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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3页）

鹙鸧啄虾腹，宿草犹争芳。

遗孕于其中，或恐成蝻蝗。

小儒利喉舌，谬意稽灾祥。

凋残念民瘼，举目成羸□。

日落黄赤气，吐焰霾重阊。

彗星复西见，屋角腾精铓。

颉颃作气势，言官口飞霜。

堂廉孰云尊，击射满鸳凰。

杯水覆堂坳，驾海有浮糠。

逼仄乾坤内，千官集微茫。

昊苍鼓狂雪，飞洒填池隍。

康衢戛寒玉，石滑虞颠僵。

扪天力排斡，万怪森我肠。

禹汤去已远，举步皆榛荒。

旦暮春水生，欲济川无梁。

公诗屑琼瑶，洗耳听鸣筤。[37]

郭的和诗竟是长达四十四句的五古，那么陈宝箴的《喜雪》原诗，可以想见，肯定也是五言古诗，而且至少也应在四十句以上，甚至更长。内容则相应地可以推知，大约涉及右铭在河南武陟任所的居住环境，以及由自然之景观想到人生际遇，并牵及对官场、吏治、社会腐相的批评态度。郭诗结句“公诗屑琼瑶”，典出白居易《西楼喜雪命宴》“四郊铺缟素，万室甃琼瑶”句[38]，用以称赞陈宝箴的《喜雪》诗，如同纷落的美玉一样美好。

郭嵩焘与陈宝箴的赠答唱和之作，今存《郭嵩焘诗文集》中，除《喜雪和陈右铭》，另还有四首，分别是《喜陈右铭来湘瞑庵有诗次韵》《次韵酬陈右铭》《再次前韵酬陈右铭见赠》《陈右铭次瞑庵“非”字韵诗见示和答》。[39]此外还有《陈右铭于长安市中得高碧湄为李眉生书册属题》《奉送陈右铭之官河北》《易铁樵为陈右铭廉访作丛竹扇面属题句》三题[40]，也都直接与右铭有关。这些诗作反映出郭、陈交谊之深。诗题中的瞑庵，就是黄秋岳所引《瞑庵杂识》的作者朱克敬，与郭嵩焘、陈宝箴往来唱和甚多，《杂识》所记右铭与曾国藩事，自是可靠。右铭与郭嵩焘往来最多时间，是光绪九年（1883年）右铭离去浙江按察使的职务之后，所以郭嵩焘诗中每对右铭仕途的挫折和不得重用而作不平之鸣。《喜陈右铭来湘》：“坐深茵几尽回温，一室盘旋为道存。急微皋比明圣学，同归田里是天恩。寒窗风雨围炉乐，深巷蓬蒿闭户尊。好事朱云真健者，抗心孤诣莫轻论。”[41]明显是写陈宝箴出任浙江按察使不久，因“王树汶案”蒙冤而抗疏自辩、愤而离官回长沙家中之事。郭公赞扬右铭的抗争，是如同汉代的“朱云折槛”一样，这在今天莫可轻看。当然“同归田里是天恩”句，既指右铭，同时也是自指，含反讽之意。因为郭公后半生仕途也大不得意，很早就回籍终养了。

《次韵酬陈右铭》尾句：“黄粱梦醒酒初热，毁誉纷纷何足论。”[42]更是对右铭的慰勉。而《陈右铭次瞑庵“非”字韵诗见示和答》，寄意尤殷切深挚明显：

宣圣犹云吾道非，琦怀孤赏似公稀。

平时言论忧郁惯，少日心情老大违。

万国槃匜留隐患，百年仕宦有深机。

从知此意陶潜识，一笑相逢各拂衣。[43]

诗中郭公赞扬陈宝箴为世间少有的“琦怀孤赏”，试想这是深在切中的评价，由不得令人想起右铭对郭嵩焘的“孤忠闳识”的四字考语。“万国槃匜留隐患，百年仕宦有深机”，是说国家面临列强觊觎的危机，但长期形成的官场陋习，最优秀的人物还是不能得到重用，致使右铭也包括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学陶渊明，拂衣而去，一笑了之吧。

郭嵩焘对陈三立的夸赞赏识已如前引。诗歌唱和方面，《郭嵩焘诗文集》中今存有三题与陈三立直接有关，分别为《鹤村又见示和陈伯严诗再次一首》《熊鹤村偕陈伯严曾重伯诸君为重九之会，各枉新诗，再叠前韵》《陈伯严涂次蘅邀陪碧浪湖修契分韵得“条”字》。[44]最后一题所涉碧浪湖修契集会事，郭日记里有记载。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三日记：“陈伯严、涂次蘅为碧湖修契之会，会者三十余人。所识王雁峰、王壬秋、龚云浦、陈程初二三老宿外，胡子威、易瓒舟、熊叔雅、陈玉山、王吉来、罗顺循、曾履初、曾慕陶数人与相识，余皆不能举其名。分韵赋诗，予分得条字韵。”[45]显然这是效法王羲之兰亭之会的一次规模很大的风雅文化活动，陈三立是主要发起者，郭嵩焘得到邀请，并热心参加。此外还有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初六的一次诗会，请客单上有王壬秋题写的七律，熊鹤村和陈三立互相叠韵，俞确士紧随其后。正月二十六日熊鹤村拿诗册给郭嵩焘看，郭嵩焘也叠韵书七律一首：“良辰盛会不同欢，最怕吟诗胜怕官。老去胸无半点墨，诗成人尽九还丹。群喧时亦怜孤寂，四美中还见二难。笑我寻春牛背稳，只驼蓑笠不驼鞍。”第五句下有注：“伯严诗有‘和成却忆玉池叟’之句。”第六句后更注明：“鹤老与王壬秋、陈伯严、俞确士四人相与叠韵，而伯严与鹤老并叠至二十首。”[46]因此郭嵩焘称陈三立和熊鹤村为“四美”中的“二难”。此可见陈三立诗思的旺盛与快捷。第二句“最怕吟诗胜怕官”的注，尤令人忍俊不禁，写的是：“生平有二怕：一怕做官，一怕作诗。”此注不用说后来的我们，即陈宝箴当时看到，也会与己心有戚戚然罢。那么在场的陈三立，诗虽然作到二十首，内心感受恐亦无二致。

郭嵩焘逝世前患病期间，陈宝箴以家传之医学多次为之诊脉看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二十日的郭日记写道：“陈右铭闻予病，枉蒙就视。所有脉息，言人人殊，而右铭为最近理。所拟一方，丁次谷亦力主之，然大抵皆凉品也。”[47]隔日晚上，右铭又来看视郭公，且带来李姓亲戚（名李冶凡者）共同为之诊脉。此后三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接连四天，陈宝箴都前往探视郭嵩焘的病况。未能前来探视的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三十日，两人都有书信往来。[48]而三月三十日这天，郭致陈一信、陈致郭一信、陈复往郭宅看望[49]。一天而三致意焉。这种友谊和友谊的这种亲密程度，求诸载记，也不多见。

另外，陈宝箴的父亲陈琢如的墓碑铭是郭嵩焘所写[50]。而《陈母李太夫人墓志铭》[51]，也出自郭公的手笔。光绪六年正月十一日郭嵩焘日记曾详细记载此事经过，其中写道：“陈右铭属撰其母李太夫人墓铭。载权辰沅道时，疏凿沱江，而镇筸河实所谓乌巢江也。沱江、白江二水合流，东经镇筸城北，名西门江，折而北流，经由泸溪县入远水，似未宜专属之沱江。右铭于此功为大，于志叙中加详。”[52]不过撰写的时间用的可不算短，直到光绪十年，过了四年以后，才竣稿寄给陈宝箴。[53]这是因为晚年的郭嵩焘，事繁而身体又不甚好所致。

陈宝箴官迁河北道，郭嵩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送陈右铭赴任河北道序》，以彰显其嘉德懿行。全文不长，兹抄录如下：

闻之《记》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夫此三者各有执以成名，而谓之达德。何哉？德者，载道以行者也。其必皆有足于己，而后沛然行乎道而不疑。故夫执一端以为应事之准，诚若异于流俗，而其轻重缓急得失之间，有过不及之差，则亦无由推而放之，以应乎时措之宜。三代以上人才所以盛，学素修而行素豫故也。

吾始闻陈君右铭之贤，就而与之言，则所知多他人所不知。及历之事，又见其渊然悱恻之发，求当于物而后已。其行之也，甚果以决。久之，而君所治事，群湖南之人信而服之。又久之，承望君之名，则亦莫不顺而从之。所谓知仁勇三者，学素修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达。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怍也，充乎其气而不嗫也。

光绪庚辰之春，诏求人才，大臣多以其名应。于是特命分巡河北，行治河堤数百里，任重而位尊，名高而眷深。而君习湖南久，其行也，心若有不自释。湖南之人亦茫然于君之将去此也。天下之需人急矣，非独湖南之人为然，由河北以至天下皆然。而观于今之人，知者几何？仁且勇者几何？苟得其人，必良吏也，而能至者鲜。能至而未备，要之于道，必未有闻焉耳。学之不修，德之不足达于天下，民将安赖？而君之去人远矣，则宜湖南之人流连咏慕，彷徨太息于君之行也。然天子方知君，且知君之德于湖南也，堪大臣之任，以拯斯民之厄。湖南之人将终受庇焉。于其行，为之序以期之。[54]

此序极赞陈宝箴具有集知仁勇为一体的“天下之达德”，而且这种德范是平素为学积累而成，是如同震雷一样的久酿而当发而发。因右铭此次获任北上，特别为湘省人士所惋惜，故郭公对右铭与湖南的关系作了较多阐述，相信已为天子所知的陈宝箴“堪大臣之任”，湖南人终将受其庇荫，“以拯斯民之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