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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理论问题（第2页）

总之，绝不能把我们党孤立起来看，要研究我们这个民族，要研究我们党的历史，要充分认识到我们党、我们这个新制度与我们的历史的种种必然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找出历史给予我们的种种教训，割断我们与历史上那些旧东西的联系。要不断地研究新的情况，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变那些与新的情况不相符的旧理论和旧政策，把自己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不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不重蹈前人的覆辙，才能保证我们事业的胜利。

二哥深刻地认识到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社会的这一特点，几千年封建集权统治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每个人，进而影响到我们党。为此，他冷静地指出：“如果不把我们的党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不在人民的监督下割断自己和旧东西的联系，就必然会犯错误。”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证明，人性的阴暗面只靠自我约束是很难控制的。任何一个组织都是由不同个体组成的。因此，组织要保持其纯洁性、先进性，也需要各方力量的监督。

二哥认为，党领导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能自满骄傲，在建设新国家、巩固新制度层面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只有不断学习、不断研究才能避免犯错误，才能保证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努力挖掘事情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二哥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凸显出他深邃的思想与深刻的洞察力。

1980年11月24日，二哥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听了一个关于安徽凤阳农村的调查报告。凤阳这个地方历来很穷，经过十年动乱就更穷了，但自从执行了党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年来靠国家救济粮生活的农民不但不再需要救济，反而开始向国家卖余粮了；外出逃荒的人不再逃荒而安心搞生产了，穷的变富了。总之，贫穷落后的面貌正在迅速地改变着。这些事实生动地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新农村经济政策是正确的，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真使人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听了这个生动的报告之后，还体会到下面三个问题。

一、要真正解放思想，把摆在群众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统统搬掉，这样群众向前迈进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群众是向往美好生活、向往光明前途的。为了美好的生活，为了光明的前途，他们不惜花费艰苦的劳动。因此，我们必须在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其实是把大多数群众的前进方向汇集在一起）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有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带领他们向一切生活和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们要帮助他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要为他们把一切阻挡他们前进的障碍搬掉。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是我们过去不是这样做的，我们不但把农民的方向搞糊涂了，不但没有为他们搬掉原有的障碍，反而人为地给他们增加了新的障碍（比如“一平二调”“一大二公”，等等）。既然你把群众前进的道路堵住了，这就必然严重地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必然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必须牢记这个惨痛的教训。

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要讲群众的物质利益，而不能追求符合某些不科学的、抽象的教条主义的原则。

报告中讲到，有些地方的队、社、县干部根据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实行包产到组或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立即遭到了习惯势力的反对。什么不符合中央某某精神呀，什么走回头路呀，什么中央没有说过呀，等等。之所以有这种非议，就是因为有些同志根本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更谈不上研究；他们既没真正理解中央指示的精神实质，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实质，又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味地遵循习惯和教条。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让人民获得巨大物质利益的事业。这是我们这个事业的实质，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实质。中央的指示精神也是服从这个实质的，只要是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的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有的人总习惯于等现成的中央指示。须知，中央的任何指示都是根据下面的实际情况产生出来的，是来源于下面、来源于基层的经验总结。如果大家谁都不去为中央提供可产生有经验借鉴的实践活动，都等中央的指示，这岂不等于把中央指示当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吗？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不论就全国来说还是就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来说，党的政策必须反映、必须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当然，讲人民的利益，必须同时兼顾人民的眼前利益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兼顾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但只要是切实遵循为人民谋利益这个原则，上述两种矛盾就不难解决。那些一味追求简单符合教条、符合某些抽象原则的人，正是忘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根本点。他们就不能从为人民谋利益这一根本实际出发。说穿了，在有些人的头脑里装的并非上面那两个兼顾的矛盾，也并非下面的具体做法与中央上级指示的矛盾，他们头脑里装的实际是人民的利益与其个人利益的矛盾、人民的意志和他那僵化了的个人意志的矛盾。

三、现在的许多措施都在不同程度地调动着群众的积极性，应该研究为什么这些措施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找出理论根据，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农村、厂矿企业都采取了一些物质奖励措施，这些奖励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但我们对为什么这些物质奖励措施能够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它与群众的积极性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缺乏研究。不知是没有意识到呢，还是有意回避。多年以来，我们只提政治思想工作，只提改造思想、思想革命化，可是政治思想工作到底是一种什么形式？它现在是什么现状？它能否达到调动积极性的目的？怎样才能达到调动积极性的目的？思想革命化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怎样才能实现革命化？革命化的标准是什么？它与人们的各种生活实际是一种什么关系？改造思想（也包括改造世界观）是怎么个改造法？人们的积极性是怎样产生的？它与什么有关联？怎样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等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都缺乏认真的研究，缺乏科学的认识。多年来我们也比较忽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因此，我们犯过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吃过不少苦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我们满足于自己的狭隘经验和理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把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只是一小段的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形成的特殊经验和理论当成了普遍真理，用革命的“想当然”代替了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一个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只有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这些规律，用不同的方法手段解决不同规律和处在不同阶段的矛盾，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

人的积极性是心理活动的结果，与一个人的要求愿望，与他与客观世界的种种关系，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状况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人的要求和愿望更是直接影响着人的积极性。行为学研究的结果证明，一个人的有意识的努力行为是为了实现一定的要求的。同时，这种努力的结果既决定着满足和目的达到的程度，又影响、决定着人的努力行为的程度。这就是人的积极性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政治思想工作必须符合这个规律。在现阶段，我国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十分低，对物质生活的种种要求（包括对生活保障的要求）便形成了他们的最基本的要求，物质奖励正是对这种要求的满足，因此它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的这种要求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也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用物质奖励来补偿人们超出定额的劳动，鼓励人们多做贡献，这也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因此，要更多地采取各种奖励措施，配合以科学的政治思想工作，就能更充分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可是也有一些领导反对搞奖励措施，他们看上去对群众得到一点好处就那么不满意、不痛快。其实，正确地实行奖励措施既不会毒害群众的思想也无损群众的利益。一些领导之所以反对搞奖励措施，主要是他们的自私心理和官僚主义思想在作怪，没有真正把群众的利益、把社会主义事业放在首位。

另外，人们的认识活动是随着生产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不断扩大且日趋复杂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人们会逐渐认识自己与他人、自己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并按照这种关系的要求去做。

实践证明，党的三中全会所做出的一系列正确决定，正在使全国形势逐渐好转，错误的东西正在被纠正、被克服，正确的东西正在越来越多地建立起来。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暂时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原因有的在上边有的在下边，另外也由于认识方法的问题，有的同志把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开始阶段也当成了错误。所有这些都不足为怪，更不能用这些来否定形势，否定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农业状况非常不平衡，因此很难有一条政策可以适合全国所有地方，有时连一个地区也不可能。因此，各地的干部应在正确理解中央总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正确地采用不同的政策。也有的同志只根据某一地区或某一时的形势对中央提出的三种责任制提出疑问。这主要是他们缺乏政治经济学常识，不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水平，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水平还十分低，牛耕人锄的情况还十分普遍，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还十分低，这种低水平的生产力只能适应相应的生产关系。目前的这三种生产责任制，可以基本上适应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生产力水平，大多数地区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至于有些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干部水平和执行方法问题，完全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得到纠正。

安徽凤阳地区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个调查报告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农村改革的政策是正确的。二哥在欣喜之余谈了三点体会：

一、只有解放思想，把摆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全部搬掉，人们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各级领导要结合本地区情况正确理解贯彻中央精神，不能搞一刀切。

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要积极鼓励基层的各种创新举措，要讲群众的物质利益，而不能追求符合某些不科学的、抽象的教条主义原则。

三、要深入研究为什么采取某些措施后，达到了调动人们积极性的目的，这背后有哪些科学依据。

这篇长日记也可以称之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专题论文。二哥在日记所列第三个问题部分，针对政治思想工作、调动人的积极性等问题连发12问，表明当时人们对这一系列问题还缺乏认真的研究，亟待厘清。连同之前日记所写内容，可以看出二哥是一个冷静的思考者。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政策失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产生这些问题与我们满足于狭隘的经验和理论有很大的关系，即把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一小段的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中形成的特殊经验和理论当作了普遍真理，用“想当然”代替了严肃的科学态度；同时，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威权思想也影响着人们。因此，解放思想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有意识地去打破各种限制、阻碍人们思想自由的桎梏。

在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方面，二哥从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农村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厂矿企业采取物质奖励等措施后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的原因。这是因为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人们急于改变自身的基本生存条件是最大的内生动力。

二哥在这篇日记中写道，人的积极性是心理活动的结果。心理学是19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其后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时期。“**”时期，心理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唯心主义学说而遭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心理学才得以恢复。二哥在上海读大学时接触到心理学，便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对部队官兵工作状态，工厂、农村人们生产积极性改变原因的分析，他越发认识到心理学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在二哥的文稿中，有一封写给潘菽[7]（1897—1988）教授的信。潘菽教授是中国现代心理学主要奠基人之一，清朝光绪年间出生，大学毕业后赴美学习心理学，学成后回国任教，是中国现代心理学泰斗级大师。该信的内容如下：

潘老教授：

您好！首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子秀（男），是解放军某部队的一名普通干部，也是一个心理学业余爱好者。我今天给您写这封信，是想向您谈谈我对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问题的一点看法，并求得您的指教。

我是最近几年才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在工作和生活实践中，我深刻认识到，心理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具有极大实用价值的科学。它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大则可为上级领导机关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小则可为每一个人采用正确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式方法提供科学的依据，对于我们做好广大群众的思想工作，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从有关材料中了解到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在国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心理学已经被普遍广泛地应用到教育、医疗、商业、管理、治安及作战等许多方面，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国内在心理学的应用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如1980年12月28日《解放军报》报道的某团用心理学做好战士思想工作就是一例。另外，犯罪心理学在社会治安中的应用、心理学在教育医疗中的应用也是例子。

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农民众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都很不发达的国家，也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狭隘经验主义的影响，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心理学采取了极为错误的态度，使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许多同志，特别是许多领导同志还不了解甚至不承认心理学。由于他们不懂得心理学的科学理论，不了解人的心理活动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不了解人的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不了解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的关系等，所以他们就不能消除对群众心理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不能采取对群众的心理有积极影响的措施。他们往往只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办事，只重事不重人，结果常常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工作的效率。这种情况目前在国内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我在部队基层工作，对此也是深有体会的。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许多行业和单位都采取了一些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措施（如奖励制度、责任制度），有些措施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为什么这些措施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而有些为什么调动不了人们的积极性呢？那些能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措施与人们的需求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所有这些都没有真正搞清楚，没找到科学理论依据，所有这些都应当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因此，抓紧心理学的研究，推广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促进心理学的应用，对于我们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共渡难关，实在是太必要了！

正如您在《近代心理学剖视》（刊在《百科知识》1980年第2期）一文中所说的，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产生过并且现在仍然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其他一些模糊不清的观点，但它仍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它的许多研究成果有着无可质疑的客观真理性。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了解那些研究成果，掌握它们并把它们应用到实践中去，那么一定会大大有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现在，我们口不离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实现思想科学化，要按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在经济调整过程中，价值规律、经济换算等正在逐步为人们所承认，所重视。可是，怎样把心理学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运用到管理中去，用以取代政治思想工作中的那些不科学的陈旧方式和内容，提高管理水平，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似乎还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注意。因此，应该在继续抓紧心理学研究的同时，大力加强对心理学的宣传和推广。对此，我有如下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继续加强对心理学的研究。一方面要加强对心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行为心理”（或叫应用心理）的研究（这后者在现阶段似乎更为重要）。应在参考国外研究经验和成果的同时，加强对我国人民心理发展变化的研究，加强对我国人民现实心理的研究。除一般心理研究外，还应分别有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分类研究（应该承认，近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较前些年有了长足的进步），要加强研究机关的建设。

二、利用报纸、广播介绍心理学，甚至可出版心理学专门刊物。

三、开办心理学的广播或电视讲座，或进行函授，或组织心理学专家到机关厂矿进行巡回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