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卷三云:
亦舟以优觞款予,剧演《玉连环》,楚人强作吴歈,丑拙至不可忍。予向极苦观剧,今值此酷暑如焚,村优如鬼,兼之恶酿如药,而主人之意则极诚且敬,必不能不终席,此生平之一劫也。
刘君所厌弃者初看似是如鬼之优人,或者有上等声色亦所不弃,但又云向极苦观剧,则是性所不喜欢也。有人冲寒久立以观泼妇之骂街,亦有人以优觞相款为生平一劫,于此可见物性不齐,不可勉强,务在处分得宜,趋避有道,皆能自得,斯为善耳。不佞对于广阳子甚有同情,故多引用其语,差不多也就可以替我说话。不过他的运气还比较的要好一点,因为那时只有人请他吃酒看戏,这也不会是常有的事,为敷衍主人计忍耐一下,或者还不很难,几年里碰见一两件不如意事岂不是人生所不能免的么。优觞我不曾遇着过,被邀往戏园里去看当然是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谢谢不去,这就是上文所说还有避的自由也。譬如古今书籍浩如烟海,任人取读,有些不中意的,如卑鄙的应制宣传文,荒谬的果报录,看不懂的诗文等,便可干脆抛开不看,并没人送到眼前来,逼着非读不可。戏文是在戏园里边,正如鸦片是在某种国货店里,白面在某种洋行里一样,喜欢的人可以跑去买,若是闭门家里坐,这些货色是不会从顶棚上自己掉下来的。现在的世界进了步了,我们的运气便要比刘继庄坏得多,盖无线电盛行,几乎随时随地把戏文及其他擅自放进人家里来,吵闹得着实难过,有时真使人感到道地的绝望。去年五月间我写过一篇《北平的好坏》,曾讲到这件事,有云:
我反对旧剧的意见不始于今日,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自己避开戏园就是了,本不必大声疾呼,想去警世传道,因为如上文所说,趣味感觉各人不同,往往非人力所能改变,固不特鸦片小脚为然也。但是现在情形有点不同了,自从无线电广播发达以来,出门一望但见四面多是歪斜碎裂的竹竿,街头巷尾充满着非人世的怪声,而其中以戏文为最多,简直使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硬听京戏不可,此种压迫实在比苛捐杂税还要难受。
我这里只举戏剧为例,事实上还有大鼓书,也为我所同样的深恶痛绝的东西。本来我只在友人处听过一回大鼓书,留声机片也有两张刘宝全的,并不觉得怎么可厌,这一两个月里比邻整夜的点电灯并开无线电,白天则全是大鼓书,我的耳朵里充满了野卑的声音与单调的歌词,犹如在头皮上不断的滴水,使我对于这有名的清口大鼓感觉十分的厌恶,只要听到那崩崩的鼓声,就觉得满身不愉快。我真佩服这种强迫的力量,能够使一个人这样确实的从中立转到反对的方面去。这里我得到两个教训的结论。宋季雅曰,百万买宅,千万买邻。这的确是一句有经验的话。孔仲尼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虽好,却还只有一半,己之所欲勿妄加诸人,也是同样的重要,我愿世人于此等处稍为吝啬点,不要随意以钟鼓享爱居,庶几亦是一种忠恕之道也。
骨董小记
从前偶然做了两首打油诗,其中有一句云,“老去无端玩骨董”,有些朋友便真以为我有些好古董,或者还说有古玩一架之多。我自己也有点不大相信了,在苦雨斋里仔细一查,果然西南角上有一个书厨,架上放着好些——玩意儿。这书厨的格子窄而且深,全厨宽只一公尺三五,却分作三份,每份六格,每格深二三公分,放了“四六判”的书本以外大抵还可空余八公分,这点地方我就利用了来陈列小小的玩具。这总计起来有二十四件,现在列记于下。
一,竹制黑猫一,高七公分,宽三公分。竹制龙舟一,高八公分,长七公分,是一个友人从长崎买来送我的。竹木制香炉各一,大的高十公分,小者六公分,都从东安市场南门内摊上买来。
二,土木制偶人共九,均日本新制,有雏人形,博多人形,仿御所人形各种,有“暂”“鸟边山”“道成寺”各景,高自三至十六公分。松竹梅土制白公鸡一,高三公分。
三,面人三,隆福寺街某氏所制,魁星高六公分,孟浩然连所跨毛驴共高四公分,长眉大仙高四公分,孟浩然后有小童杖头挑壶卢随行,后有石壁,外加玻璃盒,价共四角。搁在斋头已将一年,面人幸各无恙,即大仙细如蛛丝的白眉亦尚如故,真可谓难得也。
四,陶制舟一,高六公分,长十二公分,底有印曰一休庵。篷作草苫,可以除去,其中可装柳木小剔牙签,船头列珊瑚一把,盖系“宝船”也。又贝壳舟一,象舟人着蓑笠持篙立筏上,以八棱牙贝九个,三贝相套为一列,三列成筏,以瓦楞子作蓑,梅花贝作笠,黄核贝作舟人的身子,篙乃竹枝。今年八月游江之岛,以十五钱买得之,虽不及在小凑所买贝人形“挑水”之佳,却也别有风致,盖挑水似艳丽的人物画,而此船则是水墨山水中景物也。
五,古明器四,碓灶猪人各一也。碓高二公分,宽四公分,长十三公分。灶高八公分半,宽九公分。猪高五公分,长十一公分。人高十二公分。大抵都是唐代制品,在洛阳出土的。又自制陶器花瓶一,高八公分,中径八公分,上下均稍小,题字曰:忍过事堪喜。甲戌八月十日在江之岛书杜牧之句制此,知堂。底长方格内文曰,苦茶庵自用品。其实这是在江之岛对岸的片濑所制,在素坯上以破笔蘸蓝写字,当场现烧,价二十钱也。
六,方铜镜一,高广各十一公分,背有正书铭十六字,文曰:既虚其中,亦方其外,一尘不染,万物皆备。其下一长方印,篆文曰薛晋侯造。
总算起来,只有明器和这镜可以说是古董。薛晋侯镜之外还有一面,虽然没有放在这一起,也是我所喜欢的。镜作葵花八瓣形,直径宽处十一公分半,中央有长方格,铭两行曰:湖州石十五郎炼铜照子。明器自罗振玉的图录后已著于录,薛石的镜子更是文献足征了。汪曰桢《湖雅》卷九云:
《乌程刘志》:湖之薛镜驰名,薛杭人而业于湖,以磨镜必用湖水为佳。案薛名晋侯,字惠公,明人,向时称薛惠公老店,在府治南宣化坊。
又云:
《西吴枝乘》:镜以吴兴为良,其水清冽能发光也。予在婺源购得一镜,水银血斑满面,开之止半面,光如上弦之月。背铸字两行云,湖州石十三郎自照青铜监子,十二字,乃唐宋殉葬之物也。镜以监子名,甚奇。案宋人避敬字嫌名,改镜曰照子,亦曰鉴子,监即鉴之省文,何足为异。此必宋制,与唐无涉,且明云自照,乃生时所用,亦非殉葬物也。
梁廷枏《藤花亭镜谱》卷四亦已录有石氏制镜,文曰:
南唐石十姐镜:葵花六瓣,全体平素,右作方格而中分之,识分两行,凡十有二字,正书,曰,湖州石十姐摹练铜作此照子。予尝见姚雪逸司马衡藏一器,有柄,识曰,湖州石念二叔照子。又见两拓本,一云,湖州石十五郎炼铜照子,一云,湖州石十四郎作照子,并与此大同小异,此云十姐,则石氏兄弟姊妹咸擅此技矣。云照子者亦唯石氏有之,古不过称鉴称镜而已。石氏南唐人,据姚司马考之如此。
南唐人本无避宋讳之理,且湖州在宋前也属于吴越,不属南唐,梁氏自己亦以为疑,但深信姚司马考据必有所本,定为南唐,未免是千虑一失了。
但是我总还不很明白骨董究竟应该具什么条件。据说骨董原来只是说古器物,那么凡是古时的器物便都是的,虽然这时间的问题也还有点麻烦。例如巨鹿出土的宋大观年代的器物当然可以算作骨董了,那些陶器大家都知宝藏,然而午门楼上的板桌和板椅真是历史上的很好材料,却总没法去放在书房里做装饰,固然难找得第二副,就是想放也是枉然。由此看来,古器物中显然可以分两部分,一是古物,二仍是古物,但较小而可玩者,因此就常被称为古玩者是也。镜与明器大抵可以列入古玩之部罢,其余那些玩物,可玩而不古,那么当然难以冒扳华宗了。古玩的趣味,在普通玩物之上又加上几种分子。其一是古。古的好处何在,各人说法不同,要看他是那一类的人。假如这是宗教家派的复古家,古之所以可贵者便因其与理想的天国相近。假如这是科学家派的考古家,他便觉得高兴,能够在这些遗物上窥见古时生活的一瞥。不佞并不敢自附于那一派,如所愿则还在那别无高古的理想与热烈的情感的第二种人。我们看了宋明的镜子未必推测古美人的梳头匀面,“颇涉遐想”,但藉此知道那时照影用的是有这一种式样,就得满足,于形色花样之外又增加一点兴味罢了。再说古玩的价值其二是稀。物以稀为贵,现存的店铺还要标明只此一家以见其名贵,何况古物,书夸孤本,正是应该。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不甚赞同,因为我所有的都是常有多有的货色,大抵到每一个古董摊头去一张望即可发见有类似品的。此外或者还可添加一条,其三是贵。稀则必贵,此一理也。贵则必好,大官富贾买古物如金刚宝石然,此又一理也。若不佞则无从措辞矣,赞成乎?无钱;反对乎?殆若酸蒲桃。总而言之,我所有的虽也难说贱却也决不贵。明器在国初几乎满街皆是,一个一只洋耳,镜则都在绍兴从大坊口至三埭街一带地方得来,在铜店柜头杂置旧锁钥匙小件铜器的匣中检出,价约四角至六角之谱,其为我买来而不至被烊改作铜火炉者,盖偶然也。然亦有较贵者,小偷阿桂携来一镜,背作月宫图,以一元买得,此镜《藤花亭镜谱》亦著录,定为唐制,但今已失去。
玩骨董者应具何种条件?此亦一问题也。或曰,其人应极旧。如是则表里统一,可以养性。或曰,其人须极新。如是则世间谅解,可以免骂。此二说恐怕都有道理,不佞不能速断。但是,如果二说成立其一,于不佞皆大不利,无此资格而玩骨董,不佞亦自知其不可矣。
买墨小记
我的买墨是压根儿不足道的。不但不曾见过邵格之,连吴天章也都没有,怎么够得上说墨,我只是买一点儿来用用罢了。我写字多用毛笔,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习惯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笔非墨不可,又只得买墨。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化学”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紧,想要稍保存的就很不合适了。买一锭半两的旧墨,磨来磨去也可以用上一个年头,古人有言,非人磨墨墨磨人,似乎感慨系之,我只引来表明墨也很禁用,并不怎么不上算而已。
买墨为的是用,那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这话原是不错的,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因为多买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情之常。据闲人先生在《谈用墨》中说:“油烟墨自光绪五年以前皆可用。”凌宴池先生的《清墨说略》曰:“墨至光绪二十年,或曰十五年,可谓遭亘古未有之浩劫,盖其时矿质之洋烟输入,……
墨法遂不可复问。”所以从实用上说,“光绪中叶”以前的制品大抵就够我们常人之用了,实在我买的也不过光绪至道光的,去年买到几块道光乙未年的墨,整整是一百年,磨了也很细黑,觉得颇喜欢,至于乾嘉诸老还未敢请教也。这样说来,墨又有什么可玩的呢?道光以后的墨,其字画雕刻去古益远,殆无可观也已,我这里说玩玩者乃是别一方面,大概不在物而在人,亦不在工人而在主人,去墨本身已甚远而近于收藏名人之著书矣。
我的墨里最可记念的是两块“曲园先生著书之墨”,这是民廿三春间我做那首“且到寒斋吃苦茶”的打油诗的时候平伯送给我的。墨的又一面是春在堂三字,印文曰程氏掬庄,边款曰,光绪丁酉仲春鞠庄精选清烟。
其次是一块圆顶碑式的松烟墨,边款曰,鉴莹斋珍藏。正面篆文一行云,同治九年正月初吉,背文云,绩溪胡甘伯会稽赵撝叔校经之墨,分两行写,为赵手笔。赵君在《谪麟堂遗集》叙目中云,“岁在辛未,余方入都居同岁生胡甘伯寓屋”,即同治十年,至次年壬申而甘伯死矣。赵君有从弟为余表兄,乡俗亦称亲戚,余生也晚,乃不及见。小时候听祖父常骂赵益甫,与李莼客在日记所骂相似,盖诸公性情有相似处故反相克也。
近日得一半两墨,形状凡近,两面花边作木器纹,题曰,会稽扁舟子著书之墨,背曰,徽州胡开文选烟,边款云,光绪七年。扁舟子即范寅,著有《越谚》共五卷,今行于世。其《事言日记》第三册中“光绪四年戊寅纪事”云:
元旦,辛亥。巳初书红,试新模扁舟子著书之墨,甚坚细而佳,惟新而腻,须俟三年后用之。
盖即与此同型,唯此乃后年所制者耳。日记中又有“丁丑十二月初八日”条曰:
陈槐亭曰,前月朔日营务处朱懋勋方伯明亮回省言,禹庙有联系范某撰书并跋者,梅中丞见而赞之,朱方伯保举范某能造轮船,中丞嘱起稿云云,子有禹庙联乎,果能造轮船乎?应曰,皆是也。
范君用水车法以轮进舟,而需多人脚踏,其后仍改用篙橹,甲午前后曾在范君宅后河中见之,盖已与普通的“四明瓦”无异矣。
前所云一百年墨共有八锭,篆文曰,墨缘堂书画墨,背曰,蔡友石珍藏,边款云,道光乙未年汪近圣造。又一枚稍小,篆文相同,背文两行曰,一点如漆,百年如石,下云,友石清赏,边款云,道光乙未年三月。甘实庵《白下琐言》卷三云:
蔡友石太仆世松精鉴别,收藏尤富,归养家居,以书画自娱,与人评论娓娓不倦。所藏名人墨迹,钩摹上石,为墨缘堂帖,真信而好古矣。
此外在《金陵词钞》中见有词几首。关于蔡友石所知有限,今看见此墨却便觉得非陌生人,仿佛有一种缘分也。货布墨五枚,形与文均如之,背文二行曰,斋谷山人属胡开文仿古,边款云,光绪癸巳年春日。此墨甚寻常,只因是刻《习苦斋画絮》的惠年所造,故记之。又有墨二枚,无文字,唯上方横行五字曰云龙旧衲制,据云亦是惠菱舫也。
又墨四锭,一面双鱼纹,中央篆书曰,大吉昌宜侯王,背作桥上望月图,题曰湖桥乡思。两侧隶书曰,故乡亲友劳相忆,丸作隃麋当尺鳞。仲仪所贻,苍珮室制。疑是谭复堂所作,案谭君曾宦游安徽,事或可能,但体制凡近,亦未敢定也。
墨缘堂墨有好几块,所以磨了来用,别的虽然较新,却舍不得磨,只是放着看看而已。从前有人说买不起古董,得货布及龟鹤齐寿钱,制作精好,可以当作小铜器看,我也曾这样做,又搜集过三五古砖,算是小石刻。这些墨原非佳品,总也可以当墨玩了,何况多是先哲乡贤的手泽,岂非很好的小古董乎。我前作《骨董小记》,今更写此,作为补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