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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禁锢的开始（第1页）

第三章禁锢的开始

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有些人常常以此来佐证基督教的教义必定有着天赋的神性。我无意对此争辩，只是想指出，早期的传教士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固然与他们的教义本身具有真知灼见有关系，但也与当时罗马人恶劣的生活环境大有关联。

在此之前，我已经向你们介绍了罗马社会的一个侧面，这个国家的许多士兵、政治家、富商、科学家，他们幸运地生活在拉特兰山的山坡上，或坎帕尼亚山峰峡谷里，或那不勒斯的海岸，接受文明的熏陶，享受人间的愉悦与闲适。

但是，这只是罗马的一个侧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里，那种能使诗人欢呼太平盛世、能激发演说家把屋大维[1]比做丘比特的繁荣盛况，却是很少见的。

那里只有一排排密密麻麻、死气沉沉、臭气熏天的出租屋，里面是拥挤的无数贫民，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永无止境的饥饿、辛劳和痛苦。他们开始相信一个木匠的故事，这个淳朴的木匠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庄里，用自己辛勤的双手换取食物，他因怜爱劳苦大众而被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敌人杀害了。的确，贫苦的罗马人全都久闻密特拉、伊西斯和艾斯塔蒂的大名，但是这些神早在千百年前都死了，他们只能道听途说，而了解这些神的人也早已死了千百年了。

可是，拿撒勒的约书亚[2]，即基督耶稣，也就是希腊传教士口中的救世主，不久前还活在世上。当时的很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在台比流斯皇帝当政时期，谁要是偶尔去过叙利亚南部，也许还听到过他的布道。

当然还有其他人，比如街角的面包师和邻街的水果贩都曾在阿皮恩大道旁边的阴暗的小花园里，和一个叫彼得的人交谈过，这个彼得是来自迦百农村的渔夫，耶稣先知被罗马总督的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可怕的下午，他就在各各他山[3]的附近。

我们要理解人们突然热衷于新信仰的原因，就必须记住这些。

正是这种深厚的人文关怀，这种通过亲密接触而产生的亲切的感情，使基督教在众多信仰中脱颖而出。基督教的爱表达了各国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人们的呼声，因而传遍了四面八方。基督的话是否与后人所用的词汇一致倒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奴隶们听得到，也能够理解。在美好未来的许诺前，他们颤抖着，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终于有人说要给他们自由了。

他们不再是卑微下贱的人了，不再是世俗权贵的眼中钉了。

相反，他们现在成了上帝的宠儿。

他们要继承世界的一切。

他们还将分享那些深居在萨摩斯岛[4]别墅里的许多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一直独霸的欢乐新信仰。某督教是使普通人得到均等机会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宗教。

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灵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说明，在腐朽的奴隶制世界里，这种教义散布开来，点燃人们感情上的熊熊烈火。但是历史除了个别情况外，是不记述普通人的精神历险的，不管是自由人的还是奴隶的。当这些谦卑的人被分为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开始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来缴税，被强制入伍为征服其他民族而战时，也只有在这些时候，他们才会受到编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视。因此，我们尽管对早期基督教会了解甚多，却对它的真正创始人知道得很少。这的确是憾事，因为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任何史籍里都不失为最有趣的史实。

基督教堂终于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它是两个对立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一个代表友爱慈善理想的高峰，是耶稣亲自教授的，另一个则代表狭隘的地方主义，在它的束缚下，耶稣的信徒们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疏远了。

说得通俗一点，这种地方主义使罗马人的效率和朱迪亚人的专横融为一体，结果建立了压抑思想的恐怖统治，这种统治虽然行之有效，却又情理难容。

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圣徒保罗的年代，也就是耶稣遇难后的头五十年，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内部的变革中产生的，是一场纯民族主义的运动，它从诞生之日起，所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

基督在世时，当权的法利赛[5]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自然十分害怕威胁着精神垄断的鼓动宣传，因为这种垄断只是建筑在野蛮武力的基础上。为了保住江山，他们被迫赶在罗马当局插手之前，惊慌失措地把这些害群之马送上了绞刑架。

耶稣生前到底做了什么，现在已无从考证。他去世之前还没能把信徒组成一个统一的宗派，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告诉后人应该怎样做。

然而这倒成了福音。

没有复杂呆板的规章条例和戒律，反而使信徒们可以相对自由地理解先师话语里的精神实质，而不是生搬硬套。如果他们被一本书束缚了，势必会把全部精力用在理论讨论上，沉湎于对句号冒号的迷人的研究中。

当然，倘若如此，那么除了几个专业学者外，就没有人会对新信仰感兴趣了，基督教就会重蹈其他众多教派的覆辙，一开始就精心制定好各种书面条文，等到最后为各种神学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时，闻讯赶来的警察就把这几个争论不休的神学家都扔到大街上。

时隔将近两千年后，当我们意识到基督教给罗马帝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时，我们不禁疑惑起来：基督教的危害不亚于匈奴人和哥特人所发起的侵略，为什么罗马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镇压措施呢？他们当然知道，正是这个东方先知导致了家奴的**，女人们也喋喋不休地谈论上帝将要重返人间，许多老人还郑重其事地预言世界很快会被一个火球毁灭。

但穷人们为一个新的宗教领袖狂热起来，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当局必须严加看管，以防这些穷苦而又狂热的人们扰乱帝国的安宁。

事实也确实如此。

警方的确戒备森严，但没有找到诉诸武力的把柄。新的宗教追随者做事的方式无懈可击。他们并不想推翻政府，开始时有几个奴隶还期望上帝的父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会终止主仆之间的旧式关系，圣徒保罗赶忙来解释说，他的王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王国，凡是尘世的人最好对一切都逆来顺受，以期在天国里得到好报。

同样，许多妻子抗争着罗马法典规定的婚姻枷锁，她们断言，基督教意味着两性的解放，意味着男女平等。这时保罗再一次站了出来，花言巧语恳求心爱的姐妹们不要走向极端，以免遭来保守的异教徒的怀疑，并说服她们继续维持半奴隶的状态，毕竟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女人的命运就是如此。这些行为给足了当局的面子，因此，当局也就默许基督教传教士自由往来，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和方式传教。

但历史多次证明，群众的宽容心不如统治者。因为他们毕竟只是穷人，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多崇高。对品格高尚的公民而言，良心会允许他们在积累财富时做出必须的妥协退让，还能保持富足愉悦。

几个世纪以来，罗马的底层群众习惯于恣意豪饮和打架决斗，因此，他们也逃不出这条规律。当那些虔诚的信徒聚精会神地聆听有关他们的上帝的离奇故事时——耶稣，他竟然像普通囚犯一样被不体面地钉死的十字架上，有些流氓向这些教众投掷石块和脏东西，他们还为这些人大声祈祷。起初见到此情景，底层民众从中获得了不少鄙俗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