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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2页）

《九歌》《招魂》《天问》三部作品，都不直接涉及屈原本人的生活经历。

《九歌》共十一篇，是一组祭神所用的乐歌。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

所祭神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

2）地祇：湘君和湘夫人、河伯、山鬼。

3）人鬼：国殇。

《诗经》中的祭祀乐歌都是庄重的，人神之间相隔遥远。《九歌》则用富丽的语言，描绘出盛大的、活泼而亲切的祭礼场面。那些神灵都被赋予了人类的品格和情感，他们对人保持善良友好态度，很亲近，毫无可畏之处。这反映出在南方的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九歌》中多数诗篇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这些恋爱透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追求不得的忧伤和怀疑。如《湘君》《湘夫人》写一对配偶神，他们彼此等待，却终不能相遇，唱出伤心的歌子。

《山鬼》是一首更为美丽的失恋之歌。诗中主人翁虽是神的形象，却完全是人间少女的情感。她盛装打扮前去与心上人幽会，情人却始终未来赴约，使她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其中写到山鬼独自站在高高的山顶，四望不见人影，她想到的是“岁既晏兮孰华予”——年华渐渐逝去，谁能使我的生命放出光彩！《山鬼》中这种描写，其主要意义并不在表现对恋爱对象的忠贞，而是对生命应有的美好的追求。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写出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诗人的礼赞，既呈现了楚人刚毅的性格，也寄托着他对祖国复兴的期望。这首诗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美感的杰作。

《九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包含着先秦文学中少数几篇完全以神话为素材，又经过文学化改造、以神的形象表现人类生活情感的作品。

《招魂》是一篇奇幻之作，“招魂”本是楚地一种习俗，诗人借此风俗，以奇异的想象创作了这部作品。全篇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竭力渲染四方以及天上、地下的可怕，劝魂不可留居。后半部分则竭力铺陈楚国宫廷的富丽奢华，招魂归来，辉煌的殿堂、华贵的陈设、妖娆的女子、醇酒美食和诱人的歌舞。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收结，流露出无限深情。《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令人惊叹。它用夸饰手法，将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并形成对照，造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它的铺陈手法，不但影响了汉赋，也影响了后来的韩愈诸多诗人文学家。

《天问》是篇奇文。它就自然、历史、社会及与其有关的神话传说，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这里有很多问题当时已经有了现存答案，但诗人并不满足，而是提出严厉的追问，试图找到新答案。像尧舜，当时已被儒家奉为偶像，但在《天问》中，他们的举措仍然不能逃脱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无论怎样的圣君贤臣，都不能成为不容怀疑的绝对权威。我们必须注意：任何社会，不论处在如何幼稚的认识水平，都需要且必然会对自然、社会、历史提出某种系统化的解释。打破这种解释，对现存答案提出大胆怀疑的精神，是人类认识不断进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最为深刻有力的理性精神。战国时期虽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没有哪一家曾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表现出这么广泛而深刻的怀疑。这意味着《天问》作者具有超越当时一般思想家强大的独立人格力量，他敢于鄙视社会的压力，超越已被社会所肯定的思想习惯和思维模式。这种怀疑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而屈原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生命的全部热情为他的创作打上了个性鲜明的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的政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形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借用楚地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诗篇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因其引发的感动。他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生命和意志，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在诗歌形式上，屈原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也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区别，楚辞较之《诗经》，已有显著的进步。因之，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

宋玉等其他楚辞作家

一般说来，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极少是单独出现在世间的。我们不应把创造楚辞的功绩，完全归于屈原一人。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结尾处提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一段话很简略，我们只能据此知道宋玉等三人在屈原之后，都曾担任某种官职，都在文学方面学习屈原，但都不具有屈原那种大胆批评政治的勇气。

宋玉的生平，其他晚出的书籍也有记载。作品见载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选》等。《文选》中《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争议，所以我们也存而不论。可具体评述的，只有《九辩》一篇。

《九辩》之名来源甚古。《离骚》《天问》《山海经》中，都将它与《九歌》相提并论，说是夏启时的乐曲，实际应该是楚地的古歌吧。宋玉之作，当是沿用旧题。

《九辩》的主旨，王逸说是宋玉为悲悼其师屈原而作。谓屈原是宋玉之师，并无根据，其说与作品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就作品本身来看，《九辩》是借悲秋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他很可能是楚国的一名“小臣”，因《九辩》的哀愁，主要是一种狭小的、压抑的哀愁，基调是“惆怅兮而私自怜”。他的文才，他的怀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骚，乃至他的见秋景而生哀的抒情模式，都吸引了后世在专制势力压迫下无力反抗而标榜清高、自惜自怜的文人，写出许多伤春悲秋的文赋诗词。

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屈原的影响。但绝不是说《九辩》只是模仿之作，它有自身显著的特色。论感觉的细致、语言的精巧，还在屈原作品之上。首先，宋玉极其善于选择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将其与幽怨哀伤的感情融化在一起来抒写，从环境气氛的渲染中，烘托出阴暗时代被压抑者的心理。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两者确实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其次，在这种景物和心理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敏锐的感受和细致的笔触。用远行中的漂泊感、登山临水的空渺感，写人生失意之情绪，极见匠心创意。第三，《九辩》的语言更加讲究散文化。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气词“兮”字的位置也不断调换，使得全篇的语言节奏相当灵活自由。

《九辩》特出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与之并称“屈宋”，为后人所尊崇。

汉代的楚辞作品

楚辞本来又可以称为“赋”。《汉书·艺文志》就直接称“屈原赋”“宋玉赋”。“辞”和“赋”原来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但至汉代，从战国楚辞派生出两个不同的分支，人们开始用“辞”和“赋”来作为区分。一类多用“赋”命名，其特点是抒情性降低，多用华丽的文辞铺排描写各种景观，逐渐向散文方向演变，其典型作品就是司马相如的大赋。另一类仍然沿袭“骚体”的风格，文辞华丽而注重抒情。西汉刘向编纂《楚辞》一书，战国作家之外，收入一部分汉代作家的作品，都属于骚体传统，凡以“赋”命名的都不收。像贾谊，收了他的《惜誓》，却没有收他的《吊屈原赋》。这表明，刘向在编《楚辞》时，有意识地把“辞”和“赋”区分开来了。当然，由于“辞”和“赋”出自同一源头，而且本来是不分的，有些赋也可以很接近骚体风格。

刘向《楚辞》所收汉代作品，包括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庄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以及刘向本人的《九叹》；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又收入了自己的《九思》。

以上汉代楚辞，除《招隐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代屈原立言的方式来展开。虽然具体说来各有差异，但大多包含以下的内容：抒写忠直之士不能受到君主的信赖与器重，内心的失望、愁苦与悲愤；指斥政治昏暗、黑白颠倒；希望弃脱污秽的尘世，遨游于仙境。

这看起来像是模仿屈原，其实也不尽然。汉代是专制政治逐渐强化的时代，所谓“士不遇”，即文人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和尊重，理想和现实不相容，成为尖锐的感受。因此，屈原的心声在汉代激起文士强烈的共鸣，而那些代屈原立言的作品，其实就是这种共鸣的声音。

所以上述作品中，又包含一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在整体上用代言形式写成的诗篇中，又常夹杂一些第三人称的章节，这甚至形成一种定式。如从王褒的组诗《九叹》开始，到刘向的《九怀》、王逸的《九思》，都是在第五首改用第三人称，打破了全篇的代言模式。这样的结构是有意义的，它把读者的思绪从历史拉回现实，暗示屈原的不平，也正是作者内心的不平。过去文学史对汉代楚辞不太重视，这一特点几乎完全不被注意。其实，这和屈原作品在汉代流行是密切相关的。

《楚辞》和《诗经》一样，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源头。同时，两者又分别是先秦时代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代表。和《诗经》的温雅、平和、朴素不同，楚辞是华丽、奇幻而富于**的。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重辞藻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楚辞》。它值得我们珍爱。

骆玉明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