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2月,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先生以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来浙江考察。在杭期间,他专门访问之江学堂,发表演讲感激传教士为学校所做的工作,并同师生合影留念。
1914年学校改名为之江大学。
1912年孙中山访问杭州之江大学
3、为了筹款,回美国巡回演讲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为了建造更多的房子,费佩德到处募捐。1915年和1918年,费佩德为了筹款曾两次到美国做巡回演讲。
为了便于美国听众更好地了解讲座的内容,费佩德特地将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做成了幻灯片。在美国各地进行讲演时,这些可以亲眼看到图像的讲座内容非常吸引人。费佩德成功募集到了预定款项。
在募集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轶事。1918年,费佩德第二次到美国募捐时,专门去了老朋友西德尼·甘博的老家,做了一次介绍中国和杭州之江大学的讲座。西德尼的父亲当场给了他一张支票,提出给之江大学建造新的图书馆大楼。当晚,全家人兴奋地庆祝这次成功的募捐。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这之前,费佩德的另一个老朋友,拥有一家大型轮船公司的大来先生(RobertDollar)已经答应给他一张支票,用于购买之江大学图书馆所需要的任何书籍。现在老甘博(DavidGamble)也为图书馆大楼捐钱,给图书馆起名字就成了难题。之江大学的一些楼都以捐助者名字命名,而英语单词Gamble意思是赌博,Dollar是美元。图书馆楼无论叫“Gamble-Dollar”,还是“Dollae-Gamble”,都会造成歧义和误解。别人看到这样的名称,会误以为之江大学的校园里开办了一个赌博场所。
费佩德一宿没睡,绞尽脑汁想不出办法。第二天早晨,他无奈地去见老甘博。谁知老甘博听了,马上慷慨地又给了费佩德一张支票,足够用来购买所有需要的图书。费佩德没想到,问题竟如此轻易地解决了。大来先生捐助的钱可以花在其他的用途上。
从1910年到抗战之前,这段时间是之江大学发展最快的阶段,费佩德也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里一个重要的阶段。
费佩德在中国生活了长达50多年,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的许多省份,但是他最爱的还是杭州。费佩德来到杭州之后,深深地为西湖的自然环境之美所吸引,他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西湖边,他的家离湖滨很近,推开楼上的窗户,西湖以及隔湖相对的保叔塔、雷峰塔尽收眼底。他用英语撰写的《杭州-浙江游记》(1918年)是当时的畅销书,曾多次再版,许多外国人来杭州旅游时,手里都拿着这本书作为旅游指南。
老甘博捐赠的之江大学田径场是浙江省最早的现代运动场(甘博,1919年)
他拍摄了大量与西湖著名风景点有关的照片,每逢周末,他总是带着相机在西湖的周边地区转悠,时间一久,他几乎成了西湖景点的一个活地图。他所拍摄的西湖照片不仅时间较早,而且也是景点最齐全的。为了拍摄西湖的全景照片,他曾经反复到宝石山和葛岭的山顶上去观察,寻找最佳的拍摄点。为了拍摄一张理想的雷峰塔照片,他一次又一次地前往三潭印月的小岛上,去等候最佳的拍摄时机和角度。据不完全统计,费佩德1910年左右拍摄的西湖景点照片就包括西湖全景、宝石山、宝俶塔、大佛寺、大石佛、昭庆寺、东岳庙、孤山、平湖秋月、文澜阁牌坊、圣因寺的十六罗汉柱、放鹤亭、“西湖天下景”亭阁、岳庙、岳坟、白堤、西泠桥、石屋洞、烟霞洞、灵隐、飞来峰、五百罗汉堂、天竺寺、韬光寺、法相寺、仓颉庙、涌金门、三潭印月、龙井、北高峰、六和塔,玉皇山顶七星缸、城隍山,等等。
由于他拍摄的照片时间早,而且清晰度高,所以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都非常高。他的照片中往往保留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珍贵细节,例如,他在描述1910年代的灵隐寺山门时这样描写了守卫在山门之内的风神和雷公这两大金刚:
正对灵隐寺山门的墙上大字书写着“咫尺西天”等字样,以示该地的神圣性质。进了山门之后,在门道的左右两旁有身穿甲胄的两大金刚,即哼哈二将。(1)
这个细节就连今天杭州市的文物部门都不清楚,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过费佩德当时所拍摄的照片。如果他们手头有这些照片的话,那么最近刚刚新修的灵隐寺山门的景区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类似这样的细节还有文澜阁牌坊,原牌坊匾额上的四个大字为“光华复旦”,而如今杭州市园文局修复后的牌坊匾额题词变成了“复旦光华”。
费佩德的相机镜头并不总是只对着西湖周边的美丽湖山和古老建筑,相形之下,他似乎更加关注那些并不知名,但却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一些地方。他在城隍山上拍摄过一张人们在城隍庙里通过“扶乩”,或用一种心形乩板,来给自己算命的照片。在《教务杂志》上他还曾经发表一篇介绍杭州东岳庙阎罗殿的文章,那个阎罗殿是一个外地人出资在杭州修建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卖门票挣钱。费佩德并没有像别的传教士那样,对于佛教和道教的东西简单地斥责为迷信和垃圾而不屑一顾。相反,他用相机详细地拍摄下了道教有关十八层地狱的完整概念,各位阎罗王及其手下黑白无常和牛头马面的形状和打扮,以及冤魂在地狱里饱受煎熬的场景。他甚至还记录下了道观里的牌匾和对联,这些东西在现代人看来,已经成为了有关中国传统宗教和杭州人文底蕴的一份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即使是在拍摄旅游景点时,费佩德也更为关注那些具有浓重人文历史内涵的东西。例如他系统地记录了1910年前后灵隐寺大雄宝殿的重建过程,以及大雄宝殿内如来佛等新旧菩萨的前后对比。他甚至还记录了当时用来重修灵隐寺的大部分木材都是进口的美国俄勒冈州红松。
大雄宝殿的左边是五百罗汉堂,堂中有一个罗汉模样颇似欧洲人,曾被认为是马可波罗。每当有外国人来到灵隐,和尚就会领着他们前去观看。清末民初的时候,有人还用中文在罗汉身上写下了“马可波罗”的字样,后者大约是在1280年前后来过杭州的。对于此事费佩德还专门进行过研究,他仔细对照了释迦牟尼手下五百罗汉的名单,并得出结论,该罗汉名为达摩波罗,来自印度的南部,在五百罗汉名单上列于第二十五位。达摩于公元526年乘船来到广州,后成为禅宗的祖师爷。费佩德还对天台寺等其他寺庙的五百罗汉的名单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终于确认马可波罗并非五百罗汉之一。(2)
灵隐寺中民间艺人创作的白蛇娘娘的雕塑(费佩德摄)
依涧而建的灵隐冷泉亭。冷泉亭建于唐代,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曾任杭州刺史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冷泉亭记一文,对该亭有极高评价:“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就寺则冷泉亭为甲”。费佩德的这张冷泉亭照片,是在冬天拍摄的,冷泉亭的屋檐上堆满了白雪,今天来看这张冷泉亭风景照仍堪称经典。(费佩德摄)
灵隐寺后面的一条山路,一个撑着破雨伞的路人正朝山顶攀登。路的左面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后面隐约可见灵隐寺的大雄宝殿。(费佩德摄)
费佩德还系统拍摄了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和杭州城内的运河照片,其中包括当时运河上的翻坝、海关、各种船只、养鸭场,等等。然而他最关注的莫过于生活在运河两岸的人们。从他拍摄的众多杭州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杭州各阶层的人民,其中包括在运河边洗衣、淘米的妇女,在学校上学的小孩,在郊区踏水车、耕田和用竹篓在水田里捉鱼的农民,在钱塘江边烧石灰的男子,在江边泥泞的滩涂上赶着牛车把渡船上的旅客接到岸上的老人,在运河中执勤的水警和海关关员,在各个寺庙里烧香的香客,当然也有各个寺庙和道观的和尚、道士。
根据费佩德女儿在其回忆录中的描写,1917年前后,费佩德一家陪客人到灵隐寺游玩时,身为当时之江大学神学教授的费佩德跟灵隐寺的高僧太虚法师交上了朋友,两人后来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和宗教问题,以及基督教和佛教在教义上的异同点。他与太虚法师的交往影响深远,就连从欧洲远道而来的一些基督教人士也纷纷赶到杭州的灵隐寺来拜见这位鼎鼎大名的太虚法师。太虚法师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作为一名佛教徒,却对基督教的圣经了如指掌,曾经遍游英、法、德、比等欧洲国家,在宣讲佛学的同时,也到处参观各地的大教堂和修道院,直接跟基督教的宗教人士进行交流和沟通,以自己的渊博知识和豁达胸怀赢得了西方宗教界人士和在华传教士的普遍尊敬。太虚法师创办过僧家佛学院、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由于是浙江人,他经常回到杭州小住,而且每次都是在灵隐寺落脚,因此被一些外国人误认为是灵隐寺的主持。费佩德给太虚法师和其他前来拜访他的外国传教士拍摄的照片可谓是基督教和佛教在20世纪初的杭州和谐相处的一个难得的例证。
以下为费佩德拍摄于民国初年的照片,由其外孙罗伊·休厄尔(RoySewall)提供。照片的场景都是杭州,其中有两张能够比较确定是西溪的风景照,其他三张则不太确定。不过这样的场景在杭州西郊湿地应是相当普遍的,属于“疑似西溪”的照片。
杭州白堤和里西湖。从照片上看原来的白堤很狭窄,中间是一条石板路,两边种着一些杨柳和桃树。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西湖边的柳树吐绿、桃花绽放,一派桃红柳绿的迷人景色,这也是杭州人最为熟悉的。白堤的拓宽和建马路则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费佩德摄)
原来的西湖在茅家埠一带有许多衍生的小湖泊和港湾,类似现在的湿地公园,划着小船在其中穿行,就像进入了一个迷宫,颇有乡野情趣。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不合理的整治,这些小湖泊一度与西湖隔绝,那些弯弯曲曲的幽静港湾也一度消失。进入21世纪之后,杭州市政府把西湖西进作为一个整治西湖的重大工程,部分恢复了西湖与原有一些小湖泊和港湾的联系,这一工程为后来的西湖申遗打下了基础。(费佩德摄)
从柳浪闻莺遥看雷峰塔。据费佩德的女儿回忆,费佩德曾经从他妻弟的手中买下了一辆二手的三轮摩托,一有空就到西湖边上去转悠,以寻找最合适的拍摄角度。这张照片是从柳浪闻莺公园的一棵大树下拍摄的,从这儿看过去雷峰塔后面是九山。(费佩德摄)
从小瀛洲看雷峰塔。这是费佩德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雷峰塔,从这儿看过去雷峰塔后面的山应该是凤凰山,由此判断拍摄的地点应该是在小瀛洲及三潭印月的岛上,这边茂盛的水草也说明了这一点。(费佩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