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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上帝的晨光（第2页）

如果你们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7]这样睿智而开明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很好地处理与基督教众的关系；你们就能理解偏居于帝国一角的无名小吏们的两难处境了本想尽忠职守的芝麻官，不是必须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就是必须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不能也不愿意服从帝国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徒没有受异教臣民的假惺惺的伤感的迷惑，他们还在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终于，在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面过日子实在有伤感情，请求格拉提安[8]皇帝把胜利女神像搬走。于是，这座矗立在恺撒建立的宫殿里达四百年之久的神像从此远居他乡了。几个元老曾经表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反而导致了一些人被流放。

这时，远近闻名的忠诚爱国者叙马库斯[9]挥笔写下了一封流传后世的信函，信中他提出了折中的建议。

“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与基督徒比邻而不能和平相处呢？我们仰面看到同样的星空，并肩走在同一块土地上，住在同一苍天之下。每个人自己寻求选择最终的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存的奥妙玄机莫测，通向真理的道路也不是只有一条。”

他并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也不是只有他才看到古罗马宗教宽容开放政策传统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随着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已经在拜占庭立足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引发有史以来有关宽容的最富有才智的大讨论。哲学家忒弥修斯[10]是讨论发起人，他对祖先信奉的神灵忠诚不渝，但当瓦伦斯[11]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偏袒一方时，他也感到必须晓以皇帝真正的职责。

他说：“有一个王国，任何统治者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这就是道德之国，特别是个人的宗教信仰领域。任何强制信仰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伪善，即使人们改变了原先的信仰，那也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皈依。因此，统治者还是以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乃神圣之道，上帝自己已经明确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上帝能够独自辨明人类用以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欣赏对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喜欢基督徒的一种礼仪，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他礼仪。”

这的确是金玉良言，但根本没人听。

古代世界连同思想和理想已经死了，任何倒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失败。生活意味进步，进步意味磨难。社会的旧秩序迅速土崩瓦解。罗马的军队全是外国雇佣军组成的乌合之众，边境发生公开叛乱。英格兰及其他边沿地区则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

在最后的灾难爆发的时候，数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年青人发现，晋升之路除了一条以外都阻死了，这条路就是教会生涯。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操纵地方长官的权力，基督教作家只要全心从事神学主题，就能获得广泛读者，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庭里代表罗马教皇、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博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就可以步步高升。要是当了基督教财务大臣，还可以掌管那片曾使拉特兰宫的占有者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财富飞快增长的领地，尤其可以大发横财。

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已经见过本质相同的事情，直到到1914年，那些野心勃勃、不指望靠手工劳动过活的欧洲青年人仍想挤入政府部门供职，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中当官。他们把持法庭要位，掌管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并不奢望富有，但他们的官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就可以赢得美满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晚年。

然后战争爆发了，旧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被一扫而空。下层民众掌握了政权。一些正式官员已经年迈，不能再改变一生形成的习惯，便典卖了自己的勋章，悲凉地死去。然而绝大多数人都顺潮流而动。他们从小接受教育，经商的人总是低人一等，上不了台面，也许生意是不足挂齿的，但人们总得选择是进办公室还是进贫民窟。为信念宁愿饿肚皮的人相对是少数，大动乱后没过几年，我们便发现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并非情愿地跑起生意来，而十年前他们是绝不会问津此事的。此外，由于他们中多数人的家庭世代从事行政工作，指挥别人轻车熟路，于是慢慢地，他们发现自己在新领域里混得如鱼得水，日子过得既富足又美满，大大超乎之前的预想。

今天的生意场，就相当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基督教会。

对于具有赫尔里斯神、密特拉神或特洛伊英雄血统的年轻人来说，听从具有奴隶血统的牧师的命令，似乎有点儿困难。但如果这位牧师的训导正是年轻人需要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因而，如果双方都是聪明人（也很可能是这样），便会相互虚心求教、取长补短、和睦相处了。这边是另一条奇特的历史法则：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

自人类形成之时起，就似乎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少数部分聪明的男女统治别人，而多数不那么聪明的男女则被别人统治。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屈从，分别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异曲同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它常常以怪异的或伪装的形式出现，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实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谦卑愿望。但是在美丽的外壳下面却一直藏有并继续藏有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一些人对于人类是脱胎于哺乳动物这样的事实感到很恼火，也对这种论断很反感。他们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称作是“唯物主义者”或者“犬儒主义者”[12]，如此之类。他们一直把历史当作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因此一旦发现历史也是一门科学，同样需要遵循那些操纵其他事物的无可动摇的规律时，他们就惊得目瞪口呆。没准他们也许还会反对平行线公理和乘法口诀表吧。

我奉劝他们还是遵从客观规律、接受客观事实为好。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对人类有实用价值，而不再是某些人的帮凶和同盟了，帮助他们专门从种族歧视、部落专制以及从大多数人的愚昧无知中获益。

谁要是对此怀有疑心，便请在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寻找佐证吧。

请他研究一下公元一至四世纪之间那些基督教领袖的生平吧。

他会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这些宗教领袖都来自于原本属于异教徒的社会阶层，在学校里受到希腊哲学的教育，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其中有几个人是受了新思想的吸引，虔诚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大部分人从效忠凡世主人转变到效忠基督教的上帝，是因为晋升的机会多一些。

教会一方也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因而并不过分细究许多新信徒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还认真地对所有人做到仁至义尽。有些人向往实利凡俗的生活，教会便提供机会使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情趣不同的人对信仰情深义重，教会便提供机会让他们离开拥挤不堪的城市，在安宁中深思冥想现世的邪恶，这样他们便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神圣感，而这对实现他们灵魂永恒幸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想要过这样一种思考与奉献的生活，一开始并不难。

教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只是一个松散的精神纽带，它将与权力和财富不沾边的劳苦大众凝聚起来。但是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政治组织之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减少了，许多善男信女开始向往“美好的往事”，那时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致力于做善事和祷告。为了追寻幸福，他们便想用人为的方法创造一些条件，再现过去在自然发展中形成的局面。

他们发起的追求隐居生活方式的运动给后来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为基督教会招纳了一大批忠实的突击部队，他们在教会与东方异教徒和异端分子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对此不必惊诧。

濒临地中海东岸的国家的文明已经很古老了，那里的人们对朝代更替已经精疲力竭了。仅在埃及，自从第一个来到尼罗河谷的人开始，已有十种不同的文明在这里周而复始地兴盛与衰亡。在富饶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是这样。生活的虚无缥缈和人类努力的徒劳无益，都反映在路旁成千上万个庙宇和宫殿的废墟里，比比皆是。欧洲这个年轻的民族，精力旺盛、满腔热忱，欣然接受了基督教，将它当作对生命的迫切希望。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宗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解脱与希望，可以逃离生命的苦海。他们期待死亡瞬间的愉悦，这样他们便可以躲进记忆的集中营，奔向大漠，那里只有他们的忧愁、他们的上帝，无须再看现实的人生一眼。

有趣的是，改革似乎总能对军人有特殊号召力。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为直接地了解到人类文明的残忍和恐怖。而且，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是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他是把精神落伍者组成简单团体的第一个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当过列乓，名叫帕科缪[13]，埃及人。他服完兵役后，便加入到一群隐士当中，为首的是同样来自埃及的，名叫安东尼[14]的人。他们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到荒野，与豺狗为伴，过上了平静安宁的生活。但是，孤独的生活似乎给人带来了诸多思想上的折磨，造成某些过分虔诚的表现，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面度日（这给异教徒以笑料，使真正信仰者悲伤），于是帕肖米厄斯决定将他们的生活变得务实一点，这样，他建立了第一个宗教制度。从那时起（四世纪中叶的某一天），住在一起的隐士们要听命于一个总指挥，即“修道会总长”，由他来任命院长，负责各个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就是上帝在人间的各处要塞。

帕克缪死于346年。在他死去之前，他的修道院思想被亚历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15]主教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机会逃离现实世界，逃避世间的邪恶，当然，也有人用以逃避穷追不舍的债主。

但是在欧洲，那里的气候和欧洲人的习性使帕肖米厄斯的初衷发生略微变化。不像在尼罗河谷地，欧洲的气候阴冷潮湿，饥寒交迫的滋味儿可不容易忍受。况且西方人的思想比较实际，神圣的东方理想表现出的既肮脏又邋遢，不但不会给他们以启迪，反而使他们觉得恶心。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扪心自问，“早期教会呕心沥血做的善事有什么结果呢？一群住在人迹罕至的潮湿阴暗的山洞里苦心修行，弄得憔悴不堪的热血教徒，真的能帮助寡妇，孤儿和病人吗？”

于是，西方人坚持换一种更合适的方式修行，这次改革，要归功于一位住在亚平宁山脉纳西亚镇的人。他叫努西亚的圣本笃[16]，总是被人们称作圣人努西亚的圣本笃。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求学，但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灵充满了恐怖。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进了尼禄时代的一座古老的乡间行宫里。

他与世隔绝地隐居了三年，美德的盛名便在乡间传开了。愿意与他接近的人很快能名满天下，于是隐居者蜂拥而至，多得足以组建十几座修道院。

于是，努西亚的圣本笃便告别了他地牢般的行宫，开始制定欧洲的修道院制度。他首先立法，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罗马血统的痕迹。发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可别指望能游手好闲，除去做祝福和默祷之外，他们还要在田野里躬耕。年纪太大不能干农活的，要教育年轻僧人如何当一个好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们恪尽职守，使努西亚的圣本笃修道院的教育在一千年中独树一帜，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也承担着训练具有杰出才能的年轻人的重任。

作为报酬，僧人们得到了体面的衣服，丰富美味的食品和舒适的床铺，每天不干活不祷告的时候还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不可只是逃离现实世界和义务去为来世灵魂做准备的凡夫俗子，而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必须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使自己配得上新的尊称，继而在传播上帝的美德和力量的时候发挥直接和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不信教的人群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化为乌有，必须得到当地百姓和政府一致而长久的支持。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拿着斧头，带上经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冰岛的荒郊野地里。他们春播秋收，自力更生，布道传教，授业解惑，第一次给遥远的蛮荒之地带来了人们之前还仅仅只是耳闻的文明之光。

这样，基督教会的最高领袖——教皇充分利用了各种人的精神力量。

在教会里，头脑实际的人有机会让自己出人头地，同样，梦想家也有机会在静谧的丛林里寻觅快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没有白白浪费的。最后，教会的权利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以至于任何一个皇帝或国王都不敢无视臣民中自称是基督教徒的那些人的意愿而随心所欲地统治国家了。

基督教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有确实原因的，绝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心血**迸发出来的宗教狂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