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听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新闻公报的广播。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中央发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伟大号召。这一决定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人民是多么希望赶快停止那些耗钱费力的东西而集中精力用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尽快建设得强大起来呀!我们从内心深处衷心拥护中央的决定。
公报还谈到调整农业政策及一些政治历史问题。这些实事求是、立足于解决问题、促进形势向好的决定都使人感到振奋。可以相信,只要各级领导干部真正解放思想,带头落实全会精神,我国将会发展得更快。然而遗憾的是,现在有一些干部确实已跟不上形势的步伐,却在拦着别人前进。这种状况不解决,我们的事业发展就会缓慢,哪里的这种情况不解决,哪里的工作就不会出成绩,就仍是死水一潭。而这种状况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呢?!
历史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全会确定的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重新确立了我党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这更加激励着二哥投身于国家改革建设的洪流中。虽然他身在军营,但时刻关注、思考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目标是什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目标又是什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虽然“**”已经结束了一段时期,但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干部思想仍然僵化。他们总是强调所谓政治上的正确,而忽视广大群众的实际利益,也就背离了党的宗旨。二哥在1979年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要引导和鼓励群众团结起来,为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奋斗。
人民是向往着美好的幸福生活的,人民为此而奋斗,在人民中间蕴藏着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在于把人民中间的这种力量充分调动起来,组织起来,使这种力量真正造福于人民。因此,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使人民团结起来,鼓励人民向生产、生活的一切新的领域和新的深度进军。我们决不能站在抽象的革命立场上用抽象的政治原则来约束人民搞好生产的积极性,而必须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人民的生活现状和要求,用一定的经济政策来保护人民的一定的物质利益。当然,在个人和集体、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中,有一部分群众往往只见到自己个人或自己所在的小集体,这是一种自私心理的表现,需要对他们进行爱祖国、爱人民和“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教育,但不要过多地占有或牺牲他们的劳动。我们必须想尽办法使每一地区、每一单位的群众在不影响国家和他人应有利益的情况下为本单位的生产找出路,并使他们在相应的时间内能享受到自己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带来的果实。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订了一份秘密的包干保证书,18位农民在保证书上按上了自己鲜红的手印。安徽凤阳一带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当地农民长期饿着肚子,这次,他们决定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这个承包举动在当时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1979年秋收的时候,小岗村粮食获得了历史上的大丰收,人们终于能吃饱饭了。
小岗村的做法在安徽得到推广。但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在当时竟受到了质疑甚至批判,好在邓小平及一些中央领导是支持认可的。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广大农村地区迅速走上脱贫的道路。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发起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们决不能站在抽象的革命立场上用抽象的政治原则来约束人民搞好生产的积极性,而必须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人民的生活现状和要求,用一定的经济政策来保护人民的一定的物质利益。”二哥在日记中表达的这种观点,与小岗村那些农民的做法不谋而合。虽然身在部队,但他强烈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要尽快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因此,他明确指出,要引导和鼓励群众团结起来,为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奋斗。仅仅是这篇日记的开篇语“要引导和鼓励群众团结起来,为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奋斗”,就凸显了二哥对社会民生问题的关切。
在1979年2月9日的日记中,二哥写道:
近来大家没事凑到一起总要议论议论当前的形势,谈谈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和改革制度方面的看法和想法。虽然有些看法片面,但总的来说大家是在思国思民,盼望祖国更加富强。可以看到群众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但是缺乏优秀的组织者,所以群众的积极性在消耗着、游离着。不怕一个单位乱,怕就怕一个单位的问题不痛不痒。这种局面不打破,工作就难出成绩。
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来说也还是个新生事物,在中国更不例外。这个制度的理论解释和它的实际推行对人民是有好处的,问题在于它是个新生事物。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加上种种对抗这种制度的力量的干扰和阻碍,以及旧制度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使得它在实际施行中仍存在许多缺陷。特别是通过近些年的实践,一些不足的地方被人们看得更清楚了。缺陷就得弥补,不足就得改革,这是搞好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遵循的两点。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和广大人民根据这些年的经验和教训,正在逐步地实施各种改革,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改革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机制,以及改革一些不适应的机构体制和干部制度等。实践证明,这是完全必要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和永远正确,所以不修正、不改革的东西是没有的。相反,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改革,那么不是进步而只有死亡了。改革是必需的,在党的领导下对我们现行制度各方面的不适应的地方进行必要的、实事求是的改革,不能认为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让我们的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受人民拥护。我们否定的只是那些不足的地方,如果谁认为所有制改变后的一切制度就是十全十美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他就错了;如果谁看到了现行制度中的不足而不去改革,那他实际上不是在维护而是在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或是别有用心。
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多的工作方面,不平衡、不适应的现象在任何地方、任何方面总会出现,改革工作也必须经常进行。怎么能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搞改革呢?破就是立,改革本身就是进步。现在的问题是破得太少,改得太少。陈旧的东西、过时的东西,不彻底打破,新兴的东西就树立不起来,也就无法引导人们的思想迅速进步。大破才能大立,彻底破才能彻底立,当然,在具体施行时必须依据实际的情况。
日记中,二哥对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他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
在1979年4月2日日记中,二哥写道:
我们单位是个业务单位,这种工作的特殊性就在于没有定额,没有指标,是一种十分抽象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要想出成绩,出成果,主要依靠工作人员自觉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没有这一点,工作是无法做好的。怎样才能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人们都有体会,抽象的、不容易见到成果的工作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煎熬,容易消耗人的干劲。因此,为了保持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除了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外,必须尽量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尽可能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需要,这样才可能从侧面保证他们把有限的精力尽量用到工作上来。有失才会有得,有得也必须有失,这是辩证的。要想在工作上取得一些成果,就必须给予工作人员一定的益处,使他们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因此,可以说关心不关心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为不为工作人员谋求一定的福利,是衡量一个领导、一个机关是否真心愿意搞好工作的镜子。有些领导同志在需要成果的时候就想起工作人员来了,而在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工作人员的事情忘在脑后了。这样的领导就不是成熟的领导,因为他起码不懂“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道理。现在有这么一种现象,工作人员的利益没人来提,而一旦提一提就被人说成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党的利益。这种情况使人感到很奇怪。不过,这似乎是多年来人们习惯性的认识,似乎群众提一提自己的利益就和党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其实,只要了解党的宗旨和任务的人就会清楚,党的利益是什么呢?除了群众的利益外,党难道还有自己特别的利益吗?没有!党的利益就是群众的利益,群众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当然,党所代表的不是几个人的利益,而是最广大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我们反对只顾少数群众利益而不顾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也反对离开具体的群众利益去空谈广大群众的利益,因为广大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由每一个群众的利益组成的。我们反对只顾群众的眼前利益而不顾群众的长远利益,也反对离开群众的眼前利益而空谈长远利益,因为群众的长远利益正是由无数的眼前利益组成的。因此,我们应该极力设法解决群众中那些与他们大多数人的利益、与他们自己的长远利益不相矛盾的困难,把这些能够解决的困难解决了,使群众更积极更努力地工作、学习,创造成绩,为人民的事业做出贡献,这不正是党的利益所在吗?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领导现在还认不清这种关系,他们还不真正了解什么是党的利益。在他们看来,似乎群众的利益只是个人的利益,而党的利益又是一种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的利益。因此,群众的利益在他们的想象中总是与党的利益相矛盾的。当然,少数群众的某些利益或个别群众的某些利益有时是会和党的利益——全国人民的利益或本单位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相矛盾的,但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可以协调的,党的干部就是在做这种工作。但是,绝不能把所有群众的利益都看成与党的利益相矛盾,更不应该人为地使那些原不与党的利益相矛盾的群众利益矛盾起来。由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名利主义作祟,某些领导往往习惯于把上级个别领导的讲话或上级机关某些不合理的规定,或某些传统的习惯做法,或某些抽象的“原则”(实为教条)当作党的利益的化身,甚至某些人把自己的利益也当成党的利益,因此产生了只对上级负责却不对工作和群众负责的干部,以及做一件事情只让上级“满意”而让群众吃苦的现象。这都说明一些干部在表面上似乎在维护党的利益(其实这种利益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也不清楚),实际上他们却在损害党的利益。因为,实际上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得罪了群众,也就是在实际上损害党的利益。
针对一些干部存在的模糊认识,二哥在这篇日记中表达了三个观点:
1。要想在抽象甚至枯燥的工作环境中取得成绩,一定要有积极性、创造性,要长时间保持工作的专注力。而要保持这种工作状态,单位领导就必须关心群众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解除群众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2。从党的宗旨出发,论证了只有人民的利益而没有党的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这一观点,指出在个别领导干部头脑中认为群众利益是与党的利益对立的错误认识,批驳了所谓存在于人民利益之上的“党的利益”。只有关心群众利益,解决了群众的问题,群众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现代化建设,整个国家的经济事业才能不断繁荣,这不正是党的利益所在吗?
3。对少数人利益与多数人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分析,特别提出不能以长远利益、多数人利益为由,而忽视那些完全可以解决的群众的眼前利益及具体利益。
这些观点充分展示了二哥扎实的理论功底,是对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真正领悟。个别干部表面上是在维护党的利益,实际上并不是在考虑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在考虑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
这篇日记也表明二哥善于抓主要矛盾,懂得如何激发人的工作热情。
在1978年12月8日的日记中,二哥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在写于1979年4月20日的日记中,他再一次谈到了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