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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上帝的晨光（第3页）

对基督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发生在戴奥里先[17]皇帝统治时期。

有趣的是，在被禁卫军拥立登基统治欧洲的皇帝中，戴奥里先并不是最差的一个，但他却有个统治者经常犯的毛病——对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一窍不通。

他很快发现自己掌控的帝国就要分崩离析四分五裂了。他一生戎马倥偬，他认为，致命的弱点就在罗马的军事体制内部，这个体制把边沿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占领地的士兵，而这些士兵早已经丧失斗志，变成了悠闲自得的乡下佬，卖白菜和胡萝卜给那些按说应该远远拒之于国门之外的野蛮人。

戴奥里先无法改变风雨飘摇的体制，为解救燃眉之急，他建立起一支新型野战军，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有入侵便能在数周内开赴帝国的任何角落。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就像所有带军事色彩的好主意一样，需要的花销十分庞大，而这些钱，又不得不以税收的形式落到国民头上。不出所料，百姓们群情激愤，高呼再缴钱就家徒四壁了。皇帝答复说百姓们误解了，并把只有刽子手才有的生杀大权交给了收税官，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各行各业的臣民兢兢业业苦干一年，到头来反而亏损，于是大批农民纷纷抛家弃业，拥进城内沦为流浪汉。可是皇帝陛下却一不做二不休，又颁布了一项用以解决困难的法令，这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堕入东方专制主义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大笔一挥，使所有政府机关和手工业、商业都成为世袭的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儿子注定要做官，不管愿意不愿意，面包匠的儿子即使有从事音乐或典当业的天才也要继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得在船板上漂流一生。苦力虽然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必须在出生地生老病死，不得越境一步，与奴隶无异。

戴奥里先对自己的统治才能无比自信，想一想，他能够或者愿意容忍一小撮按照自己的意愿，只接受他一部分律令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必须记住，他已经进退维谷，身不由己，他的措施让数百万人受益，但这些人却拒绝履行自己分内的责任和义务，这让戴奥里先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的忠诚。

早期基督徒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他们认为世界末日随时可能到来。因此，为什么要白费时间和金钱在文字工作上，不到十年的时间火球就会从天而降，到时什么都不会留下。然而新的天国一直没有到来，而耶稣的生平（经过一百年的耐心等待后）开始被人添油加醋地传来传去，到最后，连真正的信徒也难辨真伪了，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搞一本权威性的书，把耶稣的几个短传和圣徒信件的原稿综合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书中有一个章节叫《天启录》，它包括关于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证和预言。人们自从罗慕路斯时代就知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中。这个奇特章节的匿名作者的确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城市称为他深为憎恶的巴比伦，但还是没有逃脱帝国官员的理解力。书中把那座城市说成是“妓女的母亲”和“地球的污点”，饱浸着圣人和牺牲者的鲜血，是所有魔鬼和邪恶生灵的栖身之所，是一切肮脏可憎的鸟类的卵巢，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敬之词。

这些言论可以被解释为出自一个可怜狂热者的胡言乱语，这位狂热者想起了五十年来被害的许多朋友，被怜悯和怒火蒙住了眼睛。然而宣读这些言论是教堂庄严礼拜仪式的一部分，要周复一周地在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认为，它表达了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强大城市的真实感情。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理由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奥里先没有和基督徒感同身受而责备他。

然而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罗马人对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日趋熟悉起来，这就是“异教徒”。起先“异教徒”的名字只是用于那些愿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称一个“教派”。但渐渐地它的意思缩小到那些不信仰由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的人，用圣徒的话说即为“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人。

从名义上来讲，那些仍然坚持古罗马信仰的少数人是不会被认定为异端分子的，因为他们游离在基督教教会之外，而且严格来讲也无须解释自己的观点。尽管如此，《新约》中有些描述的确有损帝国尊严，让这位骄傲的君主大为震怒。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犹如通奸、猥亵、****、偶像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一些，出于礼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所有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解，继而产生迫害。罗马监狱里又一次挤满了基督囚徒，刽子手大大增加了基督牺牲者的数目，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戴奥里先黔驴技穷，放弃了统治地位，回到达尔马提亚马海岸做罗纳的家乡，在自家后院种起了大白菜，以此消磨时光，乐此不疲。

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镇压政策。相反，他看到用武力剪除基督教已经无望，便大力从事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想通过收买来赢得敌人的好感。

这事发生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18]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有一个“国际历史修订委员会”，所有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得证明自己如何胜任这个称号。在这些选手中，有一位候选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他就是之前提到的君士坦丁大帝。

这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个战场上挥舞长予，从英格兰的沃克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和侄子（年仅七岁的小孩），还屠杀了一些地位卑微的亲戚。然而尽管如此，当他的军队遇到劲敌莫克赞蒂厄斯时，惊恐万分之际向基督教求援，竟然获得了“摩西第二”的美名，后来还在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被推崇为圣人。他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从生到死都是个野蛮人，甚至在临死前还掏出蒸熟了的祭羊的内脏来占卜未来。然而人们却忘记了这些，因为他颁布了著名的《宽容赦令》，保证了他心爱的基督教臣民们“自由表达意见”和“自由集会，不受干扰”的权利。

我在前面已经反复说过，公元四世纪上半叶的基督教领导人都是些实用政治家，他们终于使皇帝签署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法令，使基督教从小教派的行列中一跃成为国教。不过，他们知道成功是怎样取得的，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当然对此也一清二楚，就算他们用华丽辞藻极力掩盖，但仍然掩盖不了这项交易最初的本质。

“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内斯特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说道，“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与我站在一起，把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与你在一起，打倒你们的敌人。”

两千多年来，历史上类似的交易屡见不鲜。

但像基督教这样厚颜无耻夺权的交易还是极其罕见的。

[1]President存在一词多义。可以是总统（thePresidentoftheU。S。A）、局长（thePresidentofPennsylvania）、校长（thePresidentofHarvardUy）等。不过，thePresident不加任何修饰指的就是美国总统。

[2]拜占庭，古代城市。大约于公元前660年由希腊殖民者建立，坐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包括现在伊斯坦布尔的一部分。

[3]金角湾，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港口。

[4]奥利金（约185年—254年），希腊神父代表人物之一。

[5]德西乌斯皇帝（公元249年—251年在位），以煽动对基督徒的第一次全面迫害而闻名。

[6]瓦勒良皇帝（公元253年—公元260年在位），在位期间，罗马不断遭到外国的侵略。在与波斯人的交战中被俘，死于囚禁中。

[8]格拉提安（359—383），西罗马帝国皇帝。基督教会的坚定支持者，他下令将胜利女神像移出元老院并停止对异教派别的资助，开始了使罗马共和国脱离异教的进程。

[9]叙马库斯（340—402），公元373年任非洲总督。

[10]忒弥修斯（317—387），哲学家、修辞学家、政治家。终生在君士坦丁堡居住和教学，除了曾短暂在罗马逗留之外。虽是异教徒，但是公元355年得以加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领导下的元老院。

[11]瓦伦斯（约公元328年—37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

[12]把愤世嫉俗、行为乖张的人格行为称作“犬儒”源于古希腊。把“犬儒”奉为信仰并坚持一定的主张，持有一定的理想，实践一种生活方式则成了一种“主义”。犬儒学派是古希腊一个哲学学派，由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西尼创立。

[13]帕克缪，埃及人。公元四世纪上半叶，帕克缪首创集体隐修，在塔本西尼建起第一座修道院，把隐修士组成团体。

[14]安东尼，埃及人。公元三世纪末，安东尼抛弃家庭前往荒野单独隐修数十年。苦行斋戒，冥思修炼，被称为隐修主义之父。

[15]阿塔纳修斯，基督教神学家，主教，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

[16]努西亚的圣本笃（约公元480年—约公元547年），蒙德卡西诺修道院的创始人，被誉为西方修道院制度之父。

[17]戴奥里先（245—313），罗马皇帝，公元284年—公元305年在位，由禁卫军部属拥戴登基，开创四帝分治局面。公元303年起颁布四项命令，大肆迫害基督徒。

[18]君士坦丁（约公元274年—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罗马帝国皇帝（公元306年—公元337年在位）。公元312年在罗马北郊大败马克森提乌斯，统一西罗马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