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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希腊人02（第1页）

第二章希腊人02

那时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生活，而仅次于生活的，便是艺术。

因此，他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生活，遵循的是苏格拉底首创的分析方法，然后加以推广，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有时，他们充满热情地寻求精神世界的完美，结果却走到了荒唐的极端。这诚然令人觉得遗憾。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在古代众多的哲学家中，柏拉图却是唯一的一个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爱而转向鼓吹宽容理念的学者。

众所周知，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爱徒，后来成为苏格拉底思想的文字记录者。

他利用这一优势，竭尽所能地收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思考过的一切内容，并把它们编成对话，集结成册，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是《苏格拉底福音书》。

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柏拉图便开始对他老师苏格拉底理论中的一些晦涩难解之处进行详尽的阐释，并撰写了一系列文采横溢的文章对此加以诠释。再后来他还开设了许多课程对其进行讲解，将雅典人公正和正义的理念传播开去，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希腊的疆域。

在所有的这些活动中，柏拉图所表现的全力以赴以及忘我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25]相提并论。不过，圣徒保罗所过的是一种富有冒险性的危险生活，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千辛万苦地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那舒适花园的座椅，让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拜见他。

柏拉图世家出身、高贵显赫，并且拥有可以独立支配的财富，这些足可以使他能够如此行事。

首先，他是一位雅典的公民，通过他母亲这一支，可以将血统追溯到梭伦[26]。其次，他到了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足以维持富裕生活的不菲财产。

最后，他具备出众的雄辩口才，以至于人们心甘情愿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只是为了能够在柏拉图学院听他授课，哪怕只是几节课。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和他同时代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同。他当过兵，但对军事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他参加户外运动，擅长摔跤和赛跑，却从未在竞技场上获得过名次。他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也花大量的时间去国外旅行。曾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做过短暂停留，这也正是他那大名鼎鼎的祖父梭伦所去过的地方。不过他回国后就再也没有外出，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风景宜人的花园的阴凉角落里，安静地传授他的学说，时间长达五十年之久。这座花园于是被称作“柏拉图学院”。

柏拉图最初是研究数学的学者，后来渐渐转向涉足政治。在这个领域里，他为现代政治机构奠定了基础。他内心深处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持续不断地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缓慢发展，世界从美好的形体发展到美好的体制，再从美好的体制中产生美好的思想。

他的这些理论写在羊皮纸上倒是很能吸引人，但是当他试图把理念转化成具体原则，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热情就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对其他一切想法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主张的理想国，是一个奇特的共同体，一直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视为人类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这个奇特的共和组织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来看，都包含着许多偏见，那是一些退伍长官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充裕的收入，生活舒适；喜爱与政界周旋，井极为鄙视下层社会的人，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企望分享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那些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著作在中世纪西欧的学者中颇受推崇。不幸的是，这些学者把柏拉图最负盛名的共和体制变成了向宽容开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学渊博的学者故意要忽略掉的是，柏拉图得出结论的前提条件与他们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纪的情况是毫不相同的。

譬如，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对祖先们顶礼膜拜的神灵非常鄙视，仿佛这些神灵是来自马其顿的举止粗俗的乡巴佬。他曾经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有关神灵那些丑恶、不体面的行径而深感羞愧。但是年长以后，日复一日地坐在小橡树园里，对雅典各个小城邦之间愚蠢至极的争吵也越来越感到厌倦和愤怒。他亲眼目睹了了旧民主理念的彻底失败，于是他越来越相信，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宗教还是必不可少的，不然的话，他想象中的心目中的理想国就会四分五裂，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他坚定地认为，他的理想的国家模式中，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明确规定，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无一例外地必须服从。如果有人违反这些规定，就会面临或被监禁、或被流放、或被处死的严厉惩罚。如此看来，这一主张是对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思想的彻底否定，实际上这也正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若要找出导致柏拉图态度大为转变的原因其实并不难。因为苏格拉底走入民众之中传授自己的理念，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为了逃避丑陋的、令人不快的现实世界，躲进了自己臆想的王国中。柏拉图当然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些小小的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整个希腊半岛日后很快归并入马其顿帝国，成为这个从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的庞大帝国版图的一部分。

但是，在征服者的巨掌落下之前，这个有着多个难以驾驭的民主城邦的古老的希腊半岛上，却出现了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受惠于这个已经绝灭的那一代希腊民族。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一个在那个时代就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事情，并为人们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宝藏的人。他的著作成为智慧的源泉，以至于在接下来的50多代人的漫长时间里，一直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供人们获得充足的养分。

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位于马其顿的一个小山村，前往雅典来到柏拉图学园求学。他毕业后，在许多地方授课，直到公元前336年返回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校。这所学院就是亚里士多德讲授哲学的地方，被称之为亚里士多德学院，它很快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似乎一点都不赞成在自己的城堡里多建一些学院，那时，雅典城邦已经开始逐渐失去其传统的作为商业中心的重要作用。那些较为活跃，富有冒险精神的精力旺盛的市民大都搬迁到亚历山大港、马赛港以及南部和西部的其他城市去了。那些还留在雅典的居民，或者是太穷了，或者是太懒惰不愿费这个神。他们是那群躁动的自由民中最墨守成规的一派人的残余。他们曾经给这个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带来了荣耀，可同时也是他们导致了共和国的毁灭。他们对柏拉图所进行的一切本来就心怀不满，在柏拉图去世十多年以后，他的最著名的弟子竟然又回来了，继续讲授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接受的教义，其中不乏诸如关于世界的起源、神灵力量的局限等耸人听闻的内容。对此，那些守旧派的老顽固们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低声咒骂亚里士多德，因为正是他把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和不拘信仰的场所，从而使雅典成为思想自由和不信神的代名词。

如果这些守旧的顽固派能找出办法来的话，他们肯定就会把亚里士多德赶出希腊了。但是，他们很明智地克制了自己，只把这个念头藏在心里头。这是因为，这位眼睛近视、体格健壮的年轻绅士，这位以博览群书且衣着讲究而著称的小伙子，可不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也不是籍籍无名的小教书匠，更不是靠一两个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辈。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的宫廷医生，他从小就和王子们一起成长、一起接受教育。而且他刚一完成学业，就担任了王储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形影不离，彼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样，他就获得了这个亘古以来最强大君王的帮助以及庇护。在亚历山大远征印度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倍加关照，唯恐这位帝王的挚友有个什么闪失。

然而，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立刻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再重蹈同样悲惨的厄运。于是，他像柏拉图那样，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淆在一起。可是，他厌恶政府的民主制度，不信任普通民众的治国能力，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当他看到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把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了的时候，便即刻穿过尤比亚海峡，来到卡尔西斯，并在这里住了下来。不久，他在这里去世了。几个月后马其顿人再次征服了雅典，并惩治了叛乱的雅典人。

时光荏苒，现在要追根究底地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对神灵不虔诚的真实背景，谈何容易。不过，按照一般情况，在这个业余演说家充斥的国度，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他之所以不受欢迎，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以至于会使雅典遭受宙斯的严厉惩罚，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权贵采取了漠然的蔑视的态度。

不过，这些都已无关紧要了。

那些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的日子已经为数不多了。

在此之后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遗产，希腊也从此变成罗马帝国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于是那一切进一步的争论就此终止，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富有宽容精神。他们容许臣民们尽情地自由地思考，但是不允许人们对政治上的某些原则提出质疑，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能保持繁荣安定，全都依赖于这些原则。

西塞罗同时代的人所具有的理念，与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辈领袖人物把其宽容精神寄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数世纪认真实践和苦思冥想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则认为，他们不用在这方面再进行研究和探讨。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还把这种态度引为自豪。他们对生活中实用的东西感兴趣，注重行动，尤其蔑视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

如果其他人愿意坐在老橡树下，耗费一个下午的时光，讨论一些统治的理论问题，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罗马人对此是非常欢迎的。

但是，如果那些人的知识可以付诸实践，具有实用价值，那便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谈经论理，连同唱歌、跳舞、烹调、雕塑和科学等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人去费神。既然丘比特创造了他们，就是让他们去做这些正统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事情。

与此同时，罗马人则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管理日益扩大的领土上。他们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边沿省份，巡查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一般而言，为了维持数百个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罗马人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放于此。

但是，我们还是要将荣誉送给值得拥有荣誉的人。

罗马人通过精心的工作，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功绩。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个神灵，也可以信仰十几个神灵，甚至任何的神殿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神灵，这都无关紧要。但是，不管人们信仰什么，在这个囊括四海的大帝国里，混居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必须牢牢记住，“罗马和平”的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了这样一条原则——“宽容地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宽容地对待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别人或自己领地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认为自己信仰的神灵被亵渎了，也不必找官府寻求解决，因为，正如提比略大帝[27]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说的那样：“如果哪位神灵觉得遭受冒犯，认为必须补偿他所蒙受的损失，那他一定会自己关照好自己的。”

因了这样一句不足道的安慰的话语，法庭就可以拒绝处理所有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主张与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里来。

如果一群卡帕多西亚[28]商人在歌罗西[29]定居话，那么就有权利继续信奉自己的神灵，并有权在科洛西亚境内建筑起属于自己的神庙；反之亦然，如果科洛西亚人迁居到卡帕迪西亚人的领地时，也必须得到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通常认为，罗马人之所以能够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种大度的、高高在上的宽容态度，是因为他们对科洛西亚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居住在拉齐奥以外的野蛮部族的人都持有同等的轻蔑态度。这种观点和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对这一点我也不能肯定。但是，不管怎样，历史事实是：在五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在欧洲、亚洲和非洲那些文明和半文明的绝大部分地区，罗马人对宗教采取了一种几乎是彻底的宽容态度；并且罗马人还发展了一种统治艺术，即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从而获取巨大的实际成果。

许多人于是认为太平盛世已经来临，这种彼此宽容的状况将永远地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