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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页）

第四章

金沙江——从汉口到宜昌——中国的暴乱和叛乱——圣诞夜——老月和扬基旗

有三层甲板的“江和号”就停泊在汉口码头。船吃水5英尺8英寸，船长则喝威士忌。这是艘双推进的新船，长275英尺，非常适合在扬子江上游航行。外宾舱位里没有电铃，即便船长要召唤侍者，也只能敲打那些一英寸厚的隔板。那天是虎年冬月十九日，也称光绪二十八年。当我们缓慢离开码头、驶入汹涌的河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夏季，汉口的水流流速是每小时6节，而现在只有2节。我穿越“中央王国”长途之旅的下一段就这样开始了。沿江两岸的景致到目前为止一直十分单调，但扬子江本身非常壮美。它是大清国西部联结人口最为稠密的东部地区，直至东海的唯一通道，也是穿越这个古老国家的唯一交通干线。在中国的旅行者可以说别无选择，只能遵循普劳图斯（Plautus）[1]的忠告——

Viamqui，quadeveniatadmare

&etamemsibi。

谁若不识前往海边的道路，

只须沿着一条河顺流而下。

华北地区有很多路上颠簸行驶着的一些稀奇古怪、没有减震器的双轮骡车，发出刺耳的声音；而在广阔的扬子江流域，就连能走那种骡车的路也没有一条，有的只是狭窄的羊肠小道。扬子江没有遭受过任何污染；我想中国的其他河流大致也是如此，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各种各样的垃圾都可做农田的肥料。任何东西，只要能使土壤提升肥力，天朝的农民就会细心储存。所以，如果没有沉淀物，我会毫不犹豫地饮用“荆江”的江水。这是人们对位于沙市上游那一段扬子江的称呼。第二天夜里，我们到了湖南岳州（岳母之州）[2]的码头，并在其对面那死寂般的缓流中抛锚。这是一个薄雾笼罩和沉闷的夜晚。

前次沿江而下旅行时，“江和号”也曾在同一个地方停泊，那时这儿正发生一场不同寻常的暴乱。根据船长的讲述，故事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厨师带着他的助手，拎着一篮柑橘上岸，打算换些鲜蛋来。一群粗野的家伙向他冲来，踢翻他的篮子，抢走他的柑橘，还把他赶进了河里。他是个身手敏捷的中国人，纵身跳上一条舢板，迅速赶往“江和号”。但他那不幸的助手则落在了那群攻击者的手中。他一边沿着船侧往上爬，一边让船上的水手取来武器。他们都是广东人，平常也都十分平和和行为端正，可是厨师的遭遇激怒了他们。于是他们带着绞盘杆、绞车杠、拨火棍和其他火器，跳上几条舢板，前去报仇。途中，他们拟订了攻击计划，勾勒了战斗要点。打架的欲望急不可待，他们在岳州码头登陆，径直朝衙门方向奔去。厨师的助手已经被人扭送到那里，正在接受审讯。这群愤怒的广东人一边往前冲，一边左右挥舞着从船上带来的铁家伙。他们撞开大门，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公堂上。审案的知县见状惊恐不已，向囚犯喊了声“无罪释放”，便拔腿逃逸了。至此，这次突袭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结果也非常成功。可是那强悍的朝廷命官没跑多远，就吹了两声号角，召手下的军队前来营救。一场混战随即发生。士兵把救助者赶回了岸边，后者有的划舢板，有的游泳，返回了轮船。两名船上的水手失踪，另有好几个被刺刀刺伤了头部，只得卧床疗伤。自从普林尼[3]时代以来，和平就是中华帝国的常态，偶然也有些地方性的小暴乱；而在两次和平时期之间，则会发生一些范围广泛的叛乱和革命。要知道中国人在革命到来时究竟能做出些什么，不妨看看那次可怕的太平天国运动。那场运动的战斗口号是“铲除妖孽！”在那次大变动中，约一千万人直接或间接地丢了生命。倘若它成功，那么今天搭乘“江和号”沿江而上的传教士，有可能正在走向地球上的另一个国家。因为清王朝可能已被那些亲基督教的叛乱者推翻。那样的话，也许会诞生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基督教国家！

湖南最富有的寺庙会馆的华丽内门，门前有冥钱炉和汉白玉狮子雕像。

就在15到20年前，来扬子江上游地区的游客屈指可数，即便是现在，大家也都知道，除了传教士之外，游客依然不是很多。但有一点人们不会忘记，那就是，领事所掌握的和公众所知道的有关这个地区的信息，大多来自那些传教士。在西部的各个行省，传教士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松潘的卡卢姆正在西藏边境一带工作，他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寒冬的一天黄昏，地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一个外貌粗犷的信使急匆匆跑来，说松潘以北40里的漳腊有个病人，问他是否可以立刻与他前去看看。他同意了，随即起身出发。在经过一个镇子，走过西藏边境上的最后一个要塞后，他们看见在前面偏僻的河岸边有一个磨坊和一间孤零零的茅屋。在向导的要求下，传教士走进了茅屋，在一个房间里发现有个男子正躺在角落处的羊皮**。原来他是一个受了伤的藏人。他以沙哑的声音有礼貌地欢迎传教士的到来。然后，他伸手从背后取出一个大包裹，看上去像是一包羊毛。他急切地说：“给你。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我能让它热着，你就能把它再接上的。”传教士接过包裹，走到窗台边，打开一看，发现那是一只男人的手，从腕关节处砍下来的。“这只手已经死了，再也接不上了。”这位传教医师说。那个幻想破灭的人似乎心都碎了，用极其凄惨的声音一再重复：“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我能让它热着，你就能把它再接上的。”当问到他是怎样失去自己的手时，他回答说：“我带着些银两正在走路，一群强盗突然拦路抢劫。我拼命自卫，杀了他们三个人。”他称自己是猎人，靠枪生活；他说得没错，因为他无疑也是个强盗。卡卢姆发现，他曾企图抢走一个头人的女儿，所以与女方的亲戚大打出手，并因此弄丢了自己的手。这位仁慈医生的精心照料赢得了那位强悍藏人的心。后来，当这位没了一只手的藏人康复以后，经常带些野鸡和其他猎物送给他的恩人，以表自己的感激之情。此间的一位老头领曾经这样说过：“这儿的人都会拦路打劫，直到40岁才罢休，然后，他们便会去转着经轮，试图以此来赎回过去的罪孽。”

我仔细观察过甲板上那些传教士，没有发现他们有谁在破戒饮酒，也没听到有谁在诅咒发誓。恰好相反，我跟这群传教士相处甚欢，并且观察到他们的举止很优雅。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甲板上成群的中国人围着一位传教士，后者正认真地讲述拿撒勒的耶稣等绝妙故事，而中国人也都听得很认真。

“江和号”上不仅有传教士，也有商人和官吏。就像其他事物一样，中国的官僚制度也是趣味盎然。清朝的命官人人能言善辩、吃喝讲究和衣着华贵。一般而言，那些官员都精明能干、绝非蠢才。我曾听说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县官如何摆平天主教徒的事。有个当地居民找到神父，自我举荐，要求入教。经过专门教导成了教会成员之后，他与一个同行发生了经济纠纷，被告上了县衙。神父迅速来到堂上，为他的信徒辩护。他一口咬定，坚信皈依者乃心地善良之人，之所以成为被告，纯属迫害。所以，出于害怕教会，这个案子被当堂驳回。但县官不愿就此而服输，于是将原告叫到一旁，告诉他说：“你也去入教，然后把那家伙给我带来，告他同样的罪，我保你获胜。”事情果真如此。

据说有一次，慈禧太后亲自出面，要在两个大臣之间做出裁决，可她又不想让谁难堪，因为两人中，一个有鼓鼓的钱袋，一个有强大的军队。事由是如何分割一笔贵重财产，而她的裁决完全可以与所罗门媲美——那两人恰好是兄弟，她裁定由弟弟将财产一分为二，而由兄长先做选择。

在离四川省会约40里的地方，有个人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外甥，并割下两人的头颅，到县衙告状，声称这两人通奸。为了验证真假，县官下令，让人搬来一个大木桶，放入清水，再将两颗血淋淋的头颅放进水里。“如果头颅面对面，则证明二人有罪，”他说，“如果背对背，则二人就是清白的。”两颗头颅背对背，该人被当场拿下，身系铁镣，投入阴森的大牢，等待应有的报应。对天朝官僚体制的谴责，最中肯的，虽然是无意识的，可能要算一个传教士了，他批评中国人的特征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尽管清朝官僚体制腐败透顶，但许多官吏个人还是正派和令人敬重的。”

离开岳州之后，我们的下一个停靠码头是沙市。据说，扬子江流域第十次暴乱就发生在此地。游客的注意力全都被吸引到一道堤坝上了，它高达25英尺，保护着身后那低于冬季现行水位的广大地区。堤坝中的一段共分三层，层层叠加，每层高度在10英尺左右。四年前暴乱发生时，这里所有的领事馆和轮船公司都尽数被毁。但奇怪的是，传教士没有受到丝毫滋扰。在沙市，聚集在江边石阶上等船的人们都穿着蓝色的长袍；这种蓝色奇观，在我的中国之行中还没有见过。

沙市有一个很有趣的皈依者。石先生是个泥瓦匠，家住金县，在当地小有名气，也受过一点教育。一天，他正走在县衙所在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一个清道夫在捡拾纸屑，从泥泞的街道上“拯救”那些备受尊崇的字纸。他拿着一本书跑来对石先生说：“劳您驾，好心的先生，请您帮我看看这个，我不识字。”石先生瞟了一眼封面，知道那是一本基督教徒的小册子。“啊，这可是好书，讲的是《旧约》《新约》和《圣经》。给我吧。”他把书带回家里仔细阅读，并决心要对这种新的教义有更多的认识，于是他四处打听，终于知道沙市就有洋人在传播这种新的教义。他动身到了五英里外的沙市，找到了在那里的瑞典宣教士，向他们讨要《旧约》《新约》和《圣经》。他们试图向他解释，说《旧约》和《新约》就是《圣经》，但在一段时间里，他却认为那些人有点自私，企图独自享受最好的东西。不过他很快被说服了，并再次皈依了基督教。去年春天，他接受了洗礼，现在是个书商和福音传道者，尽管他年纪已经很大。

宜昌的苏格兰传教士们

“江和号”上的传教士们

这里有位御史，已逾古稀之年，拥有进士头衔，可还是皈依了基督教。他粗通新学，所以成功地为他众多信奉儒教的朋友答疑解惑。

沙市县有八万人口，据说是个很差的地方，甚至还有人说，这里是中国最糟糕的地区之一；但对这般言论，我却总是表示怀疑。据我的耳濡目染，沙市的缺点跟人口相近的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相比，并没有什么更加突出之处。或许是近来有所改善的缘故吧。

正午刚过，我们的船便驶离了沙市。路途中一切相安无事，可黄昏时分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骚乱。有个当地游客去找厨师讨要开水，那时船上并无开水，可他不肯就此罢休，非要不可。餐室的一位侍者怒不可遏，向那个冒犯者猛扑过去，一把拽住他的发辫，扭打起来。一个宣教士好不容易才把两个打架者分开。二副穿着背上开着大口的睡衣及时赶到，这场**才算罢休。

第二天清晨天气非常好，只可惜这良好的开端没能持续多久。河面浓雾弥漫，我们只得再次抛锚。不过，我们又上行了一段，而且沿岸的景致也常变常新。平原地区的单调让位给了丘陵地带的景色，美丽如画。在看过了无尽的平地后，我们都倍感兴奋。距宜昌下游40英里时，群山首先映入眼帘，那么壮美，那么动人。我满心欢喜，终于走完了下游那些乏味的平原和冲积盆地。正午时分，我们经过白洋镇，那里到处是石灰石采石场和石灰窑。眼前是一幅美丽的画卷：一座富丽堂皇的道观，坐落在一个迷人的山腰；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山峦；一个高高的小山顶上，孤傲地矗立着一方浅色的宝塔，其南侧的斜坡上，还有许多宝塔。在半小时的时间内，我就看到了好几座宝塔，比在扬子江上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都要多。在负鼠岬，有两只白山羊正在觅食，为了寻找暗礁，我们派出了汽艇。这艘小巧玲珑的汽艇，一边来回穿梭，一边抛下些大头系着石块的长竹竿，用来标出安全航道。一旦发现深水，汽艇则会打出一面黑旗。两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虎牙峡。其两岸各有一座寺庙，以制约那些出没于这优美风景地段的精灵。

四川省官员张纯登（gg）

浓雾消散后，我们开足马力，直奔宜昌，到达时正好是下午5点。港口停泊着无数的当地船只。高高的江岸上，一栋栋洋房鳞次栉比。一艘中国兵船即刻开了过来，一位官员走上甲板，受命前来迎接我。遗憾的是，我已先期上岸，安排下一步的航程去了，所以错过了与他的相会。但我遇到了一个士兵，他告诉了我这位官员的来访，并说那艘炮船和一艘红色保甲船会于第二天清晨6点钟到轮船边来等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而我也抓住了机会。一个美国游客将成为乘坐中国兵船旅行的第一人！我真诚地感谢这样的礼遇，并很高兴感受这新奇的事物。那天正好赶上圣诞节的前夕。在苏格兰宣教士丁慰宁[4]的私宅，我还见到了另外几个外国人。其中有斯图克医生，他是个精通外科医学的传教士，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信任，包括华人和洋人；我还结识了两位来自新西兰的女士。在这里，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中国内地会的饶兴道邀我与海思波[5]和埃文斯共进晚餐，他们俩也正要前往西部。墙壁上挂着镶嵌着宜人翠绿的祝匾，在染成大红色的洁白棉布上，写着“新年快乐”几个大字。

宜昌附近的人力耕田

用水牛耕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