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1879 裘德生 我在杭州的生活（第1页）

1879　裘德生：我在杭州的生活

钱塘江畔月轮山上的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里，散布着一组美轮美奂的近代西洋建筑群，其历史风貌之完整，不但在杭州已成绝响，在全国各高校中也可说是凤毛麟角。这就是著名的基督教大学——之江大学曾经的校舍，现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江大学的前身是美国北长老会为培养中国基督教徒而建立于宁波的男童寄宿学校“崇信义塾”。1867年，该校迁至杭州城内皮市巷，改名为“杭州长老会男塾”（HangchowBoys'School），中文名为“育英义塾”，取“乐育英才”之义，课程以宗教教育为主。两年后校址迁往大塔儿巷。由于当时杭州刚经历太平天国战争，文教事业一片萧瑟，育英义塾的发展非常不稳定。

1880年，美国传教士裘德生出任育英义塾校长，给学校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他按照美国高中标准对学校的课程体系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开始注重理科。除了四书五经、圣经等传统课程外，还系统开设了西方近代科学的课程，并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1905年秋，裘德生从美国度假回杭，带回了不少实验仪器和设备，其中包括无线电报机、X光机、发电机引擎、气压表、显微镜等，供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这些在当时中国还极为少见的西方科技文明，大大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加之学校平时大力宣传科学知识，举办通俗科学知识讲座，使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1893年，美国长老会开始考虑将它提升为一个高等学院，于是在原有的高中课程之外，又增设了英文专业和一个两年制学院的课程。

1897年初，学校转制办理大学，将英文名称从原来的HangchowBoys'School改为“HaerianCollege”（杭州长老会学院），中文为“育英书院”，这标志着它成了浙江省内第一个新式高等学府。当时学生已有百余名，学制分设正、预两科：正科6年，大学程度，内设有英文、化学2个专科；预科5年，相当于中学程度。后分别改为5年和4年。

1906年11月，长老会决定将学校扩充为教会大学，并成立学校董事会。由于城里原来校舍狭小，故开始在钱塘江畔六和塔旁二龙头购地建设新校舍，于1911年建成迁入。因地处钱塘江的弯曲处，故改名为“之江学堂”，1914年正式改名为之江大学（Hangiversity），由传教士王令赓（EJMattox）担任首任校长，分本、预两科，附设高中部。1922年起向学生颁发学士学位。

1923年裘德生退休离开杭州，这之前，他和他的全家，在杭州皮市巷（原育英义塾校舍）的一所房子里住了40多年，他的4个孩子都出生在这所房子里，这所房子被他称为“我们的永久性住宅”。晚年，当他在纽约回顾往事，杭州雨巷的白墙黑瓦依然如此清晰。

裘德生在杭州的时间，正是中国改朝换代的时段。关于近代史，我们在历史课本里听到太多的中西之间的战争、枪炮、侵略、敌对，大塔儿巷里的书声如此微弱，早已被敌视淹没，被抹去。裘德生们在杭州倾力办学的故事，消失在某种固定的历史叙述中，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消解了。

现在，我们在裘德生的回忆录中找到了那个时代的鲜活记录，他说：“这是一段难以描述的时期，它包括了我的大半人生。我人生中真正的工作是在这段时期内完成的，而在那之前的所有生活，都只是为这个时期准备的。”

裘德生和王令赓与育英义塾的校友们在一起（队克勋摄）

裘德生的住房建在原育英义塾校舍的遗址上（来自育英义塾第一任校长陶锡祈家庭相册）

一、人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推动那些木棍，转动绞盘，把下面的船只沿着泥泞的翻坝拉到上面的河道里，那场景十分精彩。

从旧金山到横滨的海上航行，我们共花了21天的时间。这是我和新婚妻子珍妮的第一次跨海旅行，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显得陌生和有趣。从横滨到上海的航行只花了我们一星期的时间。在上海，经过几天的准备，我们找到了两艘中国住家船前往杭州。

在我们这条船上有我和珍妮，还有一大块牛肉，这是我们带到杭州去的，以备冬季食用。天气寒冷，船舱里点了一个小火炉，火炉上面有一根管道将烟直接传送到窗外。但不知什么原因，外面的风倒灌了进来，结果使得船舱里烟雾弥漫。我们宁可挨冻也不愿忍受烟雾，所以就把火炉给熄灭了。船夫在船尾摇橹，起风的时候船夫会在桅杆上挂起一张帆，或者是靠纤夫在岸边的纤道上拖着船走。

杭州城的地势要比上海高，所以我们的船必须要拉上一个泥泞的翻坝，以便进入城内的河道。这是通过一个用圆形大木柱所做成的简陋绞盘来完成的，这根木柱的一端用一根铁栓插在一块石头上凿出来的洞里，另一端则用支架来加以固定。木柱的下方有好几根突出来的木棍，那是供人来转动木柱的。看着人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推动那些木棍，转动绞盘，把下面的船只沿着泥泞的翻坝拉到上面的河道里，那场景十分精彩。

1879年12月12日那天，我们进入了杭州府的城门，来到了万安桥。牧师来恩赐先生就在那儿迎接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他位于丰乐桥的家里，我们在那儿度过了到达杭州的第一个夜晚。

二、他的问题也许是：“你讨老婆了吗？”我的回答依然是：“十五个铜钱。”

第二天凌晨大约四五点钟，我们被一种极为恐怖的声音惊醒，这声音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它似乎就是从我们窗边发出来的。

下来吃早饭时我们讲了这件事情，来恩赐家的孩子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翻，告诉我们那只不过是驴子的叫声。我们后来不仅习惯了这种叫声，而且还喜欢上了骑驴。

两三天之后，我们被介绍给了史先生，他过去是来恩赐先生的中文教师，现在则成了我们的中文教师。我们唯一的课本是有关杭州话的音节表，一些日常中文用语，还有一个囊括汉字244个偏旁部首的单子，我们就是靠它来查找和研究汉字。史先生耐心地教我们，我们一天又一天地反复练习这些奇怪的发音。有的汉字偏旁部首我们记住了，但更多的却并没有记住。史先生也会教我们一些短语，并跟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交谈。

下午四点之后，我们就会像参加宗教仪式那样准时地到陌生的街上去散步，起初不敢离我们所住的房子太远，怕迷路后回不了家。有好几次，我们确实因为语言不通而问不到回家的路。

西城墙的外面就是风景如画、闻名遐迩的西湖。西湖的南面和西面伸展着高达几百英尺的美丽山丘，在绿荫环绕的山谷中和山顶上矗立着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和道观。来恩赐先生带我们到山上去玩，以俯瞰杭州城及其周边的乡间。我们经常租一条船，自己划船到湖中的小岛上去游玩。最初几个月郊游中得到的第一印象，至今都未曾消退。

在杭州过的第一个春节是一个十分隆重的节日。我记得那是在二月份的某一天，那天的烟花爆竹震耳欲聋，是我以前从来也没听到过的。7月4日的美国国庆节与它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中国人精通于制作烟花爆竹，他们有一种叫做“二踢脚”的炮仗，个头很大，能够连续爆炸两次，第一次是在地面上，另一次则是在两三百英尺的空中。当看到空气中因燃放烟花爆竹而变得烟雾弥漫时，你会以为整个城市正遭受着大炮的轰击。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一天每个人都比前一天长了一岁。在农历腊月三十出生的婴儿，到了第二天，即正月初一，就已经算是两岁了。

杭州城里有一座相当高的山，叫做城隍山，山顶上有许多茶馆和寺庙。那是一个很好的游乐场所，尤其是在过年期间，在那儿可以看到各种江湖艺人的杂耍和游艺表演。那也是出售宗教小册子和对大众传教的好机会。我还记得在杭州第一次过年期间跟来恩赐先生一起去城隍山的情景。当时我记住了各种宗教小册子和书籍的价格，但我所知道的仅此而已。所以当有人走过来跟我说话时，我什么也听不懂，不知道对方想要干什么。我只能大声报出那些宗教小册子的价格。他也许是在问我：“你年纪多大？”我会回答：“十个铜钱。”他或许是在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会回答：“五个铜钱。”他的问题也许是：“你讨老婆了吗？”我的回答依然是：“十五个铜钱。”

三、每次到街上散步，都能够听到这些私塾的男孩们扯着嗓子，反复地高声朗诵着那些汉字。

我必须对自己在中国的事业做出抉择，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进行福音传道，另一条是兴学办教育。杭州城里有两三个布道传教的北长老会教堂，在郊区的乡村里也有两三个北长老会的分教堂。在整个杭州地区有大量的流动传教工作要做。而北长老会属下有一个最初在宁波创办，后来又搬到杭州的男孩寄宿学校——育英义塾。担负起办好这所学校的任务，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经过反复的考虑，我最终决定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办好这所学校。

一旦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就搬到了皮巷育英义塾所在的那座房子里。这座房子在1899年12月因厨房烟囱结构问题而失火被焚毁，现在的房子是在老房子的地基上建造的。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它就成了我们的永久性住所。我所有的孩子都出生在这座房子里，只有艾丽丝除外，她出生在上海，但四年之后就夭折了，她的小坟墓就位于美丽的北高峰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