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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信仰问题（第2页）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有待于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进步，所以这一点目前并非每一个现役军人的主要任务。在现在的情况下，所谓军队现代化重点是第二点，即对部队管理、教育和组织指挥的现代化。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相同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对人的教育和组织的不同，人的能力也就发挥得不同，所获得的实际工作效率也就不同——因为效率是由物和人两个方面构成的，这一点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是深有体会的。我们部队的成分、所处的社会环境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的武器装备也有了一些进步，我们将来的作战对象也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可是我们现在的管理、教育和组织指挥的方式方法有不少还停留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水平。这不但限制了人的发展，同时也降低了对现有武器装备的利用率。在管理、教育和组织指挥方面的落后、陈旧，事实已证明不适应当前形势，必须在现代化过程中进行改革。不进行改革，我们就不能在现有物质条件上获得最佳效率。有一些同志认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只是新式飞机、导弹、坦克、军舰等最新式、最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没有现代化的人来掌握这些现代化的武器又怎么行呢？在目前还没有新式装备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难道不进行必要的现代化的改革，那些新式装备能很快出现、能充分使用好吗？那是不行的。

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人们没有认真思考现代化问题。实现现代化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坐在沙发上就能解决得了的。它不但要花费脑力，而且要花费体力，甚至有时还得担些风险。若不是从内心真正为祖国着急的人，是很难把现代化的任务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干部，自身“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较严重，他们看不到全局，看不到大体，也看不到将来，只看到眼皮下的一点。所以，他们的思想方法保守得很，习惯按部就班，一说到进行一些适应现代化的改革，他们就连连摇头，划定不少的条条框框，在口头上却天天喊着现代化，这很糟糕。

这篇日记虽然谈的是军队现代化的问题，但重点还是讲思想解放。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有赖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及科技发展，而人是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呢？二哥认为，只有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抛弃那些陈旧的、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条条框框，用新的军事思想理论、组织指挥管理、教育手段开展部队工作，才能适应军队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在1979年5月11日的日记中，二哥写道：

今天下午听了两位公社书记分别做的农村形势报告。报告以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只要正确执行党的农业政策，就可以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报告还说明了我们的农业政策必须为广大农民着想，必须让农民在付出了辛苦的劳动以后能得到一定的好处，必须保证农民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且不受侵犯；同时，还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再加上基层农村干部认真负责地、主动地、创造性地执行这些政策（综合本地的具体情况），由此，我们的农业就大有希望了。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层农村干部必须因地制宜地、切实负责地、创造性地执行上级的政策，如不能做到这一点也是不行的。两位书记的报告，一个讲的是包产到组联系产量的分配方式；一个讲的是公社所有，大队核算，队为基础。这两种分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方式）之所以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关键就在于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来施行不同的分配方式。同时，两个报告极为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必须有一个干劲大、责任心强、政策水平高的党支部（党委），没有这一点，其他什么都不行。由于我国农业总体情况比较落后，而且各地情况又不平衡，所以现行的农业政策必须与本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巩固农村集体经济为原则。

我国经济十分落后，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但目前主要是干部的思想方法和管理方法比较落后，不敢按照经济工作的规律性办事，而是习惯于人为划定的条条框框。我们的技术设备虽然还很落后，但是仍有潜力可挖，最近报上刊登了大量文章谈工业改革问题。由于某些政策、体制、规定、方法上的缺陷，我们还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设备的能力，人们的积极性还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如果经过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各方面的潜力都挖掘出来，我们定将获得比今天还高得多的效率，这本身也是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有些好心的同志对一些支流的消极面比较敏感，一旦看到具体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就以为大事不好了，就以为发生了政策上的偏差，因而对形势产生了悲观的看法。诚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少的消极面，但这不是党的现行政策的错误，有些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些是正待改革的，不能因为这些支流的东西而否定了主流的东西。现在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正是为了克服当前的不足，堵塞漏洞，以利于更大的发展，也就是以退为进吧。而且，许多方面本来就处于混乱状态之中，本来就在拖着后腿，比如有些地方乱上项目，不计效果乱投资，互相争原料、争动力，结果都散着，谁也发挥不了作用。这种情况必须整顿，必须计算实际的产出效果，讲究经济核算，落实经济责任。

当然，由于我们搞经济工作时间短，中间又多次受到干扰，尤其是近十余年的干扰破坏，在政策上、在工作中出些偏差是难免的，但只要中央和地方、干部和群众同心同德，有了错误及时纠正，我们的国家是完全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强大起来的。

两位公社书记通过报告，汇报了他们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分配方式，调动了当地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农村的具体实践，二哥认为，只要正确执行党的农业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基层农村干部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去执行这些政策，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侵犯，那么，我们的农业就大有希望；同样，经济管理工作也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办事，只要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我们国家完全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强大起来。虽然身在军营，但二哥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国家经济发展。

又一本日记本被二哥写满了，在新的笔记本首页，写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以这句名言激励自己，表明二哥远大的志向与追求，也体现了他心系天下的思想境界。

这本日记本中，第一篇日记写的是探讨干部制度改革问题，写于1979年5月15日：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思想现代化，而在思想现代化方面，干部思想现代化又是个主要的方面。现在，之所以在全国这部大机器中还有些地方没有运转起来或没有充分运转起来，就是因为那里的干部没有发挥作用。群众普遍反映，有一些干部的思想方法落后，责任心差，管理水平低。由于没有健全的干部制度，这些人仍然掌握着一些权力而不能被撤换，这就必然影响到他们所在单位的工作，挫伤那里群众的积极性。为四个现代化计，当务之急必须建立健全干部制度，使我们的干部队伍纯洁坚强，精力旺盛，责任心强。干部制度必然包括培养、考核、选拔、任免等方面的东西，但我想在薪金、任免和监督方面尤其要注意。现在我们的干部制度弊病甚多：一日升官，百日受禄；一人当官，全家升天；此地当不成，换个地方照当不误。人在生活上没有压力是不行的，容易松懈。据我国的情况和外国的经验来看，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应让干部负有经济上的责任，要有经济上的压力，要充分发挥经济利益在人们的思想活动中的作用。因此，要改革工资制度，要改变目前这种死级套死薪的制度，这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应该建立这么一种工资制度，即基本生活费加职务（或岗位或工种）津贴的制度，施行这种制度有以下几种好处：

一、体现按劳分配。

二、使人的思想与生活辩证地结合起来，用经济手段促进思想进步，使人克服懒惰、官僚主义的习气。

三、鼓励人们用新的劳动态度对待工作，加强责任心。

基本工资应怎样设置呢？按照我们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只对那些对社会有贡献者负责（包括因特别原因而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的人）。那些有能力而不愿劳动者，社会是不能对其负责的，社会不能包养懒汉。所以，只要人参加劳动，就应得到报酬，即起码的生活费，然后对他的工作和工种进行评定，根据他在工作中的实际作用给予津贴（当然，基本生活费的数量和津贴数量必须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而不断有所增加），或根据他所任职务的作用给予津贴。在职期间，津贴是不动的，而当他不胜任或有更好的人选而离职时，职务津贴取消，只享受基本生活费（当然应有一些退职津贴，或根据他的在职情况酌情增加生活费）。施行这种制度在客观上将促进人们去学习，去研究，去提高工作能力。

此外，要改革干部的任免制度。除中央机关的干部外，一切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应一律选举产生。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完全实行民主选举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应实行过渡；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式，由领导提名，群众评议；然后根据群众评议情况，选择那些能力强，作风正，群众威信高的人，由党委集体任命；坚决制止那种领导人提名任命的做法，并且应由干部管理部门事先调查了解。

另外，还要建立对干部的监察制度，应有专门机构在每年的年终对干部进行调查评议，工作无成绩而群众反映又不好的应坚决予以撤换，取消职务津贴。不能徇私情而枉公法，坚决制止把私人关系带进工作和责任中。

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吗？只要掌握得好，是不会的。它在实际上将从经济上、制度上保证干部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使他们专心于学习上，致力于工作上，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直至被能力更强的人所取代。关键的一点是，负责对干部进行调查的部门绝对不能受个别领导人的影响，而在党委内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实行上述方法以后，可以充分发挥群众在企业管理中的民主权力，提高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他们的责任心。只有使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所在单位的利害得失是与个人利益得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才能真正关心这个单位，爱护这个单位，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责任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实现四个现代化，干部队伍是关键。二哥在这篇日记中针对干部制度存在的问题，从薪酬、任命和监督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设想，特别是对干部薪酬提出了方案。

关于薪酬制度的改革，二哥做了初步设想，建议实行基本生活费加职务（岗位）津贴的方式。这种方式与原固定工资方式比，既能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又落实了责任压力，把责、权、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发挥人的积极性，思想教育固然是一个方面，但经济利益、公平原则等因素对个体的激励作用更为重要。日记中还提到了员工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40年前，一个24岁的年轻军人，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一切时间潜心研究国家干部管理体系，分析现行制度存在的缺陷，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知识原理，从经济利益对个体的影响，民主、公平等因素对群体的激励作用，制度对人性的约束等方面考虑，设想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薪酬规划，充分说明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祖国人民无限的热爱，也说明他知识渊博，有远见卓识。

国家工资改革于1985年开始实施，工资结构是由基本工资加岗位工资组成。由此可见，二哥基于科学分析之上的先见性。

改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新生事物，干部制度是一项非常宏大的体系工程，绝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设想构建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思考，特别是对每一个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人。

思考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从日记中可看到，二哥在1979年3月至5月间，经历了一段近乎失恋的状态，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但他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意志极其坚定的人，绝不会让情绪受到影响。正如他在4月25日日记中所写：“这种生活上的不遂，虽然是生活中的常事，但对一个正直的青年来说是不好的，伤感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却能给人一种激励的力量，可以使人忘记这些事情而拼命地学习和工作。”从他写给三哥的信及这期间所写的日记中，丝毫察觉不出他处在失恋的状态。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部队工作及国家改革开放、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也许，这就是他所说的信仰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979年6月11日，二哥在日记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