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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第1页）

第十一章文艺复兴

在我们国家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漫画家，他总是喜欢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台球、十字填充游戏、大提琴、浆洗的衬衫和门前的擦鞋垫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呢？

不过，我想知道的是那些接受命令去操纵大型现代攻城炮的人是什么样的心理反应。战争期间，许多人做着形形色色奇怪的工作，但是还有比发射贝尔塔巨炮[1]更加荒诞可笑的工作吗？

其他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飞行员可以从飞腾而起的红光中判断是否击中了煤气工厂。

潜艇指挥员在返航两三个小时后，可以通过残骸漂浮物的多少来判断战果如何。

趴在壕沟里的可怜虫，凭借自己还坚持在某个堑壕里，便知道是守住了阵地，心里也沾沾自喜。

即便是那些野外的炮兵，在向看不见的目标射击后，也可以拿起耳机，向他那藏在七英里以外一颗枯树上的同伴询问，所要摧毁的教堂塔尖是否有倒塌的迹象，是否需要调整角度再打一次。

但是，那些操作使用贝尔塔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奇怪虚假的孤独世界中。他们冒冒失失地把炮弹射往天空，即使有资深弹道学专家的帮助，也无法预见炮弹的命运是什么。炮弹也许真的击中了目标，也许落在了兵工厂或要塞中心。然而它也会击中教堂或孤儿院；或者安静地潜入河底，又或者扎入石坑沙砾中，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

依我看来，作家在许多地方与攻城炮兵有相同之处。他们也在操纵一门重型火炮，他们的文学炮弹也许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引发一场革命或是引起一场大的火灾。不过一般发射的只是可怜的哑弹，无声无息地静卧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当作废铁，或者制成雨伞架和花盆。

的确，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像众所周知的“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消耗了这么多的纸浆。这个时代就是通常说的“文艺复兴”。

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修斯博士、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钦，都急匆匆地印刷出版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纸张最小也是十二开的。更甭说模仿希腊人写的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以及参照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了。还有那些不计其数的人，热衷于收藏古钱币、雕塑作品、肖像画、作家手稿和古代盔甲。他们用近三百年的时间，每天都忙于把刚刚从前人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用无数对开纸印出集子，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

人们的这种求知热，无疑使弗罗本、阿尔杜斯、爱提恩尼以及其他新印刷公司发了财，他们靠着古滕堡[2]的发明大捞油水。（而此项发明却使古滕堡公司破产）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并没有在当时的世界——艺术家们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纪——产生巨大的效果。贡献出新思想的杰出人物，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手握鹅毛笔的英雄，他们像那些开巨炮的朋友一样，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取得多大成功，也无法知道自己的作品对社会造成了多大的毁坏。但是，他们毕竟是铲除了进步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我们应当感谢他们，是他们干净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精神垃圾，没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在我们的思想领域里碍手碍脚。

不过，严格地讲，文艺复兴起先并不是一次“复古”的运动。它鄙视刚刚消失的过去，称上一代人的著作为“野蛮”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因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样声名狼藉）。文艺复兴的主要志趣在艺术品上，因为艺术品里蕴藏着一种叫“古典精神”的物质。

如果非要说文艺复兴为人的良知自由，为宽容事业或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起到推动和振兴作用的话，那也不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们最初的本意。

早在此之前，便有人提出质疑，罗马主教有什么权力强行规定波希米亚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必须用哪国语言祈祷，应该用什么精神来解读耶稣的教诲，应该为自己的放纵行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又应该读些什么书以及怎样教育子女。他们公开对抗这个超级王国的强权，却被它打得粉身碎骨。即使他们以民族事业的名义而战，还是难逃失败的命运。

伟大的约翰·胡斯[3]余火未息的骨灰被耻辱地掷入莱茵河，这显然是对全世界的警告：教皇的统治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威克利夫[4]的尸体也被官方行刑人焚烧了，似乎是在昭告莱切斯特郡卑微的下层农民，枢密院和罗马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攻破是不可能的了。

“传统”这座坚固的堡垒，是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用巨大的权威逐渐精心地建立起来的，单靠外力是无法攻破的。在这神圣的高墙壁垒之中，也不乏许多丑闻。三个教皇之间争战不休，谁都说自己是合法的，是圣徒彼得的唯一继承人；罗马和阿维尼翁[5]教廷腐败至极，制定的法律，只要肯花钱，就可以购买而随意践踏；修道士的生活完全糜烂堕落；还有一群贪财谋利之人，利用人们对炼狱与日俱增的恐怖心理，从死去孩子的可怜的父母那里敲诈大笔钱财，因为没有父母愿意自己的孩子遭受炼狱之苦。所有这一切，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却又丝毫无碍于教会的存在和安全。

但是，也有一些人对基督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和主教也没有什么不满，然而，他们无意间胡乱地开了几炮，却最终导致这座陈旧的大厦轰然倒塌了。

那个来自布拉格的“身材瘦弱而面容苍白的人”（指约翰·胡斯），有着向往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可他没有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任务，但却被一群混杂的平民百姓实现了。这伙人别无他求，于生于死（最好是能享尽天年）只想能诚心地为世界做诸般善事，做教会的虔诚弟子。

这些人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的人群。如果当时的历史学家指出他们的所做所为的真实本意，他们也许还会非常恼火。

以马可·波罗为例。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他一生见过无数美妙绝伦的风光。然而，每当他向人们说起，他看到的金色御座有塔那么高，大理石墙的长度犹如从巴尔干到黑海的距离，总是引得他们捧腹大笑，并调侃地称他为“百万美元的马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局限在西方城市的狭小地域内，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

这个小个子也许有些手足无措，然而不管怎样，他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文笔并不好，他和与他同时代同阶层的人一样，对文学也怀有偏见。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绅士（即便是对复式记账法再熟悉不过的威尼斯绅士）应该挥舞宝剑而不是摆弄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愿意成为作家。然而，一场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的监狱。为了打发枯燥的铁窗时光，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奇遇，讲给同监室的一个可怜的文人。靠这种间接的途径，欧洲人终于了解了许多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