该批判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的行为,更不该当面解释我脸上的表情。是的。如果说夫人为什么留在这里,”他继续说,越说越恼怒,“先生,那多半是由于觉得奇怪,由于当今人人都怀抱着的一种想看看怪异年轻人的好奇心。我自己也留在这里,这好比有时候站在街头,当我看到什么东西,把它当作……当作……当作……”
“当作稀奇的东西。”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提醒说。
“妙极了,对极了,”将军一时想不出比方,听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提醒之后,马上高兴地说,“就是当作稀奇的东西来看。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最奇怪而且最可气的,如果文法允许这样说的话,就是您这个年轻人竟不明白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现在之所以陪着您,就是因为您的病——如果您真的就要死去的话——也就是由于所谓的同情心,由于您说了一套可怜的话。先生,任何的烂泥都不会玷污她的名誉、品质和身份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将军红着脸结束他的话,“如果你想走,我们就向我们这位善良的公爵告辞吧……”
“多谢您的教训,将军。”伊波利特突然很严肃地插嘴说,若有所思地望着将军。
“我们走吧,maman,谁知道还会拖到什么时候呢……”阿格拉娅站起来,急躁而愤怒地说。
“再等两分钟,亲爱的伊万·费道洛维奇,如果你允许的话。”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很威严地转身对着丈夫说,“我觉得他全身发烧,简直是在那里说胡话,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得出这一点。不能够让他这样下去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可不可以让他在你这里住一夜?免得今天还要回到彼得堡去!ce[46],您不觉得闷吗?”她不知为什么忽然对施公爵说,“你到这里来,亚历山德拉,我的姑娘,你把头发弄一弄。”
亚历山德拉的头发本来不乱,母亲却给她整理了一番,并且吻了她一下。母亲叫她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您是能够发展的……”伊波利特摆脱了思绪,又开始说话了,“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话!”他好像忽然想起什么事情,高兴起来了,“布尔多夫斯基满心想保护自己的母亲,是不是?但是结果呢,他反而损害了母亲的名誉。公爵想帮助布尔多夫斯基,满心要把自己的友情和金钱送给布尔多夫斯基,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也许只有公爵不讨厌他,但是他们俩也互相对立着,好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的……哈哈哈!你们大家都恨布尔多夫斯基,因为在你们看来,他对待自己母亲的方式太不厚道,太龌龊了,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你们大家最喜欢看形式的美好和表面的厚道,你们所拥护的就是这个,对不对?(我早就猜到,你们所拥护的只是这个!)现在让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人像布尔多夫斯基那样爱自己的母亲!公爵,我知道您已经暗地里让加尼亚给布尔多夫斯基的母亲寄钱去了,我敢打赌(哈!哈!哈!他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着),我敢打赌,布尔多夫斯基现在就会责备您采取的形式不好看,责备您不尊敬他的母亲,我敢说就是这样,哈哈哈!”
这时,他又喘不过气来,开始咳嗽。
“全说完了吗?现在全说完了吧?全说完了吧?好,你现在上床去睡觉吧,你在发烧呢。”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用不安的眼神盯着他,“哎,天哪!他还要说话呢!”
“您大概在那里发笑吧?您为什么老是笑我?我看出您在笑我。”他忽然很不安地、很恼怒地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那个人的确是在发笑来着。
“我只想问您一句,伊波利特……先生……对不起,我忘掉了您的姓。”
“捷连季耶夫先生。”公爵说。
“是的,捷连季耶夫,谢谢您,公爵,大家刚才提过,我的脑子记不清了……我想问您一句,捷连季耶夫先生,我听见您说,您认为自己只要有一刻钟对窗外的人民讲话,他们立刻会赞成您,跟着您走,对不对?”
“我很可能说过……”伊波利特回答道,似乎想起了什么,“一定说过的!”他忽然补充说,精神又活泼起来,很坚定地看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那又有什么呢?”
“没有什么,我只是要把它当作补充资料。”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顿时默不作声,但伊波利特还是带着焦急的神情看着他。
“怎么?完了吗?”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老弟,你快结束吧,他应该去睡觉啦。你是说不出来吗?”(她显得异常恼怒。)
“我倒很想加以补充。”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继续微笑着说,“捷连季耶夫先生,我从你的朋友们那里听到的一切,还有您刚才施展出的无可置疑的天才,说出来的那一番话,据我看来,全应该归结到一种学说里去,那就是权利应该占优势,应该把它摆在第一位,把它放在中心,完全排斥其他的一切,甚至也许比对权利究竟是什么的研究还要重要。我这话也说错了吧?”
“您当然说错了,我甚至没有理解您的意思……接下来呢?”
角落里也发出一阵怨声。列别杰夫的外甥喃喃地说着什么话。
“接下来差不多没有什么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继续说,“我只是想指出,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来看,就很容易归结到暴力的权利上去,也就是归结到个人拳头和个人意愿上去,世界上时常会有这样的结果。蒲鲁东[47]所主张的就是暴力的权利。在美国战争时,有许多最进步的自由主义者都宣布他们拥护种植场主,因为他们说黑奴总是黑奴,比白种人低,暴力的权利应该在白种人方面……”
“那又怎样?”
“那就是说,您并不否认暴力的权利吗?”
“接下来呢?”
“您真是始终如一。我只是想说,从暴力的权利到老虎与鳄鱼的权利,甚至到达尼洛夫和戈尔斯基,并不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