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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1页）

第二章

子夜启程——像华人一样旅行——中国饭——南京——贡院——科举考试奇观——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我在中国的长途旅行开始于子夜时分，颇有点逃亡的意味。人说“午夜凭瞭望，墓地哈欠时”。我手里提着照相机的三脚架，离开了“上海”（Top-Sea）[1]的福州路码头，乘坐一艘摇摇晃晃的小船，登上了“洪昌号”客轮。它停泊在水道中央，锚抛在八英寻[2]深的水中。前来送行的几个朋友跟我一起上了船。选择“洪昌”，不是因为其名号，而是因为船主允许外国人像中国人一样旅行。扬子江上的有些轮船规定，除了中国人之外，不允许任何其他人进入国内舱。我之所以做这次旅行，并与中国旅客一样吃住，是为了想真切地了解中国及其人民。所以我设法预订了一个专供中国人使用的舱位。夜晚的上海很美，江岸上流光溢彩，在码头停泊和水道中航行的船只的航标灯交相辉映。12月的空气显得潮湿而寒气逼人。我们疾步登上这艘有着三层甲板的轮船，不由得使我想起了美国密西西比河上那定期往返的船只。中国人的大客舱位于主甲板的前方，我们走过一条两边都是高级包舱的宽阔走廊，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客舱。右舷的木壁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请为传教士

准备好

五个国内舱。

这就是对我身份的认定。很明显，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传教士。坐轮船的中国人很多，大部分都住在甲板上的船舱里。在众多的乘客中有一群基督教传教士，为了给教会省点钱，他们也都跟中国乘客一样旅行。以这种方式，可累积起一大笔费用。比如乘头等舱从上海到汉口，按鹰洋[3]来计算，外国乘客的费用为四十元，而国内乘客只需十元四角。鹰洋的币值有波动，我在上海逗留期间，一鹰洋大约为四十美分。

那群传教士由几位女士和大学教师组成，后者都蓄着饰有流苏的辫子，带着家眷和孩子。

子夜时分，兼管信号的舵工敲了八下钟，之后我便转身进了自己的短小铺位。铺位上除了我在上海为去缅甸的漫长旅行而购买的被褥之外，没别的东西。在一阵怪异的铅棒敲击声把我惊醒时，我发现轮船已从汹涌的黄浦江拐入了当地人称为大江的扬子江中。这是一条令人惊叹的大江，川流不息，奔流在长城和珠江之间。它发源于青藏高原，从那终年积雪的山中静静地流出，带着远古的恢宏气势，冲破宜昌三峡，席卷东进，庄严而宏伟，似乎它对自己在世界商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已是心知肚明一般。它还是八个省的运输主动脉，将半个大陆的水，经由日益变宽的河道，倾泻到黄色的海洋之中。即将到来的事件总是将影子投射在前面，扬子江也是如此。埃弗利特船长验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这条滔滔巨河从光绪皇帝的帝国心脏带来大量黄沙，使沿海50海里范围内都因此而染上黄色。扬子江无疑是旧世界的第一大河，只有新世界的密西西比河与亚马孙河能与之媲美。

准备上路的传教士

在扬子江上撒网捕鱼

在涉及扬子江航运情况的英国海军部中国指南中，我发现用黑体字印着这样的文字：“注意，水流变化；注意，水流的升降；注意，扬子江口的潮汐；注意，卡尔斯水道；注意，流行病；注意，江龙沉船灯塔；注意，水流速度；注意，危险暗礁；注意，漂砾浅滩；注意，宜昌峡谷；注意，第一湍滩；注意，从重庆到宜昌的每个险要之处都有保甲船。”基于这些提示预知种种危险，令人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镇静。由于这些提示所预示的种种危险，另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我决定将行李用轮船送到仰光，随身携带的物品只有照相器材、个人财物、一个装着书的竹箱、一床被褥、几件毛线衫和三脚架。后来的麻烦让我意识到，我把过多的东西送往了仰光，只好自讨苦吃。关于这事，以后再谈。

“早饭”供应从8点40分开始，带有酒水，设在那个被隔开的走廊里，我们的船舱有门可以直通这个走廊。餐厅里没有悬挂显赫的名人字画，但充满了画面中常见的明暗对比（penumbra）。这里污渍的存量之大近乎浪费，想必轮船公司对它们的供应是无穷无尽的，因而无处不在。每个角落、每道舱壁，甚至地板中央，都有其踪影，而且都是黑白分明，绝非那苍白而稀疏之类可比，后者在皮肤黝黑的当地人脸上时有发现。这种污渍连白蚁见了也会心花怒放的。圆桌上铺开一块白布，周边摆放着饭碗和鲜红的筷子，中央四个盛着开胃小吃的瓷碗。这些碗具上都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龙和一些怪模怪样的装饰画。第一个碗里是过期并散发着臭味的虾；第二个碗里是令人作呕的豆腐，轻轻地漂浮在盛夏大海一般的当地的醋和芥末油里；第三个碗里是腌萝卜叶等；第四个碗里是豆腐干，它让我想起在硫化氢中浸泡过的野猫肝。这种早餐直让人想起那句拉丁谚语：“刀剑伤人，酒肉更甚。”[4]在我们“进攻”早饭前，“福音传播者们”唱起了“感恩祷告”，绅士们深沉的男低音和优美的男高音与淑女们银铃般的歌喉交相呼应，和谐悦耳。这是一支在异教徒团团包围之中的奇怪插曲。她们吟唱了下面这两段歌曲：

我们崇拜的主是多么善良，

他是我们忠实不变的朋友，

他的爱跟其力量一样伟大，

既无法计量，也没有尽头。

耶稣基督就是原初和终结，

他的灵将我们平安送回家，

我们赞美他，为了过去的一切，

我们相信他，为了将来的一切。

我定睛看着他们，一边端详，一边在心里纳闷，不知道他们中谁会第一个遭屠杀，因为他们要去的地方据说有**和叛乱。要不是有扬子江沿岸两位总督的友谊，在义和团那场运动中，他们肯定已在中国西部被抛尸野外了。那些侥幸活命的传教士所属国家的政府应该赞扬和感谢这些头脑冷静的清政府官员。

我们吃完这顿要命的早饭时，江面已经非常开阔了，足有10英里宽。这条文明的大江，从遥远的擎天柱中流出，经过神秘莫测而又令人敬畏的西藏，蜿蜒曲折约3000英里，穿越了这蓝色睡袍般的土地，而后在吴淞口汇入浩瀚的大海。我的同窗学友威廉·斯特克尔曾对我说过，流动的水是万千自然中最美的。但他所说的流动的水，乃是宾州多伊尔斯顿附近的可爱草地中、蜿蜒流过奇形怪状鹅卵石的某条秀丽的溪流，而绝对不是眼前这庞大丑陋的泥河。但这条大江永远令人入迷。从航路的浮标上可以得知，距离上海还不到10海里，尽管江中的湍流来势凶猛，可水急浪高的潮汐仍然以每小时3节的流速逆流而上。放眼望去，眼前是一片洪水泛滥的景象。

“洪昌号”拖着一艘船体比自己还大的黑船。它的顶上覆盖着波纹铁，将在某个港口被用作接待码头。它缓减了我们的航速，但被捆扎在船舷一侧，倒也可以用作散步的甲板。著名的剑桥乐队的一位神经质的成员和我一道，信步从“洪昌号”走向“塔奈斯号”（黑船的名字）。当我正迈上“塔奈斯号”时，他的辫子因卡在支柱上而掉了下来。幸运的是，那辫子不是从他自己头上长出的，他刚从英国回来，自己新蓄的辫子依然“留着”，掉下来的原本就是别人所蓄的二手货。有几位背上垂着真辫子的中国人俯身在船舷的上缘，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个掉了辫子的假洋鬼子。

有两艘船从我们身旁快速驶过，继续往大海驶去。第一艘叫“顺达号”；紧随其后，竖立着黑烟囱的，叫“昌德号”。

船上的服务生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12点整，午饭上来了，比早饭更加不同凡响。为我服务的“老幺”和“成贵”，是我在“洪昌号”上的开心果。我喜欢他俩，并通过观察他们而得到了不少乐趣。老幺虚岁22岁，也就是说实际年龄是21岁，阴历十一月出生。多数时间是他在服侍我，但有时我也服侍他。有时他会显出倔强、冷漠和反感，以抗议被人使来唤去。但他总是那么善良，胖胖的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特别是当我用巨大的筷子和潜水员打手势，向他解释我需要牙签的时候，他会转身离去，并很快返回递给我一些他自制的牙签。这些牙签，放在卷尺上量一量，足有5英寸[5]长，都是用竹片削制而成的。而那些竹片又都来自一种当地的扫帚柄，已在苦力手中用过很长时间了，其年岁和质地，都可以从它边上的古老印记中看出。

我的照相机三脚架安然无恙。中国人是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民族，就连我的两个“伙计”也似乎遗传了那种“老年”特征。老幺是个地地道道的天朝人，精明能干，经常会给人意外的惊喜。午饭刚过，他便忽地奔了进来，端着盛有开水的洗手盆，将其放在一张方形的中式椅子上。一贯满不在乎的成贵，这时也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将桌布敏捷地撂在右肩上。他将碗碟浸在盆里，并用桌布擦拭着它们，直到人们弄不明白，在碗碟、桌布和人之间，到底哪个更干净些。成贵是个油滑的年轻人，身上的鲜油脂极其丰富，足以做成一块洗面香皂，所需的只是配以适量的碱液——他自己就是一张口就谎话连篇。[6]然而他主意很多，脸上总是堆着笑。我注意到这扬子江的颜色，恰好就是成贵的颜色。似乎他那数以百万的祖先，都曾在这川流不息的江水中沐浴过，每个人都洗去过一点颜色，终于使这条大江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黄色。我们白天所经过的江阴（意为“江边的树荫”）[7]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要塞，那儿有不少大炮。一位知情的旅伴告诉我们，这些大炮能够横扫十英里范围之内的江面。要是它们也能命中船上的餐厅，我们会感激不尽的，因为这里也需要“横扫”一下了。

终于有个机会，可以看看我们的船舱四周了。我发现有各式各样的小东西为了逃避海关官员敏锐的目光而偷偷地搁在船上。中国人笃信洋人，他也会以任何自认为是合法的手段去分享他们所有的一切，尽管“唐山”的居民中少不了一些小偷小摸，但他们也有一些辨认罪犯的绝妙方法。请看下面的例子：在某个小城镇的城墙之外，有一位卖油饼的小贩，他的早餐油饼两文钱一个。他总是把油饼盘子放在祠堂前的石狮子上，当顾客付钱之后，他就把卖得油饼的钱放在还没卖掉的美味油饼旁边。一天早晨，他因故离开了几分钟，待他回来时，“现钱”不见了。由于找不回那些钱，他急匆匆地跑去找地方官，像中国人所习惯的那样大声喊冤，要求地方官主持公道。衙门的差役们把他带上大堂后，他讲述了案子的经过。所有的钱都不见了，小偷又踪迹皆无，但知县大人却胸有成竹。他声如洪钟，当堂断案，下令将放置饼盘的石狮带上大堂，并打了板子，因为只有这头狮子可以承担一切责任。诉讼吸引了衙门四周的大量流浪者。对狮子用过刑后，所有的门窗关上了，只有大门还开着，但那儿已放了一个大水缸，人们只能逐一离去，出门时还必须向缸里投一个铜板。一位精明的捕役受命详查这个过程的每个细节。他很快就发现，有一个家伙扔进铜板后，水中浮起了油饼特有的油渍。捕役立刻拽住他的辫子，温和地说道：“还有吗？都给我吐出来吧！”

我的照相机完好无损，经受住了整个航行的考验。

我那两个妙趣横生的朋友老幺和成贵在旅程快结束、给小费的时间即将来临时，态度变得更加殷勤。他俩都有汉民族的那种商业本能，我也开诚布公地说明，我绝无嘲笑他们的意思。按船上的那口钟，我们到达南京（意为“南方的京师”）对面时已经过了正午。这最后一段旅程过得并不轻松，因为老幺和成贵都显得坐立不安，也许是不太肯定能拿到多少小费。最后还是我自己走开，因为戈蒂埃[8]曾说过，“人的双眼，除非转到别处，是不能够长时间凝视痛苦景象的。女神都会厌烦，所以那3000个前往高加索去安慰普罗米修斯的海洋女神们，一到晚上就急忙起身回家了”。动身前，我给了他俩几个银币，他们伸手接过钱，脸上的忧郁瞬间烟消云散，这是何等的神奇！我们逐个从“洪昌号”转到了一艘平底船上，然后踏过一块厚厚的滑木板到了泥泞的岸上。这里的马车和破旧不堪的黄包车之多，是我前所未见的。我的好友包文[9]从头天晚上10点开始就已经等候在码头上了，这儿离他的住处有4英里。我们一同驱车进了城。一道周长20多英里的坚固城墙将整个城区团团围住。城内的大片空地足以生产充裕的粮食，即便遭受围攻，全体居民和守城将士的食品也不用犯愁。一条宽阔的碎石路，从栈桥开始，穿过城门，并经过总督衙门，长约10英里。这条作为中国改革实践见证的路是《劝学篇》的作者、敢作敢为的张之洞总督修建的，张之洞的改革方略使他获得了“洋奴”的绰号。

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目前在中国仅有一座楼房，而且这座楼还就位于南京城内。我特意停下来看了一下，那是一座崭新的漂亮建筑，尚未完工，耗资2500美元，全部由“黑猫”库珀捐赠，它是专门为汇文书院的学生而建的。任何商人，只要像我这样看到过这座建筑，并知道其造价，都会得出结论，即目前在中国的传教士中有不少精明的商人。仅在南京，教会学校的学生就有好几百，此外，还有1。5万名学生定期前来，参加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我发现在整个中国，最热心和最有用的外国人要首推鹿依士[10]、来会理[11]和格林[12]，他们都是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着最明智和最稳妥的工作，即开导和拯救中国的广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