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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4页）

死生家国休回首

泪与湘江一样流　1957

玉溪满贮伤春泪

未肯明流且暗吞　1958

会盟长庆寻常事

谁为伤春泪湿衣　1959

铁锁长江东逝水

年年流泪送香尘　1959

问疾宁辞蜀道难

相逢握手泪汍澜　1961

檀槽天壤无消息

泪洒千秋纸上尘　1964

开元全盛谁还忆

便忆贞元满泪痕　1964

此二十六联是三联版《陈寅恪集》之《诗集》中直接关乎泪流的诗句，不一定很全，可能还有遗漏。[30]《柳如是别传》“稿竟说偈”结尾四句“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就没包括在内。陈寅恪不是一般的流泪，而是“泪汍澜”“溅泪流”“泪不收”“涕泗涟”“泪湿巾”“贮泪盈把”，可见悲伤之情状和哀痛之深。这是很少能在另外的文史学者的文字中看到的。即使是现代的诗人、文学家，也不多见。南唐后主李煜有“以泪洗面”的传说，但形诸文字中也没有写得如此泗泪滂沱。然则陈寅恪深度哀伤的缘由究竟为何？此无他，惟“家国”二字而已。故上引诗联有“衰泪已因家国尽”的句子，他自己已讲得非常清楚。

我十余年前写过一篇《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的文章，解析《陈寅恪诗集》里所反映的他的家国情怀，曾举出多组关于“家国”的诗句，如“家国艰辛费维持”“死生家国休回首”“频年家国损朱颜”“家国沅湘总泪流”等等。并且发现陈三立的诗里面，也不乏类似的句子，如“羁孤念家国”“旋出涕泪说家国”“百忧千哀在家国”等，父子二人都在为家国的不幸遭遇而流泪。散原老人的诗句是“百忧千哀在家国”，陈寅恪的诗句是“衰泪已因家国尽”，其措意、遣词、指归，以及情感的发抒，完全一致，哀伤的程度似乎也大体相同。所以然者，则是与陈氏一家在戊戌之年的不幸遭遇直接有关。故陈寅恪的诗句反复强调“家国沅湘总泪流”“泪与湘江一样流”，明确透露出与此哀此痛直接相关的湖南地域背景。

但陈氏家族的遭遇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慈禧政变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难以言喻，包括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等许多伤害国族民命的后续事变，都是那拉氏的倒行逆施结出的果实。因此陈寅恪作为历史学者，他不仅有“哀”，其实也有“恨”。所“恨”者，1898年的变法，如果不采取激进的办法，国家的局面就会是另外的样子。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不赞成康有为的激进态度，而主张全国变法最好让张之洞主持，以不引发慈禧和光绪的冲突为上策。这就是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六节“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里所说的：“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31]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宵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32]

陈寅恪对戊戌变法两种不同的思想源流作了严格区分，以追寻使国家“大局遂不可收拾”的历史原因。

1965年冬天，也就是陈寅恪先生逝世的前四年，他写了一首总括自己一生的哀伤与记忆的诗篇，这就是《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兹抄录如下与读者共赏。

昔日曾传班氏贤，如今沧海已桑田。

伤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党锢年。

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

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33]

这是一首直接抒写戊戌政变对中国社会变迁以及对义宁陈氏一家的深远影响的诗。首句之班氏即汉代的才女文学家兼历史家的班昭，作者用以指代珍妃。珍妃是戊戌政变的直接牺牲品，慈禧因光绪而迁怒珍妃，故庚子西行先将珍妃处死。第二句说珍妃的故事已经很遥远了，国家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四两句是关键，句后有注：“玉溪生诗悼文宗杨贤妃云：‘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云起轩词‘闻说太液波翻’即用李句。”玉溪生是李商隐的号，寅恪所引诗句见于其《曲江》一诗，全诗为：“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死忆华亭闻鹤唳，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34]注家对此诗讽咏内容的考证结论不一，要以写悲惋唐文宗甘露之变者为是，寅恪先生采用的即是此说。

不过这应该是“古典”，“今典”则是文廷式的《念奴娇》词中与珍妃之死有关的“闻说太液波翻”句。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慈禧因不喜珍妃而牵及其师，早在政变之前就把文廷式赶出宫，并于政变后连发多道旨意，勒令地方督抚捕后就地正法。但当时正在长沙的文廷式为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联手所救免，以三百金作为路资，使其先走上海，尔后逃赴东瀛。珍妃遇难，文廷式异常悲痛，作《落花诗十二首》为悼。[35]另《念奴娇》两首也都关乎珍妃事。第一首有“杜鹃啼后，问江花江草，有情何极。曾是灯前通一笑，浅鬓轻拢蝉翼。掩仰持觞，轻盈试翦，此意难忘得”[36]句，自是回念珍妃无疑。后者即是恪先生所引录者。[37]至于“太液波翻”之典故义涵，只有用来比喻宫廷政争一解。所以李商隐用此，指的是唐代与牛、李党争有关的文宗甘露之变。文廷式用此，指的是因帝、后党争引发的戊戌政变。那么陈寅恪诗中所伤心者（“伤心太液波翻句”），实与文廷式同发一慨，正是戊戌惨剧而非其他。故第四句由戊戌之变想到了东汉的党锢之祸，那次党祸接连两次，杀人无算。盖义宁一家最恶党争，陈三立说：“故府君独知事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38]正是历史上无穷无尽的党争给国家造成了无数灾难，戊戌之年的所谓新党和旧党、帝党和后党之争，则使中国失去最后一次渐变革新的好时机。陈寅恪所哀伤者在此，所长歌痛哭者亦在此。

2006年7月30日于中国文化研究所

[1]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

[2]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3页。

[3]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第一章“缘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5页。

[4]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1—112页。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4页。

[6]《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1961—1962），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0、163页。

[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