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地,一切发生得那样简单而且自然,就像实际上真的发生那样;如果由小说家来写这件事,他一定会编出一些不可置信的、离奇的故事来。”
“这是不错的!”公爵喊道,“我也有过这种想法,甚至是在最近的时候。我听说一件为了偷一只表而杀人的案子,这是真实的事情,现在各报已经刊载出来。如果这是作家虚构出来的,那些熟悉人民生活的人和批评家立刻就会喊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您既然是在报纸上读到这个事实,您就会感觉到,您正可以拿这些事实来研究俄国的现实。您刚才说的一番话很妙,将军!”公爵热烈地结束说,因为能够避免脸上出现明显的红晕而感到异常高兴。
“是不是?是不是?”将军喊道,甚至乐得眉开眼笑起来,“一个男孩,一个婴儿,他不懂得危险,从人群里穿出,去看热闹的场面、辉煌的制服、随从的官员,最后还去看大家已经在他耳边喊得烂熟的那个伟大人物。因为许多年来大家一直都在议论这个人物,所以全世界到处都能听到这个名字;我从吃奶的时候就听到它。拿破仑在两步以外走过,无意中看到了我。我当时穿着小贵族的服装,我的打扮很好。在那大群人里,只有我一个是这样的,您可以相信这一点……”
“当然,这应该使他感到震惊,而且还证明给他看,莫斯科的人并没有全部离开,还剩下一些贵族和他们的子女。”
“正是!正是!他本来就有拉拢俄国贵族的意思!在他的鹰眼朝我身上看的时候,我的眼睛大概在闪着光回看他。‘Voilàungar?onbienéveillé!Quiesttonpère?[70]’我立刻回答他,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一个死在祖国战场上的将军。’‘Lefilsd'ud'unbravepar-dessuslemarelesboyards。M'aimes-tu,petit?[71]’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我也迅速地回答说:‘俄国人的心能辨别出伟大的人物来,即使他是祖国的敌人!’我并不记得这是不是我当时的原话……我当时是一个小孩……但是大意一定是这样的!拿破仑十分震惊,他想了想,就对随员说:‘我喜欢这孩子的骄傲!如果俄罗斯人全都拥有这孩子的思想,那么……’他没有说完,就走进宫里去了。我立刻夹杂在随员中间,在他后面跑着。随员们全让我先走,把我当作皇帝的宠臣看待。但是,这不过是一刹那的工夫……我只记得皇帝走进第一个大厅,忽然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相片前边站下了,沉思着看了好半天,最后说道:‘这是一位伟大的人!’于是就走开了。过了两天,宫内和克里姆林宫所有的人就已经全知道我了,管我叫作‘Lepetitboyard[72]’。我回家去睡觉。家里人几乎要发疯了。又过了两天,拿破仑的少年侍卫德·巴赞库尔男爵,因为受不住行军的艰苦,病死了。拿破仑想起我来。我被唤了进去,他们也不跟我说明原因,就给我穿上了巴赞库尔男爵的制服。那个男爵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我穿好了制服以后,他们就领我去见皇帝。他对我点了点头,然后向我宣布,我奉谕担任皇帝的少年侍从。我很开心,我的确早就对他产生强烈的好感……再加上,您也知道,一套漂亮的制服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穿着深绿的礼服,后面拖着狭长的后襟,金纽扣,绣着金边的袖子上有红色的缘饰,绣着金边的、高耸的、敞开的领子,后襟上也有刺绣;狭窄的白羚羊皮裤子,白绸背心,丝袜子,带扣的皮鞋……在皇帝乘马出游时,如果我也随着前去,便穿上高马靴。虽然当时的局势并不太好,已经预感要遭到极大的灾难,但仍然尽可能保持旧的礼节,甚至越明显地预感到这种灾难的到来,越拘泥于礼节。”
“当然了……”公爵喃喃地说,几乎带着手足无措的神情,“如果您能记载下来……一定特别有趣。”
将军现在所讲的,当然就是昨天讲给列别杰夫听的那一套,所以他讲得很流畅;但是立刻又带着不信任的神情,斜着眼看了公爵一眼。
“我的回忆,”他带着加倍的骄傲口吻说,“写下我的回忆吗?但是这并不能引诱我,公爵!您要知道,我的回忆录早就写好了。但是……它们放在我的写字台上了。等到我进了坟墓的时候,才能发表出来,当然也会译成许多外国文字,但这不是由于它们的文学价值,而是由于那些重要的大事件,是我目睹的,虽然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就因为我是个孩子,所以能闯进这位‘伟大人物’的所谓秘密卧室里去!我在夜里听到这位‘陷入不幸的伟人’的呻吟,他是不会因为在一个孩子面前哭泣和呻吟而感到羞耻的,虽然我已经明白,他悲哀的原因就在于亚历山大皇帝保持沉默。”
“的确,他写过信……提议讲和……”公爵不好意思地附和着说。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信中到底提了什么建议,但是他每天、每小时都在那里写,一封接一封地写,显得十分焦急。有一天夜里,趁着没人的时候,我流着眼泪跑到他面前(啊,我是很爱他的!),对他喊道:‘您请求饶恕,向俄皇亚历山大请求饶恕吧!’其实我应该说:‘请您和俄皇亚历山大讲和吧。’但我是一个小孩,所以我很天真地说出我的意见。‘唉,我的孩子!’他回答说——他在屋内踱来踱去,‘唉,我的孩子!’他当时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只有十岁,很爱和我谈话。‘唉,我的孩子!我准备吻俄皇亚历山大的脚,但是那个普鲁士国王,但是,那个奥地利皇帝,我永远恨他们,而且……而且……你当然对政治是一窍不通的!’他好像忽然想起和谁说话,就沉默了,但是他的眼睛还长久地闪耀着金星。如果我把所有这些事实描写出来——我是目睹那些伟大事实的——如果我现在发表出来,那么所有这些批评家,所有这些文学的虚荣,所有这些忌妒、党派……不,我才不干呢!”
“关于党派这一点,您说得当然很对,我很同意。”公爵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轻声回答,“最近我也读过一本叙述滑铁卢战役的书,是沙拉斯写的。这本书显然写得很严肃,专家都非常肯定地说,作者非常了解情况。但是,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流露出以侮辱拿破仑为快的情绪,只要能够对拿破仑在其他战役上一切天才的表现提出异议,沙拉斯大概就会特别高兴。但是,一本严肃的著作是不应该如此的,因为这就是党派的精神。您当时在拿破仑皇帝身边服务,很忙碌吗?”
将军大为高兴。公爵的话是那么严肃而率直,使将军连最后一点不信任的心情也云消雾散了。
“沙拉斯!我也十分愤怒!我当时就写信给他,但是……我现在根本不记得了……您问我当时公务忙不忙,不忙!人家称我为少年侍卫,但是当时我并不认为这很了不起。再说,拿破仑很快就失掉了和俄罗斯人接近的希望,自然也会忘掉我的(因为他为了政治关系才和我接近……),如果他……如果他自己不爱我的话,我现在可以大胆地这样说。我的心倾向到他身上去了。我没有确定的职务,只是偶尔进宫一趟……陪皇帝骑马出游,也就行了。我擅长骑马。他在午饭前出游,随行的平常总是达武[73]、我、马木留克兵鲁斯丹[74]……”
“康斯丹。”公爵不知怎么,忽然脱口说出。
“不,康斯丹当时没有在那里;他当时去送一封信……给约瑟芬皇后[75]。但是,代替他的是两个传令兵,几个波兰枪骑兵……他的随员就是这几个,当然将军们和大将们不算在内,拿破仑时常带他们出去视察地形,部署军队,还互相商议……我还记得,常在他身边的是达武:一个魁梧的、肥胖的、冷静的人,戴着眼镜,露出奇怪的眼神。皇帝经常和他商议,很珍重他的意见。我记得,他们曾经商议过好几天;达武早晚都来,甚至时常辩论,最后拿破仑终于表示同意了。他们俩在书房里,第三个就是我,他们差不多不注意我的存在。突然,拿破仑的眼神偶然地落到我的身上。他的眼里闪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孩子!’他忽然对我说,‘你觉得怎样?如果我信奉正教,释放你们的农奴,俄罗斯人会服从我吗?’‘永远不会的!’我愤激地喊道。拿破仑十分惊愕。他说:‘我从这小孩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眼睛里,看出了全俄罗斯人民的意向。算了吧,达武,这全是幻想!再讲您的另一个计划吧。’”
“是的,不过这个计划也是一个坚强的意念!”公爵说,显然感兴趣了,“您觉得这个计划是达武所主张的吗?”
“至少是他们互相商议的。当然,这是拿破仑的思想,是鹰的思想,但是另一个计划也是极有见地的……那就是最有名的‘seildulion[76]’,拿破仑自己这样称呼达武的计策。这个计策的内容就是:率领全军死守克里姆林宫,建造军营,修筑工事,配置大炮,尽可能多宰马,腌马肉;尽可能多劫粮食,度过严冬;到了春天,再从俄罗斯人中间杀开一条血路。拿破仑对这个计策很中意。我们每天在克里姆林宫墙周围巡视,他指出何处应该拆除,何处应该建筑,何处筑眼镜堡,何处筑半月堡,何处造一排碉堡——他眼光锐利,思路敏捷,目标坚定。一切终于决定了。达武逼他做最后的决定。他们俩又在一起,第三个是我。拿破仑又交叉着手,在屋内来回走着。我不能把自己的眼神从他的脸上移开,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走了!’达武说。‘往哪儿去?’拿破仑问。‘腌马肉去!’达武说。拿破仑哆嗦了一下,命运已经决定了。‘孩子,’他突然对我说,‘你觉得我们的计划怎么样?’他这样问我,当然就和那些绝顶聪明的人在最后的一刹那,有时用钱币的正反面来决定事情一样。我没有面向拿破仑,而是面向达武,仿佛带着灵感地说:‘您最好溜回家去吧,将军!’这个计划就这样破产了。达武耸了耸肩膀,在走出去时,低声说:‘Bah!Ildevieieux![77]’第二天就宣布退却。”
“这一切是很有趣味的,”公爵十分平静地说,“如果真有这些事情的话……我是想说……”他连忙改口说。
“公爵呀!”将军喊道,他对自己所讲的故事入了迷,连很不谨慎的话都冲口而出了,“您说‘如果真有这些事情’,我告诉您,不但有,而且有许多呢!这一切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政治方面的事件。但是,我要再对您说一遍,我亲眼见过这个伟人在深夜流泪和呻吟,这件事除了我,谁也没有见过!不错,后来他已经不哭了,不掉眼泪了,有时只是呻吟着;但是他的脸上的愁容越来越多,好像阴间的黑影把他遮住了一般。有时候在夜里,我们俩一块儿度过数小时,一言也不发。——鲁斯丹在邻屋内打鼾,这人睡得太死了。‘他是忠于我和朝廷的。’拿破仑这样谈到他。有一天,我感到异常痛苦,他突然看到我眼睛里的泪水;他惊异地望着我,喊道:‘你可怜我呢!你是小孩,也许还有一个小孩怜惜我,那就是我的儿子,leroideRome[78];其余的所有人全都恨我,弟兄们首先会在我不幸的时候把我卖掉!’我呜咽着,奔到他身边去,他当时也忍不住了;我们拥抱着,我们的眼泪掺和在一起。‘您写信,写信给约瑟芬皇后!’——我呜咽着对他说。拿破仑哆嗦了一下,想了想,对我说:‘你让我想起爱我的第三颗心来了;我很感谢你,我的好友!’他立刻坐下来,写信给约瑟芬,第二天就派康斯丹把信送去了。”
“您做得太好了,”公爵说,“您使他的凶恶念头转换为善良的感情。”
“就是这样,公爵,您解释得真好,和您自己的心相适应!”将军兴高采烈地喊道,奇怪的是,他的眼睛里真的有眼泪了,“是的,公爵,是的,这是多么壮观啊!您知不知道,我几乎跟着他到巴黎去,如果去了,自然会和他一起‘被囚在酷热的岛上’,但是我们的命运是各有不同的!我们分手了:他到酷热的岛上去,他在那里,在异常忧郁的时间,总会有一次想起他在莫斯科时,有一个可怜的孩子曾经抱住他,饶恕他,流过眼泪;而我呢,后来被送入士官学校,在那里接受严格的训练,受到同学的欺侮……唉!一切都化为灰烬了!‘我不愿意从你母亲手里把你夺走,所以不带你去!’他在撤退的那一天对我说,‘但是我愿意为你做一点事情。’他已经上马了。‘请您在我妹妹的纪念册上写几个字,留个纪念吧!’我怯生生地说,因为他当时心绪不佳,十分阴郁。他转回来,要了一支笔,把纪念册拿过去。‘你的妹妹多大了?’他问我,手里已经握住笔。‘三岁了。’我回答说。‘Petitefillealors。[79]’说完,他便在纪念册上写了几个字:
&ezjamais!
Napoléon,votreamisincère。[80]
在这样的场合,竟然有这样的劝告,您想一想,公爵!”
“是的,这是极可纪念的。”
“这张纸放在金边镜框里,罩着玻璃,我妹妹一辈子把它悬挂在客厅最显著的地方,一直到她死去——她是在产后死的;现在这张纸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天哪!已经两点钟了!我耽搁了您多长时间哪,公爵!这是无可饶恕的。”
将军从椅子上站起来。
“哦,哪里的话!”公爵喃喃地说,“您给了我许多快乐……从根本上说……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很感谢您。”
“公爵!”将军说,又把他的手握得生疼,眼睛闪闪发光地注视着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情,被那些念头吓呆了似的,“公爵!您这人太良善了,太坦白了,我甚至有时觉得您十分可怜。我很和悦地看着您,愿上帝赐福给您!但愿您的生命从此在爱情中……开花结果。我的一生已经完结了。哦,请饶恕我,请饶恕我!”
他迅速地走出去,用双手掩住脸。他的内心的确很激动,公爵对这一点是没有怀疑的。他也明白,老人走出去的时候,为自己获得的成功所迷醉;但是,他仍然感到他属于那类说谎的人,他们虽然说谎到狂热的程度,甚至到了遗忘自己的程度,然而,当他们迷醉到极点的时候,心里总要暗中怀疑人家不相信他们,而且也不能相信他们。在老人现在所处的地位上,是可能自己醒悟过来的,他会感到过分的羞愧,怀疑公爵极度哀怜他,因此觉得受了侮辱。“我把他引到这样的灵感上去,不会更坏吗?”——公爵惊慌起来,他突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了有十来分钟。他开始责备自己发出这样的狂笑,但又立即明白也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地方,因为他对于将军感到无穷的怜惜。
他的预感应验了。他在晚上就接到一封奇怪的信,文字简单,但是意思很坚决。将军通知他说,要和他绝交,将军说虽然尊敬他、感谢他,但是不愿从他那里接受“同情的表示,因为有损一个本来就不幸的人的体面”。公爵听到老人躲在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之后,就放心了。但是我们已经看见,将军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那里也闯下不少祸事。我们在这里虽然不能详述,但是可以简单地说明,这次会见的结果是:将军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吃了一惊,由于他说了加尼亚的一些坏话,使她非常恼怒。他终于很可耻地被撵出来了。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那样度过一夜和一早晨,精神完全错乱,几乎发疯地跑到街上去了。
科利亚还没有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甚至希望用严厉的态度来对付他。
“将军,您以为我们现在该跑到哪儿去呢?”他说,“您既不愿意到公爵那里去,又和列别杰夫吵架了,您身边又没有钱,而我是永远没有钱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只好在街上喝西北风了。”
“坐在街上喝西北风,总比没有西北风喝的痛快多了,”将军喃喃地说,“我这句双关语引起……军官们的……狂笑……那是四十四年……千……八百……四十四年,是的!……我不记得了……唉,你不要提醒我,不要提醒我!‘我的青春到哪里去了?我的新鲜活力到哪里去了?’有人这样喊叫……这是谁喊的,科利亚?”
“这是果戈理在《死魂灵》里喊叫的,爸爸。”科利亚回答说,很胆怯地斜眼看了父亲一下。
“《死魂灵》!是的,《死魂灵》!等你埋葬我的时候,墓碑上要写上这样几个字:‘死魂灵安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