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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19 甘博镜头中的杭州（第2页）

2009年的“卫匡国墓”

1919年的“碧血丹心”牌坊

2009年的“碧血丹心”牌坊

老牌坊中段的细部

新牌坊中段的细部

从牌坊上的修饰图案来看，新修的“碧血丹心”牌坊也未能做到修旧如旧。从牌坊的中段部分来看，原来牌坊上雕刻着“二龙戏珠”“二凤戏麒麟”，以及二龙与三狮抢夺同一颗夜明珠等表示吉祥的典型中国民间传统图案；而在重修的牌坊上，我们再也看不到内涵如此丰富、形式如此多变的图案，取而代之的是相对比较单调的二龙戏珠和二麒麟戏珠的图案。同样的情形也可见于牌坊的顶部装饰图案。由于缺乏老照片作为客观比较和对照，重修的牌坊只能如鲁迅小说中九斤老太的口头禅那样，“一代不如一代”了。

除了上述对于修复文物的参考价值之外，甘博的杭州老照片对于我们了解民国初年杭州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也有着珍贵的参考价值。例如费佩德和甘博这两位好朋友对于杭州的一些景点具有共同的爱好，他们曾经在不同的年代拍摄过同一景点的照片，如果我们把这些照片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这期间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例如费佩德曾在《教务杂志》第45卷、1914年的10月号上撰写题为“对于道教地狱的研究”的文章，（6）详细记述了杭州东岳庙内“阴曹地府”的情况，并且附上了一组摄于1913年的照片，作为文章的插图。甘博在六年后也来到了同一个地方拍摄了另一组照片。从甘博1919年的照片来看，这座道观的香火依然旺盛，尽管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1913年时，黑白无常的头上是没有头发的；1919年的照片里无常的头上加了头发，左边那位无常帽子上原来的字“财见勿来”改为“你来了”。在这六年期间，这个阎罗殿显然已经得到了修缮，原来“牛头”身上已经破损的盔甲在1919年已经得到了修补。1913年时，阴曹地府里的塑像较少，而且比较破旧，1919年时，已经增加了不少人物和厉鬼的塑像，而且整个地方都已经变得焕然一新，就连原来的血污池现在也改变了模样。甘博不仅拍摄了阎罗殿内部的情景，而且也拍摄了它外部的模样，这就为我们研究这座杭州庙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甘博1917—1919杭州老照片中最重要的一组照片当数他在杭州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老街，即御街（俗称大街）上拍摄的一组表现街景和手工艺老作坊和店铺的照片。这组照片反映出他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和一向关注民生、民俗的摄影师所表现出来的独特艺术眼光，因为在清末民初，我们几乎找不到另一位摄影师曾经拍摄过同样内容的照片。这也就是为什么杭州市政府在重修中山路这条“宋朝御街”时深感老照片等图像资料匮乏，以至于准备于2009年9月30日正式开街的这个跟杭州市政府西湖申遗休戚相关的重大工程迄今仍留下了众多遗憾的关键所在。

从甘博所拍摄的这组御街老照片来看，清末民初的大街是杭州的商业中心，熙熙攘攘，店铺云集，其街景跟现在重修后的中山路的样子大相径庭。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当时的街道十分狭窄，由于街道两边店铺的招牌和门面不断地蚕食街道，造成了用石板铺就的路面上最狭窄处就连两辆黄包车交会都有点困难。其次，当时的御街是按照“坊”来分段的，例如现在北起庆春路、南至鼓楼的中山中路这一段被划分为弻教坊、里仁坊、寿安坊、积善坊、三元坊、保佑坊、甘泽坊、太平坊、清河坊。每个坊之间都筑有一座砖砌圆拱门的高墙，拱门上方刻有坊名，门下则装有木栅门。每天深夜，木栅门会被关上，更夫则敲着梆子，在坊内来回巡逻，以确保社区的平安。1928年，御街上开修马路，街道随之被拓宽，各坊之间的所有公墙均被拆毁。如今重修的中山路不见了这些公用的坊墙，其标榜的“古色古香”自然是大打折扣。

杭州灵隐的冷泉亭。杭州灵隐的冷泉亭，因其历史悠久和跟众多的文人逸事相关，是人们争相拍摄的一个景点。甘博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10月。

杭州福星观的道士。福星观的道士们崇尚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每天清晨的卯时（5—7点），道士要诵读《功课经》的早课，此时正值东方日出，阳气上升，在玉皇山顶可以吸入清新的空气；傍晚的酉时（17—19点）还要念《功课经》的晚课，此时呼出浊气，既可消灾解厄，又有益于健康。道士们还要每天练习气功和太极拳，以修身养性。另外，琴棋书画也是道士们业余时间最常见的陶冶情操方式。

杭州灵隐回龙桥上的春淙亭

杭州灵隐寺领诵佛经的和尚之一。灵隐寺的和尚在念经或做水陆道场的时候，通常有住持或资深的僧人做领诵者。甘博拍摄的灵隐寺的照片中就有两张是专门表现领诵者的。这两位领诵者分别坐在大雄宝殿“三世如来”像左右两端搭起来的一个木制台上，他们的桌前有用绸缎装饰起来的一个门面，上面饰有龙凤、蝙蝠等表示吉祥的图案。这张照片所表现的是坐在右端的那位领诵者，他身穿袈裟，光着头，面前摆有已经展开的经卷，似乎正在念经。他的前面点着一支香，两边的玻璃灯罩里点着蜡烛，旁边有一只倒扣着的茶碗。

杭州灵隐寺领诵佛经的和尚之二。这张照片所表现的是坐在“三世如来”左端的那位领诵者。他也身穿袈裟，但是跟前面那位领诵者不同的是，他头上戴着风帽，捂得严严实实的，脸上还架着一副老式眼镜，似乎是近视眼。他的前面也点着一支香，左右分别点着一根蜡烛，桌上也倒扣着一只茶碗。

杭州福星观的香炉和前院。杭州的福星观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道观，位于玉皇山的山顶，是人们每年正月初八给玉皇大帝祝寿的地方。它与葛岭南面山腰中的“抱朴道院”和葛岭北麓的“黄龙洞道院”并列为杭州西湖边最著名的三大道院。但就拥有道士人数而言，福星观也许可以被称作是民国初年杭州最大的一个道观。

杭州灵隐寺的和尚们。跟费佩德一样，甘博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寺和道观都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杭州访问期间，拍摄了一组表现灵隐寺、天竺寺和玉皇山顶福星观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中，他拍摄到了灵隐寺三位服饰各异的和尚正匆匆赶往大殿。这三位和尚都身穿袈裟，第一个和尚带着一顶平天冠，第二个和尚带着风帽，第三个和尚光着头。

吴山东岳庙里的阴曹地府。位于杭州吴山顶上的新东岳庙颇负盛名。1913年，原之江大学校长费佩德就曾来这儿拍过一组照片。无独有偶，四年之后费佩德的朋友甘博在访问杭州时也拍下了一组东岳庙的照片。有趣的是，假如我们把这两组照片加以对比的话，就可以发现东岳庙在这四年中所发生的变化。在1913年的照片中，阴曹地府里的判官和小鬼的模样显得较为陈旧，而上面这幅照片里，那儿的塑像已经焕然一新，而且小鬼的数目也增加了不少。这说明东岳庙的经营者在这几年中收益不错。

吴山东岳庙里的阎罗殿。东岳庙阴曹地府的正殿是阎罗殿，其神龛上供奉的是分别代表五岳的五位阎罗王，它们是道教地狱中的最高统治者。神龛上方的横匾书有“位尊五岳”四个大字。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这五大名山代表着天下的概念，这意味着堕入阴曹地府的鬼魂，无论到哪儿，也逃脱不了这五位阎罗王的管制。而在这五位阎罗王中，东岳大帝是老大，所以阎罗殿又称东岳庙。

吴山东岳庙里的血污池。按照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说法，所有因难产而死的妇女都会下地狱，在那儿的血污池里受尽煎熬。在费佩德的照片中，东岳庙血污池的容积很小，它的前面有一个真人大小的地母娘娘塑像，塑像前还有一个插蜡烛的木架子，血污池旁边有两个小鬼在等待着他们的牺牲者。在甘博的照片中，血污池的容积得以增大，池子里还坐着三位遭受血光之灾的妇女。池子旁边有一个很小的神龛，里面供奉着地母娘娘，比原来的塑像小了很多，前面的蜡烛架也变成了一个香灰炉。

吴山东岳庙里的牛头马面。

在1913年到1917年这四年当中，东岳庙的鬼门关也得到了修缮。例如原来牛头身上已经破损的盔甲在1917年时得到了修补。原来马面身上的盔甲比较陈旧，1917年时，这两个塑像盔甲上的图案都得以重新描绘，焕然一新。

吴山东岳庙里的黑白无常。1913年费佩德拍照的时候，鬼门关前黑白无常的头上是没有头发的；左边那位黑无常帽子上原来有“财见勿来”的字样，右面白无常的高帽子上则写着“一见生财”。到了1917年，黑白无常还是原来的模样，但是它们的头上都加了头发，而且左边那位黑无常帽子上的文字改成了“你来了”，但是右边白无常高帽子上的文字依然是“一见生财”。

吴山顶上包府的虎头铡。杭州吴山顶上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寺庙群。除了供奉城隍爷的城隍庙之外，周围还有一些纪念其他名人的祠堂和寺庙。上面这张照片中间那个灯笼上写有“包府”二字，神龛右面的对联中也有“铁面无私”等字样，说明这个地方就是专门纪念包公的包公祠。院子里放着包公用以审铡美案的虎头铡。右面有一位留山羊胡子的老人悠闲地坐在条凳上，他显然就是包府的看门人。

杭州岳王庙内的万俟卨和张俊铁铸跪像。与秦桧夫妇并排跪着的另外两人分别是万俟卨和张俊。万俟卨（1083—1157）是秦桧属下的监察御史，曾秉承主子的意旨，将岳飞在死牢中迫害致死。秦桧死后，万俟卨继任宰相，因力主向金国求和投降，而被视为奸臣。张俊（1086—1154）是南宋的一名武将，曾与岳飞齐名。但他投靠秦桧，成为谋害岳飞的帮凶，因而也被人民所唾弃。

杭州岳王庙内的秦桧和王氏铁铸跪像。在岳飞墓阙的对面，有四个铁铸的人像**上身、双手反剪地跪在铁笼子里，其中还有个是女的。这就是当年诬陷和残害岳飞的四个奸凶。左面的那两个是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他俩都**上身，跪在铁笼之中，引颈就戮。值得注意的是，1917年甘博所见到的那四个铁铸跪像跟现在岳王庙的跪像并不相同，旧跪像的“王氏”和“秦桧”等姓名是直接铸在肚子上的，而现在的两个姓名铁牌则是单独安置在这两个跪像后面的墙上。另外，铁栏杆的式样也不相同。

杭州城里的一个路边神龛。在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中，有各种各样的土地神掌管着各种不同的地界，如住宅神君、墙土、灶土、栏前土地、牛土地、猪土地、沟土地、棉土地、布机土地、桥神土地、山神土地、树神土地等等。上面照片中这个路边神龛显然是为树神土地而建的，虽然有点简陋，但还是有模有样。神龛两边的对联分别是“万姓观瞻”和“千年香火”，横批为“神而明之”。

吴山顶上包府的看门人。包府的看门人是一位气质颇具吸引力的杭州老人。照片中的他坐在条凳上，正准备点燃自己的烟杆。这位老人身穿灰色的长袍、棉袄，头上戴着瓜皮帽，腿上用一块黑布条绑紧裤腿，脚上穿着中式的布棉鞋，瘦削的脸上留着山羊胡子，举止优雅而大方。

另外，原来御街两旁的店铺和手工艺作坊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一路看过去，几乎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和看家本领，声情并茂、精彩纷呈，这是重修后的假古董店铺所难以比拟的，这也是以前在杭居住或来杭旅行的外国人能深深为御街所吸引的主要原因。美国旅行家盖洛在其于1911年出版的《中国的十八个省府》一书中用了大段充满深情的文字来描写他于1909年访问杭州时，在费佩德的亲自陪同下逛御街的难忘情景。在杭州出生并长大的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人鲍乃德（EugeneEpperso）的幼女鲍金美（Eugeheis），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也用了整整两个章节的篇幅来回忆她小时候坐着黄包车从御街上经过时的生动感受，（7）小时候在杭州御街的所见所闻使这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怀。

80年前，杭州“大街“（今中山路）上各种行当应有尽有，当一个洋人走过他们面前时，这些杭州人正各忙各的，做伞、制鼓、打剪刀、绷棕绷、弹棉花、敲洋铁皮……手艺有好有坏，生意有兴有衰，关键是做好手里的活计。

每天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有的表情专注，有的神情快乐，有的技术娴熟，有的就是在看热闹——这是生活中平常的一天。他们并不知道，80年后的某一天，自己会重新从历史的尘埃里显影出来，与后人对视。相信现代读者在看完了甘博的这组老照片之后，也会感受到一种由杭州御街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给人们心灵带来的震撼。

杭州的一位算命先生

归根结底，甘博摄影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于记录和表现人，无论男女老幼，苦力、文人，或者社会各阶层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当他在拍摄杭州街头一位道士装束，白眉白须，颇有仙风道骨的算命先生时，甘博显然为后者超凡脱俗的气质所吸引。于是他便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给这同一位老人拍摄了多幅照片，甚至包括一张近景的特写镜头。应该承认，甘博这位美国的业余摄影师在这个人物形象中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传统中国文化和杭州地方特色的精髓，照片中的人物脸部饱受风霜，但其表情反映出了一种超然物外、与世无争、遗世独立和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

上述甘博于1917-1919年间拍摄的所有这些杭州和西湖老照片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层次分明的全景图，充分而真实地展现了人间天堂的西湖美景，以及杭州这座古老城市民国初年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