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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永远的怀念（第1页）

八、永远的怀念

部队徐政委专门负责料理二哥的后事，父亲嘱我协助。丧事如何办理，徐政委征求家属的意见。按照二哥生前的遗愿，一切从简。另外，我把二哥捐献遗体的愿望告诉了徐政委，他落实了这件事情。

我发电报把二哥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冉庆云。冉庆云从天津赶来，进家看到二哥的遗照就失声痛哭了。部队战友们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二哥小学同学兼战友苏蓝蓝、宋协民，大学同学赵芳也见了他最后一面。

战友张秉森、陈长征两位同志负责整理二哥在部队的遗物，并送至我的家中。

全部遗物清单如下：

被罩：一个；

床单：两条；

枕巾：一条；

秋衣：一套；

全蓝军装：一套；

裤衩：两条；

背心：一件；

棉鞋：一双；

拖鞋：一双；

电热杯：一个；

茶杯：一个；

镜子：一个；

书、信、杂志：若干。

二哥在外语附校读书时，有一个上锁的木质百宝箱，里面放着他的一些东西。他参军以后，这个箱子就归三哥所有。家里除了他写的信外，没有任何他的东西。结婚以后，虽然他住在岳父家，但夫妻二人长期在部队，所以岳父家也没什么他的物品；第一次出院后，住在妻子单位的集体宿舍，添置了一台冰箱；第二次出院，回到父母家，他妻子把他的东西装在一个皮箱里带了回来——皮箱是他去上海上大学时买的，里面是些军装被褥。

十几年来，二哥的物品大都留在了部队，这些物品就是大量的书籍、日记、手稿。其中，书籍非常广泛，除中外文学名著外，还有大量的历史、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修辞学及西方哲学、俄语书籍，等等。最为珍贵的是他写的大量的日记、手稿。二哥虽然在物质上很匮乏，但是个精神富有者。

我在充满悲伤的心情中整理二哥的遗物，阅读了这些日记及手稿，才对他的一生有了全面的了解。他不仅聪明睿智，意志坚强，更有一颗投身国家改革、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赤诚之心，以及豁达宽广的胸襟。

日记记录了二哥参军入伍后不断成长的过程，从中能看到他的思想形成的轨迹；记录了他恋爱结婚的经历，从中能感受到军人组建家庭的不易；记录了他对国家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军队现代化建设及干部制度改革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其中不乏远见卓识。

手稿内容广泛丰富，有对部队工作的建议方案，有具体情报的图文数据分析。手稿诠释了二哥对所从事的具体工作的认识，也说明了他对工作的专注与敬业。手稿也记录了他患病后的一些经历，包括妻子提出离婚的事情。这些文字充满感恩之心及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遗物中有二哥于1985年病危中写给父母、妻子的遗书及遗嘱，交代了全部后事，遗嘱中前两条是：

一、尸体捐献，供医学科研使用。

二、不要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不留骨灰。

二哥在遗嘱中委托战友冉庆云、王景波、苑国良负责整理他在部队的遗物，交代把他的全部手稿都销毁，不再保留。遗嘱的最后一条是“向一切关心帮助过我的同志和朋友表示感谢，祝大家幸福！”。

1985年夏天，是二哥生命最为危急的时期，他交代了全部后事。但这一次，他竟然连一句话都没有机会留下。

二哥处理离婚的事情及感情上的波澜，我也是在手稿中才看到的。

二哥的遗嘱（写于1985年夏）

遗物中，有一篇二哥回顾自己生病后“走出黑暗”[1]的故事。这篇文章没有标注日期，我推测，当写于1987年春天。

走出黑暗。人的一生有许多意外的事情，有意外的幸福也有意外的痛苦，我的故事是从意外的痛苦开始的。1981年，正当我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我躺倒了。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治疗之后，当我临床治愈出院时，确诊为重症肝炎。我生性好强，看到这诊断，我并未灰心，我坚信，身体是可以恢复的。

可我万万没想到，我所面临的还远非如此。1983年7月，当我第二次住进医院时，我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病魔的进攻，在短短几天里，黄疸直线上升，最终突破了30毫克这一危险水平。伴随病情而来的还有严重的肌体反映，全身无力，严重的恶心，竟然让吃饭成了一大困难。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靠着输液维持生命，每天输液10多个小时。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其他的思维已经中止，我只能一遍遍地问自己，难道我就这样完了？我还不到30岁，还没来得及真正为人民做些什么，另外，我还有一个年轻可爱的妻子。可喜的是科学毕竟发展了，在六十年代毫无生还的病情，在八十年代，在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里终于可以挽救了。在医生和护士的抢救下，在药品的帮助下，我终于从危险的边缘回到了安全线内。然而，更加漫长也更为艰难的路程也就从此开始了。我即将经历人生中更为严峻的考验，要忍受病痛带给我的折磨，而我也看到了更多的真、善、美。而且，正是这些真、善、美，帮助我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使一个几乎绝望的人终于站了起来，把我从黑暗中引向光明。

由于病情多次严重发作，肝细胞大量急剧坏死，我的肝脏已经硬化了。当医生在慎重考虑之后，把这一结果告诉我时，我沉默了很久没有说话。肝硬化，这意味着什么？……我多么希望这一结果是假的，多么希望从未有过的误诊能在我这里发生一次，我才30岁呀！然而，结果是通过科学手段检查出来的，是不容怀疑的，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生命危险了。我烦躁不安，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开始整夜失眠。我的体力和抵抗力大大降低，病魔和死神也还没有承认它们的失败，在继续施展它们的**威，终于又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到来了。1985年7月的一天，我急性腹膜炎发作，连续几天高烧在39℃以上，腹部硬得像一块木板，腹水使我的肚子鼓得像个大锅，所有的检查化验指标都到了医生也没有把握的危险程度。

我自己也感到快不行了，生命的热量正一点点从我身上散失掉。每当夜幕降临，我一个人昏昏沉沉躺在病**，往事便不断地在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读书、淘气、挨骂、参军……所有当年使我感到不愉快的事，想起来都那么亲切，令人怀念。还有妻子、父母、兄弟、战友，还有那不能实现的理想和愿望。我想到，我该把后事安排一下了，于是我写好了遗嘱和遗书，遗嘱中写到一、二、三……当我把遗嘱写好后，我觉得我该办和能办的事已经办完了，我只有等待了。第二天，一架机器慢慢地推进我的病房，我的心微微一震。那机器我叫不上名字，还是进口的，我只知道病人快不行时会用到它；而且我看到过几次，只要它去过的病房以后没几天，准保就有人包裹着白单被静静地推出来。今天，终于轮到我了。我侧头向窗外望去，视线被对面的高楼挡住，看不到一线蓝天和白云，只能看到几个正向我的房间张望的病友；心里说，再过四五天，也许两三天，我们就再见了，再也见不到了。

然而，崇高的职业道德使医护人员们为了抢救一个同志的生命再次付出了最大的、最后的努力，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也慷慨地拿出了所能拿出的一切。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病人，在人民医务工作者和病魔、死神之间展开了又一场争夺战，上至主任、专家，下至配膳员都在努力。我的半尺多厚的病例记录被医生们反复研究，我的病情曲线图挂在医生办公室的墙上，我的病情讨论会不知开了多少次。一位主任在一次讨论会上郑重地说：“谁要把小李的病拿下来，我们就给他请功。”当时没有人应——这病太难了，可是每个人都在心里说：“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抢下来。”

医生的抢救工作也进入最后的高峰，各种药品源源不断地通过静脉、肌肉和口腔进入我的体内，去参加与病魔的搏斗；同时，对我的精神治疗也更加广泛深入。每一个医生、护士都担负起了这一任务。他们和我聊家常，谈外面的见闻，鼓励我战胜疾病。为了调节我的食欲，他们送来了自制的或买的各种能提高我食欲的食品；护士长找来理发师傅，剪去我蓬乱的长发，亲手给我洗头，像打扮新郎一样把我收拾得干净整齐，逗我开心。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感到，我体内的气息足了，身上有了力气，食欲提高了，终于我又站起来了！

我的病终于被他们拿下来了，不是被哪一个人，而是被这个光荣可爱的集体，是被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拿下来的。没有哪一个人立功受奖，然而他们在病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崇高的，这崇高的形象是用奖章换不来的。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宿命的色彩，但我感到这是真的。就在我刚刚站起来没几天以后，我收到妻子向我提出离婚的来信。我的心像被蛇咬了一样紧缩在一起，我似乎一下跌入了痛苦的深渊。接到那封信的当晚，我失眠了，头脑里乱成一片。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相识的那天，想起了初恋，想起了婚后的日子，想到我病后她对我的照顾。记得有一次，我非常想吃葡萄，当时已是冬天，她费了很大力气，终于买到一小串。在清洗葡萄时，一小粒掉了下来，那时她身怀有孕，酸甜的葡萄对她有着多大的**，她赶紧把那粒葡萄放到嘴里，一股酸甜的味道直入心中，她多想再吃一粒，再吃一粒，多想痛痛快快吃个够。可是她想到我，毅然控制了自己，把那一小串葡萄全部带给了我。当我知道以后，我发誓，将来一定要买好几斤最好的葡萄，让她吃个够。为了我，她度过了多少难眠之夜，忍受了多少委屈和痛苦；每次探视，她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记不清有多少次误了吃饭。然而，她毕竟还年轻，由于我长期生病，必然使婚姻成为不幸。在“新观念”的影响下，她毕竟也有重新选择生活的权力，我必须理解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