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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向印刷文字开战（第2页）

在以后两百年中，被禁封的书籍很少，因为问世的图书也寥寥无几。

但是在325年召开尼西亚[5]会议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对文字的审查随之成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某些书是绝对禁止的。还有些书则被称为“危险品”，并有警告说，阅读这类书的人都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作者在出版作品之前，最好还是先获得当局的批准，以保平安，这形成了一种制度，作者的手稿必须送当地主教审批。

即使如此，作者也不总能担保著作可以久存于世。这个教皇宣布这本书无害，而他的继承人却会宣布它不正派。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办法倒也较为有效地保护了撰写人免于与自己在羊皮纸上的作品一起被烧为灰烬。那时的图书还靠手抄相传，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五年时间，所以这项制度甚为奏效。

然而这一切都被谷登堡（约1395年—约1468年，德国发明家。1455年完成杰作42本《圣经》，这是欧洲最早的活字印刷品）的发明改变了。他的别名叫约翰·弗莱士。

从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有魄力的出版商在不足两星期内便可以出版四百至五百本之多的图书，在1453年至1500年的短暂时间内，西欧和南欧的读者竟获得不下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这相当于当时较大的图书馆历代积累的全部藏书。

图书数量出乎意料地迅猛增加，使教会忧心忡忡。明知一个异教徒在阅读自抄的《马太福音》，却不能轻易逮捕他，不然的话对拥有两千万册编辑整洁的图书的两千万异教徒又该如何处置呢？他们对当权者的思想构成了直接威胁，看来必须指派一个特别法庭审查以后所有的出版物，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书目，认为这些书含有“犯禁知识”，由此产生了臭名昭著的《禁书目录》。其名声与宗教法庭的名声一样狼藉。

有人认为对印刷出版的监督是天主教会独有的。其实这并不公正。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害怕出版物像雪崩一样突然压下来，威胁国家的安宁。他们早已强迫出版商把书稿送到公共检察机关，凡是没有盖上官方批准大印的书都不得出版。

不过除罗马外，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延续至今，即使罗马的情形也与十六世纪中叶迥然不同。这也是势在必行。出版工作的进展迅猛澎湃，红衣主教是为审查各类印刷品而成立的“《禁书目录》委员会”，也就是红衣主教会议，很快就应接不暇、力不从心了。除图书以外，还有小册子和油印文稿，以报纸、杂志和传单的形式，如汹涌洪水冲击过来，再勤勉的人也休想在两三千年内通读一遍，更不用说审查分类了。

统治者对不幸的臣民施以了恐怖专横的手段，但自己也因为专横而大吃苦头。

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佗[6]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认为“这种愚蠢的做法无疑给本来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书做了广告。”

“禁书目录”证实了这个论断。宗教改革刚一成功。目录上所列的禁书马上就成了希望掌握流行文学的人的便利指南。可还不止这些。十七世纪时，德国和低地国家[7]的精明书商还专门派代表到罗马，专门搜集被禁止或被删节的最新书目，到手后便由特别信使跋山涉水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以最快速度送到赞助人手里。继而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着手工作，夜以继日抢印特别版，以高价卖出，由大批职业书贩偷偷运往禁令森严的国度。

不过偷运过境的书毕竟有限，而且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禁书目录”不久前还在执行，其镇压影响仍在发挥显著作用。

如果这些国家在发展竞赛中落后了，这是情有可原的。大学的学生们无法接触到国外的教材，只能使用国内质量低劣的教科书。

最可悲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心灰意冷，没有心思再搞文学和科学了，因为头脑健全的人不愿意辛辛苦苦写下一本书，却被无能无知的检查官“修正”得七零八落，或者被无学无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面目全非。

他情愿钓钓鱼，或者去化装舞会和酒馆消磨时间。

当然，也有人选择默默地坐下来，在对自己和民族的彻底绝望中，坐下来写出了堂吉诃德[8]的故事。

[1]“黑暗时代”，十八世纪左右开始使用的一个名词，指西欧历史的中世纪早期；具体地说，指西方没有皇帝的时期（476—800）；更通常的说法是指公元约500—1000年之间。

[2]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他的文章多讴歌和捍卫民权与宗教自由。被认为是英国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诗人。

[3]罗马帝国的奠基人奥古斯都·恺撒是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伟大人物之一。他结束了公元前一世纪期间使罗马共和国陷入混乱的内战，重新组建了罗马政府，因此他的国家内部出现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太平盛世。

[4]以弗所，古希腊小亚细亚西岸的一重要贸易城市。

[5]尼西亚，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古城。

[6]塔西佗（56年—约120年），历史学家，古罗马元老院议员。主要著作有《历史》《编年史》等。

[7]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8]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同名小说及其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