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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 裘德生 我在杭州的生活（第2页）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经存在了上千年，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挑选文人学者来做官。杭州是省府，拥有一个内设众多号舍，可供15000考生前来参加乡试的贡院。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不涉及普通的学识，而只是就某个玄奥的题目用文绉绉的风格来撰写八股文。针对科举考试的准备工作是在私塾里完成的。我记得刚到杭州时，每次到街上散步，都能听到这些私塾的男孩们扯着嗓子，反复地高声朗诵那些汉字，试图将它们记住，以便能够在老师面前将它们“背”出来。之所以用“背”这个词，是因为学生在背诵这些汉字时，必须真的背对着老师。在中国庞大的人口中，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学习读书识字，而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那就更少了。正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学习更多普通知识的需求，导致我最终决定来办学校。

顺便提一句，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有全省成千上万的考生前来参加，它是我们向考生散发宗教小册子，让他们带回家去的一个好机会。拥有15000多个号舍的杭州贡院后来被拆毁了，在那个地基上建起了一所大型的师范学校。

育英义塾和我们的住所在同一个院子里，只有一堵低矮的土墙开。这是一座只有一层半高的古老中式建筑。楼上有一个狭窄的走廊。一端是中国古文教师的起居室，另一端就是我背书的小房间。楼上还有一个能容纳20多个男孩睡觉的大房间，他们的床是用松木板做成的，有两个长凳支撑着床板，床板上面铺着一张草席。楼下有四个房间，包括小教堂、教室、饭厅和华人校长一家的住房。学生不用交学费，所有费用包括旅行、铺盖，甚至每个男孩两个月剃一次头的花费，更不用提他们的饭费，都由传教使团来承担。学校里所教的课程有中文经典作品、八股文写作、圣经和基督教书籍，还有一门课是用宁波话拼音字母印刷的“地理蒙学”。

又过了几年，学校规模扩大，学生人数比原来多了四倍，原有的校舍已经不能适应，我们在另一条狭窄小巷（大塔儿巷）里买下一块空地，学校从那座中式的老房子里搬到了新建的校舍，在这条小巷里，学校一直延续到1910—1911年间。那以后，学校又搬迁到钱塘江边的二龙头，并改名为之江学堂，这是它最后一次搬迁。

四、有人抓了一只活的、肚子滚圆的虱子，它成了一个精彩的观察对象。

1885年夏天我休假回国，在美国呆的时间不长，1886年2月就回到了杭州。回美国探亲期间，我设法弄到了一台有两匹马力的希普曼牌蒸汽发动机，一台旋转车床，和大量木匠和铜匠的工具。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带回中国，是为了能让学校的男孩子们和外来的参观者增长见识，我的这个设想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那个小小的蒸汽机是杭州城里的第一台蒸汽机，它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不少士绅赶到学校里来观看它的神奇表现。有一次，有几位文人慕名专门前来观看从“洋鬼子国家”带回来的蒸汽机。那是七月份一个炎热的日子，他们身上都穿着绸长衫，手里摇着漂亮的绸扇子。蒸汽机的火点着之后，蒸汽开始冉冉升起，压力表也随之一度度地上升。气缸顶部的一个安全阀在压力达到70度以后就会自动跳掉，然后放出蒸汽。我事先没有跟他们说明。当压力达到70度时，安全阀砰的一声跳了起来，发出可怕的嘶嘶声，浓雾般的蒸汽一下子冒了出来，在房间里弥漫。客人们吓得四下逃散，有的从前门夺门而出，有的从后门，还有的是从窗户跳出去的。我转动了节流阀，蒸汽机的嘶嘶声消失了，小马达开始以每分钟250转的速度转动起来，它转动得如此平稳，以至于肉眼几乎看不出它是在高速运转。我的那些文人骚客们经过劝说好不容易才回到房间里。我向他们解释了安全阀的原理，并用皮带轮把马达与车床连接起来。客人们看着车床轻而易举、准确无误地将一根铁棍切削成一根有螺纹的螺丝杆，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些士绅们从此成了学校坚定的朋友，后来还帮助学校教授一些跟科举考试有关的一些中文科目。

我带回来的东西有一台静电机器，它能够放出三四英寸长的电弧。一天，有三四个官员应邀到学校来参观，一位客人被请求坐在一张绝缘的凳子上，他身上通电以后，我用手指触碰他的耳朵、鼻子和身体的其他部位，每碰一下就会跳出电火花，他惊跳起来。我用调羹盛上酒精请他碰一下，他一碰调羹，便产生电火花并点燃了酒精。这个实验对于这位文人出身的官员来说有点太过分了，他从凳子上站起身来，嘴里喃喃自语：“稀奇得很。”做这种试验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了解这个学校在教授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并且消除他们的偏见。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失望，这几位文官经常访问我们的学校，并且在后来创办他们自己的学校时，也以我们的学校作为模本。

我们还得到了一台小发电机，可以在特殊的节日或庆祝活动中用来照明，这是杭州的第一台发电机。纽约的一位朋友寄来一整套电报装置，我们在学校和我的住宅之间架设了一条电报线，这也是杭州的第一条电报线。在学校的院子里架设了一个小型天文望远镜，它吸引了许多访问者来观看土星的圆环和木星的卫星。学校还得到了一个六分仪，在以后好多年里，人们测量到了精确的杭州时间。

育英书院1908年毕业班同学合影（费佩德摄）

1900年左右的育英书院学生在讨论几何课程（队克勋摄）

裘德生与育英学院的学生合影。裘德生在育英书院，是推行在美国流行的学生半工半读计划，以帮助贫苦学生完成学业。照片约拍摄于1906年前后。

裘德生与育英学院的学生合影。裘德生在育英书院，是推行在美国流行的学生半工半读计划，以帮助贫苦学生完成学业。照片约拍摄于1906年前后。

学校购买了一个很好的显微镜，它在招待来访者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有一次展示用显微镜进行观测的幻灯片，其中有一张幻灯片是有关虱子的。有一位客人建议，用显微镜来观察一只活的虱子也许会更为有趣。还没有等他说完，就有人抓了一只活的、肚子滚圆的虱子，它成了一个精彩的观察对象。

我们在中国度过了45个年头，亲眼见证了中国的许多变化。1879年，我们首次从上海来杭州时走了八天，当我们离开杭州的时候，只用了不到八个小时就到达了上海，因为我们搭乘了沪杭甬铁路上的火车。

我记得有一次从杭州下乡去，在返程中看到运河沿岸从上海到杭州已经架设了电报线。在我们离开杭州之前，城里的每个地方都可以看见电话线。大约在离开杭州前的最后一年，晚上在狭窄的街道上散步已经成为一件乐事，因为街上已经有了电灯，人们不需要再手上提着灯笼走路了。更为令人惊喜的是，在我们所住房子里的任何一个房间里，人们只要一按开关，就可以打开电灯，再也不用点蜡烛和油灯了。

而通往离城里大约七英里的灵隐寺，已经有了平整的马路，可以乘坐汽车前往，而不是坐“人力车”，由人工拉着去，那是多么惬意的享受！

五、与这些原木被运送的速度相比较，蜗牛可称得上是闪电般的速度了。

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耐心和极其节俭的民族。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他们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民族。没有一个任务对于他们来说是完不成的，而且他们从不轻言“放弃”，坚忍不拔的韧性使他们在许多方面胜过我们西方人，而不知疲劳的耐心也使他们完成了许多艰巨的任务。

在太平天国时期，杭州西郊的著名寺院灵隐寺几乎彻底被毁，它在一片废墟中存在了许多年。几年前，上海有一位富有的官员捐赠了一笔钱来重修这个寺院。有一些很大的红松原木，我记得共有21根，从俄勒冈运到了上海。下一步就是把它们运到灵隐，以便用于寺庙的重建。这件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把它们从黄浦江沿大运河漂浮着运送到杭州，相对来说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接着就需要有许多人拖着这些木头越过翻坝，进入西湖。中国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一旦进入西湖，使这些木头漂浮三英里的路程，到达湖的西岸又是相对容易的事。但是要到达灵隐，还有三英里的陆地要走。这个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然而中国人又做到了。

他们从上海找来了一个绞盘老手，这些巨型原木被一根根放到了轴承上，然后沿路拉着走。人们总是谈论蜗牛走路的缓慢，但是与这些原木被运送的速度相比较，蜗牛可称得上是闪电般的速度了。我记得曾经把手指放在一根原木上，已确定它是否真的在移动。你看，人们就是通过这样耐心和永不放弃的工作，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终于把这些原木拉到了它们要用来做木柱的地方。也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它们被竖立在适当的地方。为了确定那些木柱究竟有多大，我和珍妮两人试图把其中一根木柱合抱起来，我们俩的手指刚好能够互相碰到。也就是说，每一根木柱的直径有四英尺多。我没能测量木柱的高度，但它应该是在120至130英尺之间。

六、他们真正学到了细水长流的秘诀。没有任何东西会被浪费。

假如说中国人是一个坚忍不拔的民族，那么他们肯定也是一个节俭的民族。他们真正学到了细水长流的秘诀。没有任何东西会被浪费。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西方人每年扔掉的东西足够养活50000个中国人，此话不假。当你听说中国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四五个鹰洋时，你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天哪，怎么那么穷。”实际上，我曾经在很多中国人家庭中吃过饭，他们的食品种类很丰富，烹调的方式也五花八门，但中国食品的味道比我们的更好吃。我的孩子们在中国出生和长大，他们非常喜欢中国人的食品，我家仆人们吃饭时，孩子们就会被吸引到他们的房间里，赶都赶不走。

中国人不仅在食品非常节俭，在穿衣上也是如此。他们具有一种奇妙能力，可以通过里外对换、上下倒置等很多方法，使布料穿得很久，而且看上去还很新。我记得自己曾经有过一件乌尔斯特式大衣，穿了好几年，看上去已经很旧了，我请来一位裁缝，把做里子的布与做面料的布对换了一下，它马上就变得焕然一新。这件大衣我又穿了好多年，直到它又变得破旧不堪，我不再穿它。后来我把这件没用的大衣送给一位中国朋友。几天之后，我遇见这位朋友和他的太太，他们都穿着很漂亮的、用外国布料做成的新衣服。我很吃惊，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买不起这么贵重的布料。当我问他们哪儿来的新衣服时时，“哦，就是用你的那件旧大衣做的。”那位太太很高兴地回答。又过了几天，一些小孩子们在我家前面的花园里玩耍，我注意到他们穿着带格子图案的法兰绒做的裤子，我感到非常奇怪，便问他们哪儿来的法兰绒裤子？孩子回答：“我妈用你那件旧大衣的边角料做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10年育英书院的返校校友们合影留念（费佩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