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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相像（第1页）

父子相像

会让人更加痛苦的所谓欢乐，理应果断抛弃，而让人更加快乐的所谓痛苦，也理应积极追寻。

最珍贵的东西不过就是健康。唯有健康，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金钱，挥洒汗水、付出劳苦，不惜用生命去追寻。

我在家中无所事事之时，才摊开纸笔来创作，前前后后拼凑，大约就有了这部杂文集。有时因事外出几个月时间，写作也就此耽搁，反复如此，持续了不短的时间，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时期，这部作品终于问世。现在，我绝不会因为此刻的种种想法去改动最初的原稿，若是为了让部分文章增色添彩，也会稍作改动，但并不是删几个字词。我很乐意将我的思想过程展现出来，让人们看到每一次思考是如何产生，又如何持续下去的。实际上，我早就想这么做了，我希望能看清自己的转变过程。之前，我有一位专为我做口述记录的仆人，他从我的话里偷走了好几篇文章，自以为狠捞了一笔。对于我来说，在发生这件事之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东西丢失了，这一点至少还让我堪以**。自我走上写作之路，我就整个老了七八岁，但也并非完全荒废时光，我在这慷慨的岁月中深刻体验了肠绞痛。长期同时间打交道，这不可能会一无所获。但我唯独希望，当年华为垂暮者准备礼物之时，能赐予我一份更易于接受的礼物。不过，与我从年幼时就获得的一切相比，年华献给我的礼物也绝不会可怕多少。垂暮之人所承受的苦难中，这种苦难恰恰是我最恐惧的。我三番五次地慰藉自己，想我已在人生之路上走了如此漫长的旅程，这漫漫长路上遭遇一些不快和困苦，也不足为奇；我也数次说道，是时候该上路了，该遵循外科医生的规则来动刀截肢，在健康之处切断生命之源了。若有谁不按时补偿他欠下大自然的巨额债务，大自然自会榨干他的全部血肉，要回这高利贷。然而，这也只是空话。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深感不适，自觉处境不妙，但也并不像立即就要撒手人寰，所以反倒让我愈加淡定从容，安之若素。我已妥协于折磨我的肠绞痛，与它达成某种协调；同时，我又找到了一些满含希望、让人欣慰的东西。人总是会很快习惯于自己的悲惨境地，所以即使条件再严苛，也不会活不下去。

米西纳斯说了这样的话：

就算失去一条手臂，患上痛风病，双腿也已残废，松动的牙齿被拔光，只要生命尚存，我也会深感满足。[1]

在对待那些麻风患者时，铁穆耳实在是太过残忍，简直无异于一种荒谬且愚蠢的人道主义：一旦他听说某个地方有麻风病患者，就立即下令处死他们，还信口雌黄地声称，这种方式是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最好方法。然而，现实中那些麻风患者无一不认为，就算患麻风病三四次，也比死了要好。

斯多葛派人安提西尼重病缠身，他痛苦地叫喊道：“谁能让我从病痛中解脱出来啊？”恰好此时，第欧根尼去探望他，听到他这句话，便递上一把匕首，说：“若是你要马上解脱的话，来，这个东西可以用。”而他马上辩驳道：“我说的是从病痛中解脱，又不是摆脱生命。”

某些痛苦仅仅只是触碰灵魂的边缘，这对我来讲，就不会同其他人那样倍感痛苦：有些源于心理态度（因为有的事情对世人来说十分可怕，唯恐避之不及，即便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而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影响），有些源于思想意识，这些不会对我造成直接伤害的事愚不可及；我想，我天性中最好的一部分，便是这类意识。然而，对于那些实实在在的肉体痛苦，我却十分敏感。在我朝气蓬勃的年岁，在上帝的庇护下，我只顾享受着健康、安逸和幸福，一旦我的想象中出现了疾病侵袭的画面，这种虚无的痛苦简直就会让我无法忍受，所以，实际上于我来讲，这种畏惧心理要远远多于受到伤害。这让我渐渐对一件事深信不疑：我们在生活中使用灵魂深处的绝大部分天赋时，获得的结果大多都是扰乱这份安宁，而不是促成这份安宁。

不幸的是，我同最棘手、最糟糕的疾病打上了交道。这种突然袭来的痼疾实在是太过痛苦，随时还有置人于死地的危险。我反复承受五六次这种病痛的突然发作；每一次我都默默祈祷自己尽快痊愈，就是在这一境况下，倘若灵魂可以摒弃对死亡的畏惧，摆脱医生给我们潜意识灌输的不幸、威胁和严重的后果，那么还能够寻觅到支撑和坚持下去的力量。痛苦并不至于让一颗淡然宁静的心变得疯狂绝望，它没有那么可怕和尖锐。就像我与肠绞痛的长期斗争，在这一场妥协中，至少我得到了这一益处；原本我无法同死亡妥协，同一切痛苦并存，而现在，在肠绞痛的促使下，我愈是被逼上绝路，却愈不会害怕死亡。过去，我是为了活着而严肃认真地活；这就是我对生活的理解，而这一看法被病痛推翻了；上帝的此番安排自有它的意图：倘若痛苦将我踩在脚下，那就是在催促我转变方向，朝着另一个不见得稍好的极端走去——从恐惧死亡到期盼死亡！

这最后的日子，既无所畏惧，也无所盼望。[2]

——马尔希埃

这两种情况皆为可怕的心理，但相比起来，其中一种解药比另一种更为唾手可得，更加容易。

更何况，就我看来，让我们用一种镇定自若、无所畏惧的态度来对待病痛，并对它表示出不屑和蔑视，这种说法还是彰显出做作虚伪。哲学什么时候开始对外在现象感兴趣了？哲学应该去研究心灵和思想！至于我们的身体行为和外在活动，哲学应该移交给那些喜剧演员或修辞学家去操心，这是他们的职责。哲学应该做的是，如若胆怯无法在肠胃或心房内驻留，就让痛苦从口头上怯懦地宣泄出来；这类情不自禁的抱怨，应该归于我们那些不受理性控制的自然反应，如叹气、啜泣、心跳、面色苍白等无法控制的行为。心中不再有畏惧，言语中不再有沮丧，哲学就该满足了！胳膊略微变形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思想和灵魂毫不扭曲就足够了！哲学的培育对象并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我们自己，哲学的培育也不在于改变外在，而是改变我们的本质。

哲学要改善我们的看法，但这样就不应去控制我们的看法；在承受肠绞痛的折磨之时，必须保持正常的思维，维持灵魂的清醒状态，承受痛苦的重量，将痛苦压在身下，而不是卑微地臣服在痛苦的脚下，灵魂在斗争中预热燃烧，而不是颓废萎靡；灵魂要能够沟通交流，甚至与其的对话应抵达某一深度。

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还得在行为上左顾右盼，这就是残忍。倘若我们内心从容镇定，即使表情难看也无关紧要。倘若呻吟能减轻肉体的痛苦，那就任凭它去呻吟；倘若高兴时身体愿意颤动，那就随它去。倘若尖声惊叫能像驱散浓雾般赶走痛苦（医生坦言这会有助于孕妇的分娩），抑或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摆脱烦恼，那就随他喊去。不要去控制声音，命令它该怎样，而要给它空间，允许它怎样。这一点伊壁鸠鲁不仅认同，还倡导他身边的贤者把心中的苦恼都喊出来。“角斗场上的斗士，在挥起双拳准备出击时，嘴里也不停地发出哼哈声，因为这会让全身都紧张起来，让肌肉集中所有的能量，让挥出去的拳头更加有力。”[3]痛苦本来就已经让我们忙不迭了，其他多余的规则更是无暇顾及。许多人在遭遇疾病的反复折磨时，难免都会叫苦不迭，怨声怨气，因此，我的这些话正是为他们准备的；至今为止，就算我不幸感染疾病，也依旧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不会刻意维持一种表面的矜持，这一点我并不注重；疾病让我作何反应，我就如何反应；可能是因为我遭受的痛苦并不强烈，也可能是我比常人更加坚强。当我实在难以忍受病痛的煎熬，我也会开口抱怨个不停，但不管怎样，至少我不会像这样完全失控：

他叹气，抱怨，痛苦呻吟，大声哀号，四处诉苦。[4]

——阿克西斯

当我身上的疾病发作激烈时，我也会继续考量，而这时便会发现，我还能够思考，还能开口说话，能清清楚楚地回答别人的问题，同其他时间的我没什么区别；然而，不同之处就在于，这很难持续下去，因为痛苦会时时刻刻让人分心，失去理性，无法持久地集中注意力。当别人认为我已经彻底萎靡不振了，便不会再搭理我，而这时，我就会振作起来，开始扯一些与我的疾病毫无干系的话题，同他们大谈特谈，只要我努力，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要想让这股力量延续下去，就很难了。

西塞罗这个梦想家的福分我是一辈子都无从消受了，睡梦中，有一个女人搂住了他，而梦醒之后他竟然发现，床单上赫然地躺着他肚子里的那颗结石！而我的结石让我全然失去了对女人的兴致！在一阵剧痛后，尿道得以放松，针刺般的痛感也消失不见，我瞬间就恢复了常态，若肉体没有做出任何刺激或反应，我的灵魂便无从获知那些警报的出处，这一定得益于早期我对这种事的理性判断。

无论何种考验出现，我既不会无法辨别，也不会惊慌失措：

我的心灵早已对它们熟知——一切预测和体验都已存我心。[5]

——维吉尔

像我这种没什么经验的人，遭遇这种考验还是有些太过严厉，也太过突然，因为原先我所过的生活十分平和，十分幸福，而这就让我突然间跌入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深渊，让我措手不及。不仅仅疾病本身让人心灰意冷，最初体现在我身上的种种症状也比平常要更强烈。频繁反复的发作让我从此失去了安宁。现在的我还有个不错的精神状态，若是能持续下去，一定比其他人的状况要好很多；那些人实际上并没怎么生病，也没遭遇什么真正的痛苦，他们所感受的痛苦，只是源于自己的错误思想罢了。

自负心理会带来某种微妙的谦卑，这就正如我们很清楚自己对很多事物都一无所知，我们坦言自己对大自然赐予的某些特性和品质无从探究，也承认自己不具备挖掘其原因和探索其方法的能力。我们所说的明白的道理，就是自己真正明白的，我们也期盼自己真实而诚恳的表白能获取别人的信任。因此，寻觅奇迹或是解决怪题就实在没什么必要。我认为，那些老生常谈的东西里，就藏有许多匪夷所思的怪事，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奇迹和怪题。比如，让我们诞生于世的那滴精液就是一个神奇的魔怪，除了验证了祖先的相貌特征，还包含其性格上的特性。怎么会有如此之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容包含在这滴**中呢？

孙子与曾祖父相像，外甥与舅舅相像，这种纷乱复杂的相像性从何而来呢？在罗马，李必达一家有三个孩子间隔出生，注意，并非是紧挨着先后落地的，但他们却生来就有个相同之处：同一只眼睛上长了一块软骨。底比斯有一个家庭，所有的孩子自打从娘胎出来，身上就有一块标枪形状的胎记，一旦哪一个新生儿身上没有这个标记，就被视为野种。亚里士多德说，有些国家实行共妻制，父子关系的判定以容貌相似度为标准。

毫不怀疑，我的结石病是由父亲遗传而来，他就是死于这种病——**里长了一大块结石，最终疼痛而死。他发现这个病时已经六十七岁了，而在此前的大半辈子里，他从未察觉自己的胸腔、肾脏或其他部位有什么异样感；直到垂暮之年，他的身体也一直都十分硬朗，很少生病；即便是患了结石病，也还继续活了七年时间，不过，最后的这七年，他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

在他身患结石病的二十五年前，他生下了我，那时的他还十分健壮，我是他的第三个孩子。哪儿才是这种疾病隐患的藏身之地呢？那时，父亲离患上此病还有这么遥远的年岁，而我的出生所产生的影响会如此遥远深刻？我也有很多兄弟姐妹，都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但患上这种病的人唯有我一个，为什么我在四十五岁后会罹患这种疾病？它又如何隐藏得这么天衣无缝？若有人能为我清楚地解释这一过程，我一定会对此深信不疑，像信任其他那些奇迹一样；我只希望他不要像其他人那样，冠冕堂皇地给我讲述一些比事实还古怪难懂的理论，还强迫我听信于他。

在这里，希望我的放肆能得到医生的谅解，因为历经了这场无法逃身又曲折不堪的遗传之路，我曾对医生的各种说法心生厌恶，轻蔑以对。这种对医学的轻视态度，完全是出于遗传，而不是我本身使然。我父亲的寿命为七十四岁，祖父为六十九岁，曾祖父也活了近八十个年头，他们从不吃什么药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所有不作为日常食用的食物，都可称作药。

我的观点在于，医学是由实验和病例创造出来的。不过，这样一个显著且又解释问题的实验要在哪儿做？我并不清楚能不能从医学史中找出这样三个人——出生于同一个家庭，不论生死都在同一所房子里发生，自始至终都坚持遵循医生的要求生活。他们应坦然承认与我站在同一边，就算不是源于理性，那至少源于运气；而就医生来看，理性要远不及运气来得重要。

如今我落得这种境地，医生千万不要威胁我或吓唬我，也不要幸灾乐祸，否则这就是不负责任地敷衍糊弄人了。因此，实际上，就我的家庭来看，所有成员都能活到那个年岁，这至少证明了我的话不是毫无道理。这种稳定性在人群中并不常见，再过十八年，这一信念也就有两百年的历史了——因为曾祖父是在1402年出生的。不过，这个实验逐渐失去了说服力和证明力，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现在我备受折磨，但我不应承受他们的谴责：之前的四十七年我一直过得安然无恙，无病无灾，哪怕我的生命现在已走到了尽头，也算是不感遗憾了。

出于某种难以解释的天性，我的祖祖辈辈似乎都厌恶医学，我的父亲连药都不能接近。我的叔叔科雅克领主，一位教会人士，自幼孱弱多病，但也就这样顽强地活了六十七年。一次，他连续几日高烧不退，医生派人转告他的家属，说若不及时求医必会毙命（他们所指的求医，通常无异于求死）。在听到这个可怕的宣判时，这个老实人吃惊不已，但尽管如此，他也照样回答：“那就死好了。”没过多久，这份宣告就被上帝撕了个粉碎。

我家有四个兄弟，最小的是布萨盖领主，比其他兄弟年轻好几岁，也就只有他一人与医学领域常打交道。我想，这是出于他议会法院顾问的身份所致，虽然他看上去神采奕奕，但除了圣米歇尔领主外，他比其他人都早死许多年。

我想，很可能我对医学的抵制态度也是源于他们那里。但假如只有这一点原因，我会努力将其克服。因为这种天性的倾向性通常都没什么道理可言，也就难免会有不利，是一种理应消除的病态心理。既然我的这种倾向是天性使然，那么我的理性也必然会反复思考它，顺便就巩固强化它，以至形成了我现在的态度。因为药难入口而躲避或反抗医学，这一顾虑也会遭受我的谴责；我的禀性并非如此。我的观点是，为了健康，再苦的药、再难以忍受的痛苦治疗，都是有所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