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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第2页）

一个法国主教（很遗憾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曾经说过，我们必须热爱人类，不论人类处于什么境况。

我们从局外人的角度回顾一下，在近四个世纪的时光里，人们曾充满希望，但同时也陷入更大的绝望。多少男男女女怀着崇高的勇气，在断头台和战场上为了理想抛弃了生命，而理想却从未实现过。我们也看一看数以百万计默默无闻的小市民，他们认为某些东西是神圣的，便为之牺牲；还有新教徒的起义，他们本想建立更自由更开明的世界，却一败涂地。这都会使人们的博爱之心受到异常严峻的考验。

直言不讳地讲，新教徒奉行的主义从这个世界上剥夺了许多美好、高尚和美丽的东西，又加进了不少狭隘、可憎和粗陋的货色。它不是使人类社会更简朴、更和谐，而是使它更复杂、更无秩序。不过，与其说这是宗教改革的过错，倒不如说是大多数人本身具有的弱点造成的。

他们从不慌慌张张。

他们根本跟不上领导者的步伐。

他们并不缺乏善良的愿望，最终他们会跨过通往新世界的天桥。但是他们要选择最好的时机，而且还不肯放弃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宗教大改革原想在基督徙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摈除过去的一切偏见和腐败，可是它完全被追随者们头脑中的中世纪包袱搞得混乱不堪，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很快便发展成为一个与它所深恶痛绝的教廷组织毫无二致的运动。

这便是新教徒起义的悲剧，它无法超越它的多数支持者平庸的才智。

结果，西欧和北欧的人并没有像所期望的那样取得长足的进步。

宗教改革运动未能产生一个所谓一贯正确的人，却贡献了一本书，据说是完美无瑕的。

不是出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当权者，而是涌现了无数个小当权者，每一个都想在自己的范围里充当领袖。

它不是把基督世界分为两部分，一半是占统治地位的，一半是占非统治地位的，或者一半是虔诚的教徒，一半是异端分子。而是制造出无数个意见分歧的小团体，彼此毫无共同之处，还深恨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宗教改革后，并没有建立起宽容的统治，而是效法早期教会，一旦获得权力，便依靠不计其数的宗教手册、教旨和忏悔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便公然宣战，无情打击不赞同他们社团的官方教义的人。

但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思想发展中，这是无法避免的。

要形容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领袖的勇气，只有一个词，说来还相当吓人：胆大包天。

德国边远地区的不毛之地有一所靠近海岸的大学，里面的一位教授是一个朴实的多明我会[6]修道士，他公然烧毁了教皇谕旨，用自己的叛逆思想狠狠敲击了教会的大门。还有个体弱多病的法国人，他把瑞士的一座小村镇变成了堡垒，完全不把教皇的力量放在眼里。这些事例展示了人们的刚毅坚韧，堪称超世绝伦，现代世界无一可与之媲美。

这些胆大包天的造反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只不过这些朋友都抱有个人目的，支持者也只是为了浑水摸鱼捞一把，好在这不是本书探讨的问题。

这些造反者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赌博的时候，并不能卜测出世界将会怎样，也没能预见到北部大部分民族最后会云集到自己的旗帜之下。

但他们一旦卷入自己引起的大漩涡，就不得不随波逐流了。

不久，怎样使自己保持在水面上这个问题就耗去了他们的全部力气。教皇在千里之外的罗马终于了解到，这场人所不齿的动乱要比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修道士之间的争吵严重得多。它是一个法国牧师的阴谋。为了赢得众多资助人的欢心，教皇暂时停建了心爱的大教堂[7]，开会商讨发动战争。教皇的训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飞送到四面八方，帝国的军队开始了行动。造反的领袖们无路可退，只好背水一战。

伟大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丧失了公允判断的能力，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同一个路德曾经疾呼，“烧死异教徒是违背圣灵的”，可是几年后，他一想起邪恶的德国人和荷兰人竟然倾向于再洗礼教派[8]的思想，就恨得咬牙切齿，似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这个无畏的改革者在开始时还坚持认为，人们不应把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于上帝，而到了最后却烧死了理论明显比他更高一筹的敌人。

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成为所有持异见者的大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新的纪元，那时黑暗之后终归会出现曙光，然而他们在有生之年却一直是中世纪传统的忠实后裔。

在他们眼里，宽容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美德。他们在没有容身之地的时候，还心甘情愿乞灵于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力，以它作为攻击敌人的论点。一旦仗打赢了，这个深得信赖的武器便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新教徒的废品仓库的墙角，和其他很多善良的意愿一起被当作不实用的东西扔掉。它躺在那里，被忽略，被遗忘，直到许多年后才从盛满旧式说教的木简后面被翻找出来，人们捡起它，擦去污迹，又一次走向战场，但是使用它的人的本质已经改变，与十六世纪初期奋战的人截然不同。

不过，新教徒革命也为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倒不是革命本身取得的，这方面的收益的确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促进了各个方面的进步。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严令禁止人们读《圣经》，但也没有鼓励普通凡人研究这本圣书。现在每个正直的面包匠和烛台制造师终于可以拥有一本圣书了，可以在工棚里独自研究它，得出自己的结论，完全不必担心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熟悉可以消除人们在面对一无所知的神秘事物时的敬畏和恐惧。在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年里，虔诚的新教徒相信自己从《旧约》中读到的一切，无论是巴兰[9]的驴，还是约拿[10]的鲸鱼。那些敢于质疑哪怕一个逗号的人（博学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带有启发性的”元音点）知道最好别让他人听到他们怀疑的窃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仍然害怕宗教法庭，而是因为新教牧师有时会使他们的生活很不愉快，众口纷纭的责难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即使不是毁灭性的，也会十分严重。

实际上这本圣书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历史，但是长期不断地研究它却逐渐产生了一些后果，这是路德、加尔文和其他改革者未能预见的。

假如他们预见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讨厌希伯来文和希腊人，小心谨慎地不使《圣经》落入凡世俗人之手。到头来，越来越多的治学严谨的学生只是把《圣经》当作一本有趣的图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里面的许多描写残忍、贪婪和谋杀的鲜血淋漓令人发指的故事绝不会是在神示下写成的，根据内容的性质判断，那只能是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的生活写照。

从这以后，许多人当然不去再把《圣经》看成是唯一的智慧源泉。自由思考的障碍一旦扫除，被阻塞了近一千年的科学探索潮流便沿着自然形成的渠道奔腾而去，一度中断了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又从二十个世纪以前丢下的地方重新捡了起来。

其次，从宽容的角度来看，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一个权力专制中解脱了出来，这个专制尽管披着宗教组织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罗马精神专制的不折不扣的翻版。

信仰天主教的读者肯定很难苟同于这些观点，但他们也会对这场运动怀有感激之情，因为它虽说是无法避免的，但对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也有好处。本来，天主教会这个一度神圣的名字已经沦为贪婪和暴虐的代名词，所以教会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扫清这些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