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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宗教裁判所（第2页）

这些话不过是些窃窃私语，然而早期基督信仰的最坚定支持者也的确表现出了这种病的征兆。就拿圣奥古斯丁来说，这个十字军的杰出勇敢卫士曾经一马当先摧毁了异教的最后堡垒，但据说他内心里却向着摩尼教。

公元385年，西班牙主教普里西利安[4]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了。他因被指控倾向摩尼教，而成为反异端法的第一个牺牲品。

就连基督教会的头面人物也渐渐被可怕的波斯教义吸引。

他们开始劝告不懂神学的门外汉不要读《旧约》，最后在十二世纪还宣布了著名的条令：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保持独身。在这个波斯禁欲理想的深刻影响下，造就了一位伟大的精神改革领袖，这位令人尊敬的伟人吸收了摩尼教严格的修行理念，建立了一套新式修道院制度。这使他赢得了“西方佛陀”的美名，他就是阿西西的方济各[5]。

当甘愿清贫的保持谦卑灵魂的高贵精神开始逐渐向贫民阶层渗透的时候；当皇帝与教皇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当外国雇佣军各自扛着镶有十字架和苍鹰的旗帜为地中海岸珍贵的弹丸之地拼杀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当大批十字军携带从朋友和敌人那儿掠夺的不义之财蜂拥回国的时候；当修道院长豢养一群阿谀之徒深居在穷奢极欲的宫殿的时候；当教士们乘马撞过清晨熙攘的人群去饱享狩猎早餐的时候；一桩不妙的事情已经注定要发生，而且真的发生了。

毫不奇怪，对基督教现状的不满首先产生在法国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古罗马文化传统虽然维持得最长，但野蛮却没有能够融化在文明之中。

从地图上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它叫普罗旺斯，我们可以发现，它就坐落在地中海、罗纳河[6]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三角地带。曾经沦为腓尼基殖民地的马赛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港口，这儿有不少富裕的乡镇和村落，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水和阳光。

当中世纪的欧洲还在听着长发日耳曼英雄的野蛮故事时，普罗旺斯的游吟诗人就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即现代小说的雏形。普罗旺斯人与邻邦西班牙和西西里的穆斯林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这使人们能够及时接触到科学领域的最新图书，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北部，这类出版物还屈指可数。

在这个国家，要求回归早期基督教的运动最早在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便已初见端倪。

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公开的叛乱都是没有的。只是某个小村子里的有些人，开始暗示牧师应该跟他们过得一样朴实简单；有的拒绝随国王征战（啊，多么令人怀念古代的烈士啊！）；有的想学一点拉丁文，以便自己能够阅读和研究福音书；有的表示反对死刑；有的否认“炼狱”的存在，而早在耶稣死后六世纪，“炼狱”就被官方视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还有的则拒绝向教会交纳自己百分之十的收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但反对教会当局的反叛头头，教会都会尽可能地将他们揪出来。如果他们不听劝解，就会被悄悄处死。

但是邪恶之事还在继续蔓延，以至于整个普罗旺斯的主教们全被号召聚到一起，商量采取什么行动阻止这场非常危险的煽动性**。他们的争执一直延续到公元1056年。

这时已经清楚地表明，一般性的惩罚和逐出教会是徒劳无功的。要过“纯洁生活”的朴实乡民只要有机会在监狱铁窗里表现基督仁慈和宽厚的信条就高兴不已，如果有幸被判处死刑，他们便如温顺的绵羊一般奔赴刑场。一位殉道者死去了，还有更多鲜活的生命为了神圣的事业，义无反顾地填补他的位子，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教会的代表坚持要采用更残酷的迫害，而地方贵族和牧师（由于了解老百姓的本意）则拒绝执行罗马的命令，他们抗议说暴力只能使异教徒以更坚定之心反对理性的声音，是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就这样，两方面的意见争吵了整整一个世纪。

到了十二世纪末期，这场运动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激励。

与普罗旺斯隔着罗讷河的里昂，住着一位商人，叫彼得·沃尔多。他严肃，却不失慷慨、善良之心，他一心渴望追随耶稣的榜样，几乎像着魔了一样。耶稣曾经说过，想让富有的年轻人进入天堂，比让骆驼穿进针孔还难，多年以来，基督徒绞尽脑汁想弄明白耶稣说这话时的确切含意。彼得·沃尔多并没有这样，他读了这句话便深信不疑。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了穷人，然后退离商界，不再积累新的财富。

有二十位教皇曾评注过这句话，并小心翼翼地规定，要在什么条件下，凡人才可以在没有教士的帮助便研读《圣经》。

但彼得·沃尔多不这么看。

既然约翰写道：“汝等需自寻圣经。”

那么好吧，彼得·沃尔多就要自己读一读。

当他发现一些与哲罗姆（约347—420，教堂交付和翻译家。传统上认为他是最博学的拉丁神父，写有很多圣经评注。406年他完成拉丁文《圣经》的翻译工作）的结论不相吻合的东西，他便把《新约》译成自己的母语，把手稿散发到普罗旺斯各地。

起先他的活动并未引起很大注意。他渴望贫穷的热情似乎没有危险。很可能他会建立一种新的修道院苦行制度，以满足那些想过真正艰难生活的人，他还指责现存的修道院有点儿太奢侈太舒服了。

罗马是很会为信仰热情过盛而常常闹出乱子的人找到适当发泄场所的。

但是一切都要按照常规和先例办。如此说来普罗旺斯的“纯洁人”和里昂的“穷人”真是棘手万分。他们不仅不告诉教皇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还胆大包天地公然宣称没有职业教士的指点他们也能成为完美的好基督徒，罗马的主教在自己的司法权限之外没有权力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信仰什么，正如培尔塔利的大公爵或巴格达的哈里发也没有这种权力一样。

教会当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实事求是地讲，它等待了很长时间才最后决定诉诸武力根除这些异端邪说。

但是如果一个组织基于的原则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其他的都是臭名昭著、人所不耻的，那么当它的权威受到质询时，它就必然会采取极端措施。

教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无法生存，这终于迫使罗马采取果断行动，制定出一整套惩罚条例，使以后的持异见者都心怀恐惧。

阿尔比教徒（以阿尔比城命名的异教徒，该城是新教义的发祥地）和沃尔多教徒（因其创始人彼得·沃尔多得名）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他们被选中作为第一批牺牲品。

一个教皇的代表统治了普罗旺斯好几年，他把那里当作被征服的领土作威作福，结果被杀死了。这给英诺森三世的干涉提供了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规十字军，攻击阿尔比教徒和沃尔多教徒。

凡是参加了讨伐异端分子的为期四十天远征的十字军战士，都可以免征债务利息，赦免过去和将来所犯的一切罪孽，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不受一般法庭的审判。这些恩惠煞是可观，北欧的人正求之不得。

他们何苦远道征战巴勒斯坦？去富饶的普罗旺斯打仗就可以获得与东征相同的精神和物质奖励以及同等的荣誉，并且服役时间还要短很多。

于是，圣城暂时被人遗忘。来自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萨克森和波兰的贵族绅士中的败类纷纷为躲避地方官员，南下到富饶的普罗旺斯进行烧杀抢掠，还顺便充实一下亏空的金库。

被十字军绞死、烧死、斩首或大卸八块的男女老幼的数目众说不一，我也不清楚究竟有几万人送了命。各地在正式的执行大规模死刑后很少提供具体数字，通常都在两千和两万之间，视城镇大小而定。

贝济埃城被占领后，十字军士兵分辨不出哪些是异教徒，哪些不是，左右为难。这个问题被送到随军的教皇代表精神顾问那里。

这位善良的人回答说：“孩子们，干吧，把他们全杀光，主自会分辨！”

当时有一个英国人叫西蒙·德·孟福尔（约1165—1218，讨伐阿尔比派十字军的法国首领，后在包围图卢兹城时阵亡），是个久经沙场的正牌十字军。他残暴无比，嗜血成性，不断变出新花样杀戮掠夺。作为对他的“功绩”的报答，他得到了大片刚被他抢掠过的土地，他的部下也按“功”分得赏赐。

有少数几个沃尔多教徒躲过劫难，逃到了人迹罕至的皮德蒙特山谷。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教会，直至十六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