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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 慕雅德的杭州记忆（第2页）

必须承认，慕雅德对于杭州人“附庸文雅的嗜好”这一段描写相当准确，因为在旧时的杭州，拎着鸟笼上街确实是士绅阶层的一种时尚。直至今日，杭州仍有不少人喜欢把鸟笼挂在家里或公园的树上，以“聆听画眉嘹亮而动听的歌声”。杭州过去是一个佛寺和道观比较集中的城市，和尚与道士的数量惊人。慕雅德在《新旧中国》一书中叙事的准确性还可以在下面这段描写杭州人建造土墙所用特殊方法的段落中进一步得以证实：

人们在要准备造墙的地方先把平行的木板用绳子紧紧地捆住，在墙的外沿形成一个夹套。然后把土倒进去，再兑上一点水，然后造墙者就在夯土的上面用脚踩实，或用长长的木槌将土捶实。当土墙成型之后，就将夹套拆掉，再用瓦片在土墙上面做一个屋顶，然后在土墙的表面涂上一层石灰。假如将土**在外面的话，遇上大雨或是霜冻，那土墙就会开裂和倒塌。

迟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杭州仍可以见到许多土墙，而且这里所介绍的建造土墙的方法仍然在被广泛使用。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慕雅德对于杭州观察和描述的真实性是值得信赖的。

慕雅德在《新旧中国》一书中对于旧时杭州的类似观察还包括他对于杭州时尚商业区的生动描绘，那儿有各种不同的店铺，尤其抢眼的是那些陈列着各种五颜六色水果的店铺，慕雅德所罗列的那些水果名称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当地土产：橘子、苹果、枇杷、甘美多汁的柿子，还有金橘（第57页），光是听到这些名字，就足以使一个当地人流口水；还有清朝衙门例常的审案程序和错综复杂的衙役体系（第59—62页）；城北的贡院及其下属的抄写员、印刷所、寺庙、望楼、厨房和那“为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而准备的一万个单间”（第64页）；民众的各种娱乐活动，尤其是春天令人眼花缭乱的放风筝表演（第70—71页）；以及杭州出产的各种花卉品种——“山茶花、杏花、桃花、蔷薇花、红石榴花、荷花、凤仙花、桂花……翠菊、**、木槿花、蜡梅花……以及白色和桃红色的双瓣梅花”（第71—72页）。老杭州人大概都还记得这些从小就熟悉的花卉名称。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杭州地方志中对于杭州城墙、城门实体结构的描述并不多见，因此慕雅德在书中对于杭州一个城门的下列描述便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我们穿越一座巨大城楼的阴影，进入到了杭州城内。城门下高耸的圆拱形门洞高达25英尺，用城砖和花岗岩垒成的城楼上面筑有胸墙和炮眼，城楼的最上层是卫兵驻守的楼阁，这是一个朝南的宽敞大厅，朝北墙上的窗户都已被封死。穿过城楼上的炮眼，有几门旧式火炮黑乎乎的炮口正对准我们。除非敌情紧迫，或是马上就要调来一位新的巡抚，中国城市的防御措施一般都是极其松懈的。顶楼的一角因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但是这种破败状态也许会延续很多年。城楼上的立柱正在腐朽，火炮也都散了架，并且已经生锈。周长12英里的城墙上那些给火铳或来复枪留有枪眼的砖砌胸墙，只需用脚用力一踹，便可以使之破相。但只要有谣言传播说30英里之外有山民暴乱，或者官方宣布要调来一位新的巡抚，石匠和木匠们就会很快出现在城墙和城楼上。他们会以敷衍了事的方式修补好楼顶缺失的一角，卫兵的哨位会被重新粉刷，城墙上的破损之处也会得到修补。兵勇们会以突兀的热情把火炮重新再架好，破旧的火炮也会被擦拭一新，城墙顶上会出现一些挥舞旗帜的兵勇。中国的城墙甚至对于现代的炮兵来说都是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屏障。它们是用土方和石块堆积起来的庞大建筑，城墙的底部很宽，越往上越窄，而且它们的最外层是用花岗岩砌成的。城墙的顶上铺有石板，一般的宽度可允许六七个人并排行走，并且可以受到胸墙的掩护。

紧接着，慕雅德又告诉读者，除了按日出和日落的时辰开闭城门的古老规矩之外，杭州守护城门的卫兵还有一种特殊的做法，即每天在太阳落山之后，他们会在城楼顶上的大厅里点上一支红蜡烛，这样就可以给人们进出城门多留出一个小时来。蜡烛的火苗一灭，城门便会立即关闭，门闩也会马上落榫。如前所述，这么生动和具体的细节描写，无论在地方志或是在其他史料中都是难以见到的。

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更多有关杭州城墙、城门特征的描写。例如在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倘若晚上被关在了城楼门外的话，一般只要给把守城门的卫兵贿赂一点钱，他们就会把城门打开；但是在杭州这样做就行不通。关于开闭城门的规定在这儿执行得更为严格。我们还得知，木制城门的正反两面都被蒙上了一层铁皮，城门被关上之后，城门的两边都会用巨大的门闩加固，而且在门闩上还会另外加锁。日落关闭城门的规定还适用于城墙四周的各个水门。在水门的门洞上会放下一个用铁栅栏做成的吊门，离水面的空隙大约只留下六英寸左右，以防任何船只在晚上从水门进出。然而杭州城门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还在于一些主要的城门拥有瓮城这种特殊的防御设施：

我们现在已经穿过了外城门，在到达内城门之前还必须穿越一个大型的瓮城。大部分中国城市都有这些位于城墙外面的防御设施。瓮城的外面有城墙团团围住，瓮城内的院子似乎是为了聚集防守外城门的军队而设计的。当形势紧迫的时候，卫兵们还可以撤退到内城门里面，继续在那儿进行防守。

令人吃惊的是，有许多学者和杭州的文史专家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杭州城门的这一特征。就拿2008年落成的杭州古城墙陈列馆来说，这个仿古建筑的设计者显然并没有意识到杭州城门的上述防御功能。在这一方面，慕雅德跟马可·波罗一样，向我们提供了让人往往预想不到的，然而对于了解旧时杭州又是至关重要的信息。

但慕雅德在有一点上要胜过马可·波罗，因为他接受过现代大学教育，又生活在一个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由于他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所以具备了更加敏锐和深远的目光。每当描述一个令人惊讶的奇观时，他总是能够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因此他关于晚清杭州的描述包含更多的真相，而非仅靠幻想或拾人牙慧。例如下面这段他对于著名“钱江潮”的描述：

……钱江潮……是这些自然奇观中最令人惊奇的一种现象。巨大的海浪在从舟山以外的外海被吸入以后，又跟扬子江入海口的水流汇聚在一起，并因此得以加强。接着，潮水在离杭州30英里的海宁处被强迫进入一个狭窄并呈漏斗形的钱塘江入海口，其强度从普通的涨潮一直到形成11至12英尺高的巨大水墙，其宽度可达1。5英里，并且喷珠吐沫，就像是急速奔腾的披鬃骏马。它以每小时十四或十五节的速度向上游推进，以摧枯拉朽之势拍击江岸，激起巨大的浪花。我不止一次地看见过高达20至30英尺的浪头，使停泊在江边的大小船只时而左右摇晃，时而震颤不已。尽管江中潮水所形成的水墙够不着这些船只，但是它们却躲不过潮水浪花的洗刷和冲击。

建造在庆春门旧址上的杭州古城墙陈列馆（李晓扬，2010年）

老照片中的庆春门是建有瓮城的（鲍乃德，1912年）

老照片中的庆春门是建有瓮城的（鲍乃德，1912年）

在上面这段描述中，慕雅德提及了可能引起钱江潮奇观的好几个因素：从外海吸入的巨浪是钱江潮水的主体；从扬子江入海口泻出的水流汇入杭州湾，对钱江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钱塘江河道的狭窄和入海口漏斗形的独特地质构造是钱江潮猛涨的诱因，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造就了钱江潮这一旷世奇观。

与马可·波罗相比，慕雅德另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他已经掌握了照相这一现代高新技术。因此他能够在书中很有说服力地直接采用照片来展示自己所描写的对象或支持自己提出的观点。他所采用的不仅有自己拍摄的照片，还有从朋友和同事那儿收集来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书中注明了这些提供照片人的姓名并向他们致谢，这种做法在清末时期尚不多见。在《新旧中国》一书的照片目录下面，他特别注明，书中所采用的31张照片中有15张是他的英国圣公会同事格罗夫斯提供让他使用的。格罗夫斯所拍摄的这些照片不仅质量相当好，而且其中有五张可以确认是1883—1886年间在杭州拍摄的，它们堪称是非常罕见的杭州早期照片。在使这些照片流传后世这件事上，慕雅德可谓居功至伟，因为这些照片当时如果没有被发表的话，很可能就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永远不能见天日了。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只能够从《新旧中国》一书中选取三张格罗夫斯的杭州老照片来加以评论。第一张就是在1885年前后拍摄，也就是慕雅德本人第一次来杭州时所亲眼见到的那个杭州六和塔。

乍一看去，人们往往会把上面老照片中的那个六和塔误认为是雷峰塔，因为它跟1924年以前的雷峰塔一样，只剩下了砖砌的塔芯。老照片中的宝塔看上去只有六层，而如今的六和塔却有十三层，两者之间的落差未免有点太大。但假如我们把老照片中宝塔的周围环境，尤其是塔前的那条石阶小路等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才能够意识到，老照片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其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六和塔曾经历过多次重建和修缮。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六和塔外部木结构最早是于1899年才加上去的，而后还经过多次修缮。假如我们进入到六和塔的里面，就可以发现，尽管从外面看上去塔身有十三层，但是里面实际上只有七层，其塔芯即是老照片中的六层塔无疑。如果没有慕雅德所提供的这张老照片，我们很难想象六和塔在19世纪时会是什么模样。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老照片在帮助我们恢复杭州的历史记忆中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

清末的杭州六和塔（格罗夫斯，约1885年）

如今的六和塔（沈弘，2008年）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杭州郊区运河上一个翻坝的照片。杭州位于江南水乡，晚清时期这儿的水系特别发达，河道纵横，主要的交通运输手段都是靠水运。如前所述，当时的船要从一条运河转到另一条运河时，必须用人工或水牛把船拉过一个翻坝。但由于这种做法早就已经被废弃，所以现在的杭州人对于翻坝的记忆已经非常淡薄。在慕雅德所发表的格罗夫斯杭州老照片中正好有一张关于杭州翻坝的照片。这张照片所反映的场面相当宏大和壮观，它表现一条装满货物的平底帆船在七头水牛的奋力拉拽下，刚刚登上翻坝顶端的那一刻。几年前当这张照片被重新发现时，它给人的巨大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立即激发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一个以这张照片为原型的大型雕塑“运河魂”如今已经出现在杭州艮山门附近的京杭大运河边，并立即被媒体称为杭州城市景观中的一个主要地标。

第三张照片的对象是西湖中央一个小岛上的湖心亭。照片中的那个建筑式样端庄、风格典雅，是一座具有典型传统设计特点和鲜明地方特色的亭榭。它原是清末杭州的一个公用建筑，杭州市民在策划宴请、婚娶和聚会等重要社交活动时均可以向衙门申请将它作为一个最合适的举办场所。不幸的是，这座原来的建筑百年之后并没有幸存下来，而是被后来建造的、式样更为平庸的亭子所取代。

杭州郊区运河上的一个翻坝（格罗夫斯，约1885年）

灵感来自老照片的杭州标志性雕塑“运河魂”（李晓扬，2010年）

清末的杭州湖心亭（格罗夫斯，约1885年）

湖心亭仍然还在，但早已面目全非。

慕雅德在其他两部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中也提供了内容同样精彩，在视觉上也颇具冲击力的照片或根据照片而制作的图片。它们在帮助我们恢复和保存杭州的历史记忆这方面具有同等的效力，因此也是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清末民初杭州人文地理原貌的珍贵史料。例如慕雅德《在华五十年》（1911年）一书中的照片展示了有800多年历史的岳王庙在清末时期的真实情景。

另一个例子是慕雅德在《英国圣公会浙江传教使团的故事》（1879年）中所提供的表现英国圣公会传教使团在杭州驻地和它最早建立的一个教堂的插图。虽然教堂建筑现已不存，但是作为原传教使团驻地的那座楼房却因后来成为圣公会举办的广济医院（浙二医院的前身）的一部分而幸存了下来。2010年，浙二医院在纪念建院150周年的同时，隆重推出了一部以老照片及其说明文字为主，追溯该医院演变和历史发展脉络的纪念册。在笔者的推荐下，慕雅德所提供的这幅图成为了该纪念册中一个特定章节的话题。

在中国生活、工作和旅行了近半个世纪的难得经历使得慕雅德对于中国的文化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他对于杭州的印象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因为他对于自己当时所见到杭州的负面形象也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严厉的批评。例如：在清末的浙江首府杭州城里随处可见人数众多的乞丐；由于下水道系统和公共卫生观念的缺失，杭州城里居住环境脏乱的现象比较严重，加上运河的淤泥被挖上来之后便随意堆积在运河边上的做法，使得城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怪味；另外杭州受鸦片的祸害较深，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找到乌烟瘴气的鸦片馆。他从自己的杭州话教员那儿得知，杭州那些鸦片馆里所抽的鸦片绝大部分都是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进口的，而且他也亲眼目睹杭州当时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包括有一次将在杭州地区收缴的8000根烟枪（鸦片灯）集中焚毁的壮观场面。正因为如此，他是最早公开谴责鸦片贸易为“基督徒罪孽”和“基督教耻辱”，并上书英国政府，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鸦片，以使无数中国人免受苦难的英国传教士之一。

清末的杭州岳王庙内庭园（慕雅德，约1900年）

英国圣公会传教使团在杭州的驻地和教堂（慕雅德，18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