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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烦恼的契约（第1页）

第四十二章烦恼的契约

美国历史跟其他国家历史的不同之处是听任雄辩术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当美国人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时，共和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我们的开国先驱们倾向于建立一个纯粹的民主国家，他们决定建立的代议政体就像罗马的山峦一样古老。而有据可查的联邦共和国可以追溯到大约一千年前，当时来自十三个独立小国的代表最终决定成立自己的防守联盟。

除了短命的希腊共和国外，还没有其他民族对雄辩术给予一点关注。相反，他们抱有像哈姆雷特那样的众所周知的偏见，对试图通过“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的雄辩术来解决世界上难题深表怀疑。

美国文化兴趣的这一片面发展是有历史渊源的。古代犹太人在两千年前以著书立说而名噪一时，因为文学是他们唯一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艺术形式。耶路撒冷当时是一个排在第十流的小城，无法与东西方堂皇的大城市相提并论。所罗门辉煌的神殿很不引人注目，就连古代文献的著名作者也没有听说过它。在《旧约》中找到的关于神殿内部流光溢彩装饰的描写，不厌其烦、准确无误地向我们表明，那个圣殿内部的一切是如何受追求华丽和光彩夺目的欲望所影响的，而且这也清楚表明有着高度和谐意识和坚持淳朴简洁的希腊人，为什么总是避开这个远近闻名的殿堂，而到孟斐斯和底比斯去寻求灵感。

大卫过去曾是一个音乐家，演奏过竖琴。但是那种叮叮咚咚的三弦乐器并不能吸引具有真正创造力的男人，而由于古训第二条戒律禁止他们作画，那么就只有一个艺术领域仍然向犹太人开放，那就是文字创作。

垄断了美洲早期文明的清教徒强调自己是古代希伯来人的精神继承者，而且大获成功。他们严格按照《申命记》和《士师记》中的典型范例生活着，吃喝拉撒、爱憎喜怒、耕种收获、管妻教子、对待土著邻居莫不如此。

他们从心底蔑视那些更加文明地表达自己心灵的方式，那被视为异端邪说。因此对画家、演员、音乐家和那些试图增添当代人外在欢乐和内心之美的无用之人很不信任，觉得他们让人不堪忍受。

对于这一苛刻的清规戒律来说，雄辩术是唯一例外。首先，无可厚非，雄辩术确实源于希伯来人。其次，雄辩术是神职人员维持对普通百姓统治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

剥夺民众从巴赫和亨德尔的音乐作品中获得安慰，那么他们饥渴的心灵就会从关于地狱和罪孽的长篇演说中找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脱，他们年轻时在各种合适和不合适的场合经常听到这样的演说。因此雄辩术是而且一直就是美国移民最喜好的感情表达方式，当他们向西迁移时，雄辩术随之进入了荒原，当他们获得独立时，神学的演说家被政治的布道者所取代。而当其他较老的共和国轻而易举就得到治理之际，当威尼斯、冰岛、荷兰和瑞士在没有爱国的豪言壮语的情况下就取得成功自治之时，新的美洲联邦每出现新的事件（尽管并不重要）都要口若悬河地加以炫耀，以示庆贺。

跟所有贵族一样，开国之父们对这些豪言壮语并非深信不疑。他们耐心地听着（因为耐心听取来自边疆地区慷慨激昂的同事们的讲话是上策良计），但是当他们感到彼此意见一致时（例如就像他们致力于起草《独立宣言》或《宪法》或其他真正重要的文件那样），他们就会中断雄辩，只谈事实。

当田野和森林战胜城市，当美国的政府形式从代议制共和国转变为纯粹的民主国家（这是先驱们最为担心的一个灾难，而且为此他们尽可能地都给予提醒），接着，最初如同滔滔急流的激烈长篇演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瀑布和暴雨，而且他们经常威胁要以暴力来掀翻华盛顿、杰斐逊和亚当斯劳心费力好不容易打入汹涌澎湃的国际政治海洋中的一艘小船。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错觉，这在杰克逊独裁统治时期非常盛行，达到了危险的地步，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认为，只要具有能言善辩、巧舌如簧的天赋就能够治理国家。

这个时期，参加独立战争的老人们正在迅速消失。他们的子女受到良好教育，接受过严格训练，很有哲学头脑，试图继续维持父辈制定的行为规范。但是共和国不再需要老成持重、性格严肃的管理者。明显适合干某项工作而且终身为之做准备，开始被视为一种很不受人欢迎的现象，即此人有“自以为博学”的怪品质，这样的候选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前三十年统治共和国的贵族体制有很多弊病。倔强固执的绅士们绝对无视那些出身卑微但靠奋斗上来的人可能拥有的美德，由于害怕民主，他们通过了很多高压专制措施，这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然而却很少顾及普通大众的福祉。

他们多数人拥有高度责任感。他们的诚实正直（个别例外）是无可非议的。他们在成长中远离当今宗教舆论的专横。与其说他们喜欢得到多数公民的尊敬，不如说他们赞成更大程度的宽宏大量，而且他们对花言巧语很不信任，疑心重重，他们喜欢少说多做。

新的政治领导阶层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地域。他们很快发现，通过极力迎合那些骄傲地自称为“平民百姓”的人的虚荣心，他们就能够将政治变成有利可图的生意，同时有可能赢得国家救世主的名声，因为对那些人来说奉承话和新鲜空气同样必不可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引出这么一句话：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之间的这一时期不能被视为我们国泰民安的时期。

首先，我们的首任总统留下的不要卷入同外国纷争的忠告被彻底忘在了脑后。新派政客们完全明白“展翅之鹰”作为国家政治中的一个要素的价值，他们使这个动物大叫，直到它歇斯底里、不分青红皂白地又咬又抓，结果使自己被众人唾弃。

在范布伦（杰克逊的得力助手和接班人）当选后的二十年间，美国每十二个月就有一次强行干涉他国人民的事务。

门罗主义本来要提出“美国专属于美国人”，同时强调美国同美洲大陆现存的殖民地管理体制没有纠纷而且也不打算与之发生纠纷，并希望同其所有邻居，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和睦相处。

这种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对那些首次充满杰克逊式热情的人来说似乎太温顺了，他们希望将一个彻底民主国家的好处带给这个地球上其他一切国家。结果美国的战船驶向了世界遥远的地方，“打开了”中国、夏威夷群岛和日本以及东方其他王国的门户，而这些地方出于自身的原因过去一直希望拒白人于千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