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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第1页）

第十二章宗教改革

现代心理学教会了我们几件有用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极少出于一种单一的动机而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论是向一所新大学解囊捐赠一百万美金，还是连一个铜子也不愿意给饥饿的流浪汉；不论是宣称只有在国外才能得到真正的精神自由，还是发誓永远都不离开祖国；不论是坚持把黑的叫做白的，还是坚持把白的叫做黑的，我们做出这些决定时，总是出于几种不同的动机，我们内心深处也明白，这的确是真的。但是，我们要是真敢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老实承认这一点，那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形象可就寒碜可怜了。出于天性，我们总要从各种动机中挑选出最值得钦佩、最有价值的一项，修饰一番以迎合公众口味，然后公之于世，称它是“我们做某件事的真正理由”。

不过这虽然可以在大多数场合下蒙骗住大家，却从来没有一个方法能蒙骗自己，哪怕是蒙骗一分钟。

大家都清楚这条使人尴尬的真理，因为自从有了文明以来，人们便狡黠地达成默契，在任何公共场合里都不得戳穿它。

我们内心怎样想，这是自己的事。只要外表保持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心里便会感到满足，因此就很乐于遵守这样的原则：“你相信我的谎话，我也相信你的。”

大自然却没有礼仪之限，它在我们的一般行为准则中是个绝大的例外，因此它极少能被允许跨入文明社会的神圣大门。由于历史迄今只是少数人的消遣之物，所以名叫克利俄[1]的可怜女神至今一直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尤其与不如她体面的姐妹们相比更是如此。她的姐妹们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还被邀请参加每一个晚会，这当然引起了可怜的克利俄的无比愤恨，她不断施展微妙的手腕，以图报复。

报复纯属人的天性，却又很危险，在人类的生命和财产中常常索价高昂。

每当这个老妇人向我们揭露数世纪流传下来的成套的谎言时，整个安宁幸福的世界就陷入动**之中，狼烟四起，上千个战场包围了世界。骑兵团开始横冲直撞，漫山遍野的一队队步兵慢慢地爬过大地。以后，所有的人都回到各自的家舍或墓地，整个国家一片荒凉，不计其数的金银枯竭到最后一文钱。

如前所述，我们的同行现在已经开始认清，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大自然的法则没有什么事物能够逃脱，在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里要遵守它，在历史领域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科学普及运动，希望对子孙后代造福匪浅。

这终于把我带到了本章开始时的题目，那就是：基督教改革运动。

直到前不久，对这场社会和思想的大变革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全盘肯定，一种是全盘否定。

前种看法的支持者认为，它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品行高尚的神学家对教皇龌龊的统治和受贿大为震惊，自己就建立起独立的教堂，向真心诚意要当真正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

仍旧忠于罗马的人绝没有这么高的热情。

按照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学者的说法，宗教改革是一场既可憎又可恶的反叛，几个卑鄙的王公贵族不想结婚，还希望得到本该属于教会圣母的财产，于是便开始阴谋闹事。

一如既往，双方都对，可又都错了。

宗教改革是形形色色的人出于形形色色的动机造成的。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明白，对教会的不满只是这场大动乱的一个次要原因，实际上它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神学的作用在这里显得微乎其微。

如果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相信菲利普亲王[2]是个开明统治者，他对改革后的教义很感兴趣，这当然要比向孩子们说明一个无耻政客如何通过狡猾诡计，在向其他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要容易得多。于是几百年来，新教徒便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打扮成慷慨大度的英雄，却只字不提他实际上是想看到现在掌权的哈布斯堡家族（欧洲最古老的王室家族，其成员从1273—1918年当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奥地利、奥匈帝国的皇帝或国王）被其对手黑森家族（旧时德国中西部一个地区）所取代。

另一方面，如果把克雷芒主教比做是仁慈的牧羊人，他把日益衰竭的最后精力都徒然地用在保护羊群不跟随错误头领误入歧途上，这要比把他描写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3]的王子更易于理解，因为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看成是一群酗酒滋事的德国僧人的不光彩吵闹，并运用教会的力量扩展意大利祖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在天主教的课本里对我们微笑，我们丝毫不必惊讶。

这种历史在欧洲可能是必要的，不过我们既然在新世界上幸运地落了脚，就不必坚持欧洲大陆祖先的错误，而应该自由自在地得出自己的结论。

黑森的菲利普是路德的挚友和支持者，他虽然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却不能说在宗教信仰上不虔诚。

绝不是这样的。

1529年他在著名的《抗议》上签字时，他和其他签名者都知道，他们会“遭到猛烈暴风雨的严酷打击”，还会在断头台上了却一生。他如果不是具有非凡的勇气，就不能扮演他实际上扮演了的角色。

不过我要讲明的是，历史人物受到启发做了一些事情，也被迫放弃一些事情，但如果不深入了解他的各种动机，要对他（或者对我们所熟悉的人）做出公允的评判是下很困难的，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法国有句谚语：“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这个解决方法似乎过于简单。我想做一点补充，修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善良的主在数世纪前已经把宽恕的权力留给了自己，我们还是让他去尽宽恕之职吧。

我们也谦虚一些，尽量去“理解”，这对于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还是回到宗教改革上来，这个题目使我把话题扯开了一些。

据我的“理解”，这个运动起初是一种新精神的体现，它是前三个世纪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被人称为“民族主义”，因此它与那个外来的国上之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前五个世纪的欧洲各国都被迫要看那个国上之国的眼色行事。

要是没有同仇敌忾，就不能使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挪威人紧密团结为一体，形成强大的力量，足以摧毁长期监禁他们的监狱围墙。

如果各自怀有的险恶嫉妒之心没有由于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暂时收敛，超脱私人的仇视和野心，宗教改革也绝不会成功。

反之，宗教改革就会变为一连串小规模的地方起义，只需一支雇佣军团和几个精力旺盛的宗教法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镇压下去。

改革领袖便会重蹈胡斯的厄运，追随者们也会像从前被杀的韦尔多教派[4]和阿比尔教派[5]的人一样被处死。教皇统治又一次轻易得胜，接踵而来的便是对“违反纪律”的人们施以施雷克里克式的恐怖惩戒。

改革运动虽然胜利了，但成功的范围却小到了极点。胜利一到手，对反抗者生存的威胁一解除，新教徒的阵营便瓦解成无数个敌对的小山头，在已经大大缩小了的范围内重演敌人当权时的所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