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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后记

感恩与怀念

也许是天意。2019年岁末的一天，冥冥之中，我打开了那个封存已久的箱子。岁月沧桑，再次阅读二哥的日记、书信、手稿，内心有一种深深的触动。虽然二哥离去已有三十多年，但他的思想在当下仍有鲜活的意义，他的人格力量值得传承，他不平凡的经历值得借鉴。看到这些文字，仿佛他仍生活在我们中间。我决心要写一部关于二哥的书！

2020年年初，虽然突发的新冠疫情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疫情之中也发生了许多令人感叹的事情，但我一刻不停开始着手整理资料，全部的素材都来源于二哥留下的文字。尽管日记断续，一些很有价值但与军事有关的手稿也不宜放在书内，好在二哥入伍初始的日记、家信及生前最后的文字都留有一些。

从哪里开始写呢？

没有清晰的思路。写此书只有两个目的：一是力争把二哥的思想呈现出来，其次是感谢。把这些日记、书信中的文字贯穿起来以呈现二哥的全部思想，对我而言很有难度，况且日记完全属个人范畴，将它公开是否妥当？但感谢的目的非常明确。二哥走得匆忙，没留下一句话，但他没有牵挂，唯一想要交代的是感谢所有关心、帮助他的朋友、战友。他未竟的事我来完成。“后记”原本在2020年3月份就写好了，只有一个内容：感谢！感谢一切关心帮助他的人！

写书的时候就想好了要送给哪些朋友，凡是我熟悉的二哥的战友、书中提到姓名及照片合影中有的人，争取都送到。

然而事情远非如此平淡。岁月流逝，三十多年过去了，二哥通讯录上的战友一个都联系不上，包括我很熟悉的冉庆云——他家在天津，多年来我一直在设法联系，但始终未果。还是先从北京的战友开始吧。

宋协民先生是二哥的校友、战友和很好的朋友，二哥生前他也常来我家看望，我想联系到协民哥可能就会联系到其他人。我把协民哥的信息告诉了一位朋友，请他帮助查找，很快就收到了回复。疫情期间，各地防控措施都很严，不便行动。

“五一”过后，脑子才有了较为清晰的思路，写作进度也不断加快。为保证内容的真实性，我把写入书中的日记、书信原件逐一进行了扫描，排入书中，为此花费了不少时间。编辑说没有必要，只要如实写就可以了。

2020年8月底时终于完成了初稿。此时，北京的疫情也基本得到控制，我想可以尝试联系二哥的战友了。

协民哥家庭住址我已找到，9月初两次去寻访，都是铁将军把门，叩门无人应答。会不会是地址有误？还是其他原因？小区保安建议我去居委会核查一下。疫情之下，寻人不是件容易的事。转念一想，我是搞物业的，为何不请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帮助联系一下呢？9月9日下午，我把自己写的那本物业管理的书权作名片，带着打印的书稿与小区物业负责人进行了一番沟通后，他答应帮忙。我很清楚，物业人员职业操守之一就是保护业主的隐私，但我解释的缘由，使这位负责人认为这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况且也没有侵害到业主的任何利益。于是，我坐在物业客服接待区耐心等待。过了一会儿，远远地听到物业客服员与业主的对话声。听他们交谈的内容，我猜想电话那边应该是协民哥。我走过去从客服员手中接过电话，果然是协民哥（协民哥为了照看小孙女，住到儿子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住这里了）。

当晚我失眠了。上天助我！

和协民哥取得联系后，我把文章前几部分发给他。协民哥对这段时间的经历记忆深刻。我之前所写的文字完全是依照二哥留下的资料，对二哥母校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历史和二哥在部队初期的情况，并不知晓。二哥相册里有许多和协民哥合影的照片。我后来才知道，协民哥比他小一个年级，在二哥日记里留言的石滨是协民哥的同班同学，日记里提到的班长，是和他们一起入伍的北京外贸学院的王宝臣先生，这些都是协民哥告诉我的。

通过协民哥，很快我就联系到与二哥同时入伍的四位外语附校的同班同学：苑国良、刘冠军（刘恒）、史世忠、袁明福。

身兼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主席的刘恒大哥工作非常忙，仍安排时间与我见面。50年前拍摄于官厅水库的那张照片里，他们还都是稚气未脱的小战士，如今都已是近70岁的老人了，真是岁月如梭。冠军哥、协民哥谈了许多当年发生在学校及部队的事情，他们认为二哥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协民哥非常认真地看了我的初稿，提了许多修改建议。国良哥给我提供了许多信息。比如，二哥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首短诗，附言写道“罗、于看望，少鹏特赋诗于我”。其中罗、于是谁并没有交代，国良哥告诉我他们是罗孝武、于少鹏两位大哥。

家在珠海的史世忠先生讲述了当年去上海实习时给二哥拍照的经过，我由此了解到那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世忠哥还提到了部队早期文艺演出的一些事情，外语附校同学丁小平女士所写文字也是世忠哥转发给我的。

袁明福先生也向我谈起许多当年外语附校战友亲密无间的往事。

许多我想联系的战友和不明白的事我都找协民哥。协民哥1973年复员，在部队没有见过冉庆云，知我在寻找，想方设法一次次给我提供冉庆云的联系方式，最终联系上了。

在二哥的影集中，有一张二哥在上海和袁帆、吴立两位军人的合影，照片背后注明了时间、姓名，但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协民哥说他们三人都是当年外语附校同年级的同学，并告诉我袁帆先生的联系电话。我因此和袁帆、吴立取得了联系。袁帆先生不仅提供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外语附校时期的照片和信息，而且对我的文章逐篇审阅，并提出建议。袁帆先生从海军退役后，一直从事有关中国海军近现代发展史、教育史、民俗史等方面的研究，著述颇丰。之前我只是在照片上见过袁帆先生，因写此书的缘故而结识，并不断分享他的研究成果及相关历史知识，受益匪浅。

协民哥、袁帆哥给出的建议，使我感到有必要对书稿进一步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料的获得。非常庆幸的是，这件事得到二哥的同学、战友们的热烈响应。

吴立女士以女性的角度回忆了二哥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事情。王渝来先生记述了二哥在上学期间一些非常生动有趣的故事，并特地写信给我，回顾了二哥在部队的一些事情，信中饱含着对老同学、老战友的无限思念。李本茂先生在文中概述了二哥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三年的学习经历及进步变化，并发来在该校三年的大事记，为书写这段历史提供了参考。上海外国语学院杨力远、王洪民、顾文豪、郭庆刚也讲述了二哥在上海读书的一些事情，班长王本勤先生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在二哥这些老同学身上，我感受到那个年代北外附校同学及上外大学同学之间那种深厚质朴的情感，他们之间的友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联系到协民哥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一样，许多我想联系的二哥战友的信息就这样一个个找到了。协民哥告诉我，一定要感谢一个人——闫芳，许多战友的联系方式都是经她努力才找到的。我由此与闫芳姐取得联系，原来她也是二哥的一位战友。闫芳姐是“部队北京战友”微信群的牵头人，对部队情感深厚，热情为战友服务，与全国各地的部队战友群都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