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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1页）

第六章

天府之国四川——万县——总督眼中的鸦片——义和团问题——婚礼早餐——水灾与火灾——中国人的轻信——中国文化与基督教

在重庆和宜昌之间，最富有最重要的城市，当数万县。四川之富，随着扬子之旅，越发显现，并在这个人口众多又富庶的城市达到一个新的顶峰。东大路就是从这里开始，途经中国最富饶的地方，直达省会成都府，那儿也是四川总督的驻地。“万”即一万之意，既是县名，也是城市的名称。万县城内人口已达20万之多，但除了三个传教士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外国人。来年，这里将会成为开放口岸，届时，“教士先于商人”之说将得到证实。郊区散布着房屋，但其人口不到城墙内住户的十分之一。我在夜晚入城的时候，四个小乞丐正睡在城门边。这些乳臭未干的乞丐拨开了白天所点着的火堆烬，正四肢蜷缩，躺在尚有点热气的地方，以求熬过刺骨的寒夜。进城之后，我就直奔内地会。热心的传教士W。C。泰勒夫妇热情接待了我。这是一座新房，非常适合传教活动。房子前面是繁华的街道，房屋后面则可以将市区尽收眼底。这房屋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修建的，屋里有一个专门接待中国人的客房，日夜开放；热情的主人在这儿满腔热忱，虔诚地宣讲福音。

万县这段江滨足有两英里长，中间有一条小河汇入大江，沿着江岸就是城区主道。一座美丽的石拱桥跨过一条宽约20英尺的小河。不过，它让人联想到的是“驴桥”[1]，而不是天朝人的精明。桥梁的建筑师没有为洪水留出空间，一旦河水暴涨，人们只能涉水而过。按照中国人的观念，这座城市的风水极好。在北面有一个叫黑区的地方耸立着“天成堡”，它将恶鬼挡在了外面；南面是温暖的地区。大江对岸一排低矮的山峰为建造宝塔提供了合适的场所，而那些宝塔又把好运带给了万县的商贾。据说“阴阳”或“男女”这两种相对的势力乃世间一切的源泉，即所谓“阴阳生万物”。在当地人的心目中，阴阳的亲和，使得万县财源滚滚。

三位著名的传教士：杜西德、德安治、章必成

这对孪生兄妹，

在时间的围裙上，

对面而坐，

聚起他们所有的力量，

耕耘收获。

——丁尼生《公主》第二章

扬子江中央有一条巨大的石龙，唯有水位很低时，才屈尊露出头。它也是万县财运亨通的保证。城里不仅有自身的繁华商贸，而且也是川东和川北两地的贸易枢纽，两地的商人带着丝绸和食盐，经由闻名遐迩的东大路来到万县。著名的南浦（离万县有10天的路程）盐取自1000多米深的盐井。西西弗斯[2]般的钻井工作全靠双手，耗时数年才能完工一口。成百上千的竹管被拴在一起，放下井去，盐水就装在这些细长的竹管里被带上地面。每个竹管的底部都装着一个阀，可以让水进入；而在拉上来时，阀会关闭，将水封在里面。吊起盐水的工作，靠人力驱动的辘轳；要是盐井太深，就需要加一个垂直的鼓形圆桶，像大绞盘似的，用公牛驱动。这些设备，虽然原始而笨拙，但非常精巧，非常有趣。制盐过程中的最大花费是蒸发水分时所烧的燃料。

万县著名的石拱桥

万县基督教教堂内景。铁先生就在那儿布道。

自从动身前往重庆以来，可食用的“羊毛团子”[3]就是我给养中的一个重要产品。这种食品汉语称之为“面”，由生面团擀成片，再十分巧妙地切成细丝，看上去就像一团没有洗过的羊毛线。人们用极其简单的方式，将它进一步拉长，直到需要的长度，然后切断，放入包中出售，以方便顾客购买携带。时间越长，质量越好。我买了六斤，约合八磅[4]，以备在途中食用。穷人扔掉的东西，富人却视若珍宝。中国人杀鸡后，把它放到开水中浸烫，然后再拔毛，这样会使毛更容易拔除，肉也更富韧性。外国人喜欢肉嫩点，毛也要干的，即便因此需要干更多的活儿，也在所不惜。外国人已经认识到这种野蛮方式的好处。成百上千吨的羽毛，被中国人运到沿海一带。这儿鹳很多，近来鹳的冠毛十分走俏，一根冠毛就能卖出20两白银的好价。就在几年之前，它们还是无用的东西，分文不值。可现在，这种鸟正在迅速消失，官方已贴出布告，禁止猎杀。然而，这个行当利润丰厚，捕猎者不计代价，也要铤而走险。对于官方禁令，并无多少人愿意遵守。造纸是四川的又一产业。我曾目睹50个苦力走成一字形，都肩挑竹料，送到纸厂去打纸浆。他们每天要担100磅的重量，走30英里的路程。在内地，直至甘肃和陕西，都有极其丰富的煤铁矿藏。硫黄的产量在四川的部分地区也相当可观，但是当地的苛税扼杀了那只下金蛋的鹅。我对中国的“银两”（“tael”，而非猪尾巴的“tail”）虽有一知半解的认识，但从来分不清“锭”或别的计量单位。这种不能估量自己财富的情况，反而使我有一种千万富豪的感觉。

进口的洋货，较之于当地土产，所占比例极小，但走在大街上，依然可以见到曼彻斯特的印花布和棉纱摆在店铺里出售。普通民众都穿蓝色长袍，但中上阶层则选择色彩丰富的服装，于是布店里便摆上了多色外衣。在其他店铺，我还见到钟表、蜡烛和肥皂，但更多的则是“洋火”，“洋火”即火柴。土制火柴质量非常差，欧洲人到来后，中国人学会了制作摩擦火柴（其因缘关系他们以前就知道）。但他们的洋火质量很差，在当地商贸中独占鳌头的是日本产品。

至于万县的所谓恶习，我不想细说。最为可恶的也许是“洋烟”或“洋药”，也就是鸦片。我估计一半以上的当地华人都是它的牺牲品，只是程度各异而已。当地人说，10人中有11人都在抽鸦片！有些旅行家企图掩盖鸦片的害处，说什么传教士普遍怀有偏见。不过让我们看看张之洞总督的意见吧，他总该是知晓个中原委的。他说：

近年进口洋货价八千余万，出口土货可抵五千余万，洋药价三千余万，则漏卮也。是中国不贫于通商而贫于吸洋烟也，遂成为今日之中国矣。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悲哉！洋烟之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余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以后浸**尚未有艾。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

中国吸烟之始，由于懒惰，懒惰由于无事，无事由于无所知，无所知由于无见闻。……农无厚利，地无异产，工无新器，商无远志，行旅无捷途，大率皆可以不勤动、不深思、不广交、不远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缓，缓生暇，暇生废，于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学之故也。若学会广兴，文武道艺，城乡贵贱无有不学，弱者学之于阅报，强者学之于游历，其君子胸罗五洲，其小人思穷百艺，方且欲上测行星，下穷地隔，旁探南北极，岂尚有俾昼作夜，终老于一灯一榻者？……故曰兴学者，戒烟之药也。[5]

扬子江上游的何家三姐妹

吃早饭

这个地区广泛种植“朱红芙蓉”，[6]最好的土地，最好的肥料，最精细的耕作，全部都用在这上面了。每逢阳春，它鲜艳夺目，十分美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灿烂的花朵，竟能产生如此毁灭性的灾难。1902年的干旱持续了近两月之久。热浪滚滚，遮荫处的气温有时高达110华氏度。当季庄稼绝收，使得次年米价大涨。所谓风不独恶、祸不单行（此为著名农谚，但忘了确切文字），那场干旱也让罂粟枯干而死。结果，鸦片的售价，从每两150文铜钱，一路狂升到每两500文铜钱，使得普通消费者无力购买，也使鸦片的销售相应减少。干旱要比治疗手段更有效地抑制了继续吸食鸦片的恶习。“方法简陋，但很顶用。”一个船员如是说。他头上缠着一条白色的头巾，把一根上面带有一团奇特物体的竹棒插在我的床边。他不时地会去啃一下这团看上去像是黏土、黄姜和口香糖的混合物。原因似乎是他吸食了五年的鸦片，而他啃食此物是为了戒掉鸦片瘾。他告诉我说，那是他在家乡叙州时，一个基督徒给他的。吸食鸦片的人都说，他们为了减轻某种疾病才染上鸦片瘾的；不过他们也说，一旦上瘾，戒烟比治好病痛更难。就像老渔民离不开海洋那样，很多人希望戒掉鸦片瘾，因为它不仅难以启齿，疼痛难耐，而且代价高昂。不幸的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洋烟和洋鬼子之间，总有一种特别紧密的关联。

一个富有的商人在泰勒的戒烟所里戒掉鸦片瘾之后，离去时赠送了贵重的画卷给泰勒。他说，以前他总是不信福音书，但自从来这儿以后，他确信基督才是真正的主。万县的中国教会有40名成员，大多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地位，属于学者，或家境殷实的商人。每逢礼拜天，他们都要关门停业。主持该教的传教士就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商人。

虽然城市本身依然如故，但居民对基督教的态度已今非昔比。第一位来到这里的传教士，曾因乞丐的涌入，被迫离开他的传教之所。这已经成为往事。现在，教会有了很好的地产，重要的宗教活动正顺利展开，一些殷实的中国人主动让出房屋，作为献给福音工作的礼物，使传教活动更加如鱼得水。附近五个商业城镇都迫切要求教会派遣基督教福音传道者，并许诺承担一切相关费用。奥布里·摩尔的话得到了验证：“人性渴望宗教和理性，缺乏这两者的生命什么也不是。”

万县周边地区过去基本没有受到义和团运动的干扰，直到最近才略有改变。10月份，一个传教士在南门镇遭到这些拦路贼的拦截。他被人包围捉住并关了三天，那些人还准备杀死他。但准备尚未完成，200名兵勇及时赶到，那些缠着红头巾的懦夫拔腿而逃。从那以来，那位传教士总是带着一个贴身保镖。据说，城外有个拳民挖出别人的眼睛，还放在兜里到处走动，以证明他的勇敢。周围地区依然有些乱。不过我在城里漫步时，却总会受到最恭敬的待遇。

有一个奇怪的景象，就是常常可以见到两个人将辫子系在一起沿街行走。原来他们起了争端，各不相让，都发誓自己是正确的。于是一起前往庙宇，当着鬼神的面赌咒起誓。有时真正犯错的一方会在到达前收回前言。但一般而言，他会厚颜无耻地为自己辩解下去。信口雌黄、信誓旦旦是所有异端宗教的共同特征。

在万县，我参加了一个仪式，比系发辫更加趣味横生。那是一顿早餐盛宴，是庆祝两位天朝青年的订婚礼的。在中国，订婚的约束力绝不亚于结婚。这场酒席于虎年腊月初八在内地会的会客大厅举行。地板是水门汀的，与订婚早宴的意图正好匹配。来宾围着两张厚重的方桌分别落座，方桌上摆满各种佳肴。我被安排在左上位，即离大门最远的地方。我不熟悉中国礼节的细微差别，当即就坐下了。而发现只有自己一人坐下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礼，因为其他人落座，还要过一段时间。用餐的普通说法也就是“开饭”，而作为上首宾客，我的责任之一便是“分菜”。因为主人正忙得团团转，不停地搓着双手。我的职责是，放在桌子中央的每道菜，都由我先行“分菜”。然后，那些菜才会到桌边的小碗里，到客人的眼前去；之后又到侍者那里，他们会小心翼翼地看着，在空盘后将它们撤走。所有的菜都要交替上席，自然地，我弄了个错误百出，比如该分猪肉时分了羊肉。好在结果都是一样，因为吃到肚子里毕竟只用一个胃来盛。方方正正的猪肉看上去就像一个坚固的整块，我的魔棒（即筷子）一碰，便立即变成了切得很好看的肉片。酒席的大部分菜中都有猪肉，客人几乎全都蓄着猪尾巴一般的辫子，这桌宴席可谓是“不是冤家不聚首”，只是那些猪尾巴是从头上长出来的。我有点急事要走，所以没等职责完成，就不得不离开了，不过我理解，人们都愿“认洋人的理”，却不大习惯“吃洋人的饭”。

出席早宴的客人中有个叫“世荣”的士绅，虽然他已不再精通世故，但由于经营盐业，挣得不少钱财，所以至今依然荣耀乡里。他35岁时皈依基督教，父亲勃然大怒，强迫他背着木牌，游街示众。木牌上贴有布告，宣布他因成为基督徒而被逐出家门，一切责任由自己承担。我问他背负木牌的感受时，他说那是为了主，所以他的内心一直都很宁静。他是个虔诚的信徒，每逢礼拜天他的店铺都要关门停业，而对礼拜天的概念，中国人至今所知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