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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钱塘江观潮记（第1页）

1906　钱塘江观潮记

晏文士

2011年年初，我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书库内搜寻1949年前外国人描绘和记录浙江和杭州的历史资料时，偶然发现美国《大众科学月刊》1908年第2期和第3期上连载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游记文章，题为“钱江潮观感”。作者是当时刚刚出任岭南学堂监督的美国传教士晏文士（CharlesK．Edmunds）博士。文章中附有37张表现上海至海宁运河沿途风景，以及钱塘江海塘和钱江潮的老照片。

晏文士出生于1872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受教育，获得文学学士和物理学博士两个学位。作为1903年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他开始只是在广州的教会学校岭南学堂担任物理教师，但在短短的四年后便很快升任岭南学堂监督。在这个相当于校长的位置上，晏文士博士干了整整16年，为把只相当于中学水平的岭南学堂提升为一个学科整齐、教学设施完备、师资精良和毕业生颇为抢手的岭南大学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在纽约洛克菲勒档案中心查阅那里所藏的岭南大学档案卷宗时，曾经亲眼见过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总长范源廉表彰晏文士博士对于中国教育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亲笔信。1924年，晏文士从岭南大学监督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旋即又被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聘为首任监督（Provost）。

虽然是物理学博士，但晏文士的兴趣爱好似乎也包括了旅行、摄影和中国人文地理研究。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21年中，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除内蒙古外的每一个省份。在中国各地漫游过程中，他随时都在观察、记录大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现象，并拍摄照片。美国顶尖的摄影和人文地理期刊《国家地理杂志》上可以看到他有关中国的文章和摄影作品。发表在《大众科学月刊》上的这篇连载文章无疑也属于晏文士在中国各地旅行、细心观察和记录的成果之一。它与大约同一时期的葛骆（WilliamR．Kahler）和葛利（JohnGreen）等其他两位外国人所写的钱江观潮游记一样，为我们了解百年前的杭嘉湖地域文化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

晏文士的文章分两部分，上半部分介绍从上海至海宁的路线和旅途观感，下半部分介绍海宁的海堤建设情况和钱塘江观潮记。

在文章的开头，晏文士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些背景情况，包括他为什么要去看钱江潮，以及他是何时、何地观看的钱江潮。根据他的说法，钱江潮是在中国境内所能看到的最为壮观和雄伟的自然景观——当亲眼目睹一道20英尺高、2。5-3英里长的巨大水墙以雷霆万钧之势，每分钟挟带着150万吨潮水呼啸着从你身边经过，而且持续时间长达半小时之久时，你的灵魂将会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人类是显得多么的渺小。他的这一说法颇为典型，可以解释为什么钱江潮对于20世纪初来华的西方人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晏文士于1906年9月6—7日在海宁的镇海塔近距离地观察了两次中午潮和一次午夜潮，因为他听说每年立秋后的第一个满月，即农历的八月十八，是每年钱江潮最大的时候，而且那时当地的天气已经比较凉爽，观潮时蚊子也不会太多。当时可以观看钱江潮的地方有很多，有人选择在钱塘江入海口外的澉浦观看钱江潮是如何形成的，也有人选择在杭州观看钱江潮的强弩之末，但传统上认为观潮的最佳地点是在海宁老盐官镇的镇海塔处。钱江观潮实际上是很有讲究的，在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钱江潮的不同形态。例如在镇海塔下游五英里处的丁桥附近可以看到两股不同潮水十字交叉的“碰头潮”，在镇海塔处则可以见到蔚为壮观的“一线潮”，而到了盐仓附近钱塘江江道拐弯处，还可以看到潮水撞击海塘而形成的“回头潮”。在这三种不同的潮水中间，又数“碰头潮”最为壮观，因为当两股潮水撞击在一起时，激起的浪头可以高达30英尺。

晏文士手绘的钱塘江地图（1906年）

高达30英尺的钱江潮水墙（葛骆，1902年）

上海外滩（晏文士，1906年）

跟许多当时前来观看钱江潮的西方人一样，晏文士是从上海出发，乘坐由小拖轮牵引的住家船船队从水路来到海宁的。船队通常是由三至六条住家船所组成。当时这种住家船的内部装饰分中式和西式两种，大小也不相同，小船的船舱里只能住两名游客，大船则可住一个6-8人的团体。价格自然也有差别：例如从上海到杭州，租一条小船的价格是五块大洋，而大船则要十二块大洋，拖船费还要另付。每天下午大约五点左右，会有两至三队拖船从上海沿着苏州河出发，前往杭州，大约第二天下午三点以后便可到达。当时有三家拖船公司开通了上海至杭州的这条运河航线，其中有两家公司是由中国人开办的，另一家是日本人开办的。

根据另一位在上海大清海关工作的美国人葛利的说法，上海的这几家拖船公司是在19世纪末才办起来的。在那之前，很少有人会专门从上海赶到海宁去观潮，虽然两地之间的距离并不算太远，但是光靠人工划船或拉纤毕竟速度太慢，还要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干扰，所以路上会比较麻烦，价格相应也会比较高。自从拖船公司成立之后，可以定期将游客乘坐的住家船从上海送往杭州或海宁，这就大大地节省了路途上所花的时间，也激发了人们前往海宁观看钱江潮的热情。

从上海去海宁观看钱江潮的西方人往往是乘坐星期五下午的拖船走，这样在星期六的半夜和星期日的下午可以有机会在海宁观看两次涨潮，并且能够在星期一的上午赶回上海。假如有私家游艇的话，那就更方便了，可以趁周末花60个小时的时间从上海到海宁打一个来回，不仅有看两次涨潮的机会，甚至还可以在回程中花五个小时来打野鸭。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不赶时间的话，人们可以在旅途中充分享受乘坐住家船的悠闲和乐趣，尤其是在秋季的时候，运河沿线两岸风景如画。这种具有浓郁异国情调的江南水乡风光对于西方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靠摇橹或用竹篙撑船，从上海到海宁的水路虽然需要两天以上的时间，但却可以充分欣赏和游览长江三角洲农村和城镇的风景。此外还可以有一个折衷的方案，即先从上海乘坐拖船经嘉兴沿大运河于第二天中午时分抵达桐乡的石门镇，然后再换乘用人工摇橹的住家船，沿另一条名为上塘河的小运河前往海宁，当天晚上六七点钟便可到达目的地。

从嘉兴前往海宁的运河（葛利，1903年）

关于从上海去海宁的水路，同样在上海大清海关工作的英国人葛骆在其《钱江潮观赏指南》（1905年）一书中有更为具体的描述：

若欲前往最佳观潮地海宁，游客可以在满月那一天从上海随去杭州的拖船队出发，但是有三条不同的路线。第一条路线就是随拖船队到嘉兴之后便下船，然后换乘住家船沿着长水塘（HayZayCreek）南下。这条路风景最好，但是距离也最长。第二条路线是随拖船队一直到石门镇，出镇之后在镇子左面的第一座桥处换摇橹的住家船，继续前行到河右面的送子桥时，左拐走上塘河（HayNingCreek）直达海宁。第三条路线是过了送子桥之后再前行大约40分钟，接着左拐直至新坡和老坡。这些是指翻坝，翻坝上面的那条运河一端是去海宁，另一端离杭州很近。走这条水路的话不用担心船会碰上又窄又低的桥洞。此外它还是一条最近的路线，从石门镇到海宁只需三个小时。如果旅客不想将自己的船拖过坝的话，他可以在上面那条河另租一条船，并赶在两小时内抵达海宁，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

相对来说，上述第二条路线比较方便，也颇受欢迎。晏文士选择的正是这条路线。1906年9月4日，他于黄昏时分在上海苏州河码头上了船之后，拖船队便缓缓地从外白渡桥下穿过，在桥上众人的注视之下驶入了黄浦江，并且经过了整个外滩和江边码头，上海整座城市的轮廓线尽收眼底。拖船队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南下，在闸港处黄浦江有一个九十度的大转弯，拖船队从往南转向了往西，经过了松江之后，便很快进入了浙江省的地界，直奔嘉兴而去。来到嘉兴之后，拖船队就进入了京杭大运河。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嘉兴至石门镇的京杭大运河是一条笔直的河道，向南再行驶一段不长的路程，便可以进入直达海宁的上塘河。清末的京杭大运河及其支流能给人们呈现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但在亲历其境的西方人笔下，这些运河却显得那么栩栩如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用花岗岩长石板铺成的简易桥梁（晏文士，1906年）

京杭大运河的一个拐弯之处（晏文士，1906年）

一座长石板加石栏杆的简易桥梁（晏文士，1906年）

一座曲线优雅、富有艺术性的三孔石拱桥（晏文士，1906年）

且看晏文士在文章中所记录的以下这段细腻而生动的运河印象：

在整个旅途中，我们都发现运河上生机盎然。一艘艘载满了柴火的大货船从我们的船队旁经过，向上海方向驶去，而装有日常百货和其他货物的小船则忙忙碌碌地来回穿梭，经常在一些小村庄跟我们交会。还有大型的木排或竹排，头尾相连，一眼看不到尽头。令我们感到惊叹的是，仅凭四五个人，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随心所欲地驾驭这些庞然大物的。此地模样奇特的乌篷船取代了珠江三角洲的小舢板，成为一种快速的客船。这是一种体形细长的船只，其驱动方式颇为奇特。船上只有一个船夫坐在船尾，手上划着一支大尾桨，同时又用双脚摇着一支绑在侧挡板上的大橹，其方式就是用一只脚抵住大橹的圆杆，另一只脚则抵住一块与橹杆成直角相连的扁平木柄。这些乌篷船被用来在那些没有拖船航线服务的小乡镇之间运送旅客、邮件和包裹。

在运河的两岸，尤其是在嘉兴附近，都可以看到用花岗岩精雕细刻的石牌坊，尽管该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受到了太平军的破坏，但还是有几个宝塔逃脱了太平军之手，颇为引人瞩目。在一个拐弯处，我们注意到有三个造型优雅的宝塔并排矗立在运河旁边。

然而，在运河旅行中最经常遇见和具有最明显特征的就是我们所经过的那一系列设计精巧的桥梁建筑。有木桥，花岗岩石桥，简陋的桥，做工精良、造型漂亮的桥，摇摇欲坠的桥，维修一新的桥。这儿无论是多孔圆拱桥，还是单孔圆拱桥，全都不用拱顶石。还有顶上有商店或亭子的桥；两边有绿色长青藤覆盖，两端长有小树丛的桥。桥顶上坐着用抄网捕鱼的渔夫，眼巴巴地盼着鱼儿入网，并责怪来往船只赶走了鱼群。有的桥因其巨大的桥墩和狭窄的桥洞阻塞了水道和加剧了湍急的水流，使稍微大一点的船增加了航行中的危险……

在河道笔直的运河段，有时候一下子就能见到河道上有三座桥，因为每一个村庄都必须要有它自己的桥。而运河边上的村庄一个接一个，使它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关卡重重的斯特灵市”。当运河穿越城镇或乡村时，当地人会费尽心机，通过在桥上建造廊柱和亭子，或是不计后果地在桥洞边上停船，最大限度地阻塞本来就已经很狭窄的河道空间。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石拱桥不仅仅只是一个半圆形的桥洞，而且还是显示石匠精湛技艺的一个经典范例。

跟晏文士不同，来自上海大清海关的葛利去海宁观潮时走了前面葛骆所说的第一条路线，即从嘉兴换乘住家船以后，转而沿长水塘一路南下。由于没有任何压力，所以他在路上可以花整整三天的时间来游览沿途风景，因此也注意到了更多的细节。例如他观察到了运河两岸农民用于灌溉土地的水车，其中有的是用蒙上了眼睛的牲口拉的，有的则是靠人踩的，那些水车上的木头脚蹬子令他联想到了古代西方用以惩罚囚犯的踏车。在有些运河段，他还看见有人坐在只能容纳一人的小舢板或脚盆里，耐心地检查着精心种植在河边的水生植物根部，以采集菱角。跟晏文士一样，他不但一路上看到有很多渔夫用抄网站在桥头捕鱼，而且也看到了船舷上停满了鱼鹰的小船从他的船前经过，前往某个鱼多的地方。令他略感遗憾的是，从远处眺望，运河两岸的城镇和村庄总是显得那么风景如画，颇具浪漫色彩，然而走近之后，却总能看到环境污染和垃圾；每当运河从村庄中间穿过时，这种污染的情况往往会更加剧。

杭嘉湖地区常见的乌篷船，船右侧那支桨是用脚划的。（晏文士，1906年）

嘉兴运河段两岸的石牌坊（苏柯仁，1920年）

京杭大运河上著名的嘉兴三塔（苏柯仁，1920年）

一个城镇入口处的简易石桥（晏文士，19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