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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美术管理体制的建立（第2页）

21世纪以来，传统的美术体制不再是唯一的艺术生产系统。政府之外的各种资本团体，都开始重视艺术投资。如民生银行的美术馆、爱慕集团美术馆的经营。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和世界基本同步，并在某些领域有创新和领先。这个时期的收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国外收藏家对中国艺术的投资、对艺术品的购买成为一支力量。国内诸多资本实体也纷纷开设美术馆、画廊，艺术经纪人开始经营艺术家，推动艺术市场的多元发展。这一时期的艺术品收藏，形成了企业收藏为主的形式。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藏家的口味多元，艺术家的创作与时代紧扣，很多作品也和之前有“时代主流”特色的作品不同，呈现多元的面貌。各种艺术种类也都有不同的展现。艺术各个门类之间，也逐渐在模糊边界。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逐步被开发出衍生品，同步上市。北京故宫博物院利用藏品的巨大优势，推出各类文创产品，丰富了市场。

1958年，旧体制留下来的最后一家拍卖行在天津关门。后经近三十年时间，1986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拍卖机构广州拍卖行在广州成立。1996年，新中国的拍卖活动有了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拍卖事业进入规范发展的时代。1995年12月25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授权6家拍卖公司实行文物拍卖直管专营试点，它们是：中国嘉德、北京瀚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形成了北京、上海为核心的文物拍卖中心化发展，成交量和拍品类别的广泛程度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状态。

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出海外的大批中国古代艺术作品，在当代经常通过拍卖、回购的方式，再回到国内市场。而回购的作品往往是过亿元的天价。这种现象屡见不鲜。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是中国在近代贫弱状态下，文物大量外流，给海外收藏家产生的收购红利。近代藏家往往通过极为低廉的价格，购到极品文物。中国在20世纪后半期经济崛起，财富的流向产生了回购的可能性。国力增强，便有重塑文化形象的内需，通过商业渠道回购流失文物，便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中国自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模式发生巨大改变，市场经济繁荣起来。对外开放国策的实行，很多流失海外的古书画得以归国。跨国公司通过拍卖等方式回购了大量的海外文物。

2002年宋代米芾大字作品《研山铭》在中贸圣佳上拍，创造了2990万元的天价，最终由故宫博物院收藏。2003年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所藏的有“中国书帖之祖”称号的宋拓本《淳化阁帖》，以450万美元的高价卖给了上海博物馆。同在2003年，嘉德拍卖将距今1500年的晋代索靖《出师颂》以2200万元的高价卖给故宫博物院。该帖本就是故宫流出的旧物，时隔80年后，现又返回故宫。

中国的艺术品拍卖，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艺术品流通方式，可以看作艺术市场的风向标。有几家大的拍卖公司，如嘉德集团、苏富比、保利集团等。处于信息时代的中国艺术的创作，和世界艺术思潮越来越紧密。许多国外的大博物馆、美术馆都有线上功能，信息的共享越来越方便，全球艺术的敞开交流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时代主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8]也就是说，只要拍卖人以公开方式声明本次拍卖不能保证作为拍卖标的的物品（如果是艺术品拍卖，标的物便是艺术品）的真伪或品质，便可以对被拍卖艺术品的瑕疵、真伪不负法律责任。这一条款也被业界称为“不保真条款”。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也是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和国际接轨的重要保障。

2。艺术区经济

经济相对发达的大都市产生大批艺术家聚集的“艺术区”，这一现象集中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比如法国巴黎有蒙特马尔，美国纽约有苏荷区。大都市往往商业高度繁荣，人口密集，能够产生极高的聚集效益，艺术家有更多的展示空间和成功机会。大都市人们思想文化上活跃并且自由度高。在这样的土壤中，艺术家容易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在创作上较少受到政府或宗教等限制。回顾中国的艺术区发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走过20余年的历程。最早的艺术区是北京圆明园的画家村，之后还有花家地（东村）和后来的宋庄艺术区。798艺术区则是艺术家集聚区发展到21世纪的新高峰。自由艺术家为了“抱团取暖”，艺术企业和国家政策也不断投资、导向，共同推动、促进了艺术区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重心逐渐从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为主的产业。中国在加速发展制造业、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大国的建设，要提高文化软实力。我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这样的风气下，文化产业区快速出现。随着中国的艺术品市场逐渐升温，画廊的集聚使默默无闻的艺术区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艺术区进入了商业化时代，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类似于798的艺术区，如上海M50艺术区、杭州LOFT49艺术区、重庆坦克库艺术区，等等。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有了110多个艺术区。国内的艺术区基本上呈现出三种形态。第一种，可以称为“艺术村”，即相对静止的区域。艺术家自发而聚集形成，与外界的来往比较少。早期的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索家村、费家村、宋庄小堡艺术村、黑桥艺术村都属于这一种类型。第二种是“画廊集聚区”。即在艺术村的基础上形成，后以画廊占主导的艺术品交易区。北京798艺术区、北京草场地艺术区、上海M50艺术区等。第三种是“规划类艺术区”。这一类主要是由政府或企业规划建设成的综合园区。北京观音堂艺术大道、雍和艺术区等都属于这一种。北京的798艺术区则极为特殊，先后经历了以上三个时期。[9]

在2006年前后，798艺术区被朝阳区、北京市政府均列为首批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之一。798艺术区位于北京朝阳区酒仙桥大山子地区，核心区域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798艺术区内多种业态混杂，有艺术家工作室、画廊，还有各种艺术相关的商业，如艺术书店、衍生品。不同区块里还有科研、工厂生产等。企业（七星集团）、政府等多方因素在管理过程中长期交错影响着园区的“生长”。艺术区原为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所在地，它成长为艺术区与中央美术学院的“二厂时代”有直接关系。[10]

1995年，中央美术学院从王府井原校址迁出，在大山子北京电子器件二厂有6年的过渡期，直到2001年才迁入今天望京花家地南街的新校址。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接到了创作任务，为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创作抗战胜利群雕。但是学校中转过渡办学，工作室空间有限，时任雕塑系副主任的隋建国偶然发现二厂街对面的酒仙桥4号院有很多闲置库房。“雕塑系以每天每平方米3毛钱的低廉租金租用了一个3000多平方米的仓库作为雕塑车间，从1995年到1998年的近4年中，雕塑系的所有教师学生都在此工作过。”[11]厂房的建筑风格接近包豪斯审美理念，且空间宽阔、采光良好、租金低廉。中央美术学院带来的艺术家聚集，逐渐将厂区填充起来。

偶然事件开启了艺术家工作室集聚798厂区之路后，从1999年到2002年，陆续有艺术家入驻厂区。2006年政府出面将其正式定为首批北京市1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798艺术区逐步发展，先后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艺术区聚集带的形成。以798艺术区为首，先后有朝阳区的酒厂国际艺术园区、一号地艺术园区、草场地艺术区、环铁国际艺术区、索家村和费家村艺术村落等十余个文化艺术集聚园区。

在21世纪头10年，798艺术区一步步繁荣起来。在2008年临近奥运会时，房租早就从最初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租用的每天每平方米3毛钱涨到7块钱至8块钱。同年，纽约的佩斯画廊选择在798艺术区作为它唯一的亚洲分支。这将外国机构入驻推向**，极大提升了园区的整体艺术品格。798艺术区的物业在租赁房屋的过程中为盈利，更倾向出租给设计、建筑、媒体等营利性质的文化机构。被798园区名气吸引，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光顾。园区内的餐厅、咖啡厅、酒吧，还有画廊周边的创意品商店生意无比火爆。798园区每年都可以获得9000万元左右的房租收益。[12]截至2015年左右，798艺术区已经由早期的艺术家工作室、画廊为主的艺术区，开始走向商业化。

结语

在西方的“艺术世界”里，艺术批评、展览策划、博物馆（公共）收藏，被称为观念（idea）系统；艺术拍卖、艺术品经纪（画廊）、私人收藏，被称为资本（money）系统。[13]新中国建立后的美术管理体制，结合苏联和西方的美术体制，将原有的美术领域的教育、出版、展览、市场等各个环节进行了适合社会主义体系的改造。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历史时机，我们欣喜地看到，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体制的美术管理机制随着法律、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作为新时代的美术工作者，看到这些，是欣慰而充满希望的。

[1]贾方舟：《建国后的画坛体制和社会环境及其对中国画的影响》，《20世纪中国画“传统的延续与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2]1961年5月31日，文化部发布“（60）文厅夏字第683号文”，指出：“美术馆的领导关系，美术馆为文化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但在目前，我们建议：委托中国美术家协会代管。”

[3]商勇：《中国美术制度与美术市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

[4]卢炘：《中国美术馆学概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5]迈克尔·本森：《策划人的时代》，张朝晖译，《世界美术》1998年第4期。

[6]杭海宁：《中国双年展策划人制度的现状评析》，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届硕士论文，导师刘骁纯。

[7]赵力：《新中国美术品市场的历史与发展》，《美术》2010年第4期。

[8]《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1996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9]迟海鹏：《艺术区现状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14届硕士论文，导师赵力。

[10]余丁：《798艺术区调研报告》，《美术家通讯》2008年第4期。

[11]舒可文：《“798工厂”与城市形态》，《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第20期。

[12]迟海鹏：《艺术区现状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14届硕士论文，导师赵力。

[13]余丁：《回顾与反思：中国艺术品市场二十年启示》，《美术观察》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