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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泰山脚下的五个数字（第4页）

诏曰：

国祭。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1684年10月27日）。

帝王诞膺景命，统御万邦。道重观民，政先求莫。是以虞廷肆觐，肇举省方，周室怀柔，式歌时迈，诗书具在，典制丕昭。朕仰荷天庥，缵承祖烈，抚兹兆庶，期底时雍，夙夜孜孜，懋求治理。以富以教，靡敢怠遑。犹虑蔀屋艰难，罔由上达。故于直隶郡县周览巡幸，勤施补助。更念山左等处，土宜俗尚，不加循省，曷克周知，矧历逢甲子，世际升平。聿图泰运之恒新，在措芸生于豫大，乘时命驾，咨彼民依。但乐利只慰夫一方，而德泽未敷于九有，朕心歉焉。用是特昭公普，以宏仁庶，奏诚和之盛治。

各处孤贫口粮已复存留经管，地方务须从实给散，以赡穷独。

於戏！时臻熙皞，弥隆宽恤之恩；

户乐清宁，丕笃绵长之庆。

布告天下！

咸使闻知！

这是他宣布去泰山祭祀的大致进程，包括它会带来好处的一个概括性谕令。现在我们不妨留神一下康熙帝在后来专门颁布的诏书中是如何对祭拜东岳泰山的仪式做详细补充的：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凡经过地方，各有加恩。

自亲王以下，宗室觉罗、内大臣侍卫、内务府、武备院、上驷院、銮仪卫各官及各旗护军统领、前锋统领等官，至各衙门扈从官及各执事人员，俱预行派出，节次随行。

驾发京师日，卤簿大驾，陈设如常仪，随从、不随从王以下文武各官，各跪送随行如常。

所过鸿胪寺官先期传知百里以内地方官，率本地乡绅士民，迎于十里之外，本地镇守满汉官军，整队伍迎于十里之外，分文武东西，候驾至，跪、迎、送，如常仪。

十月壬寅至于岱宗。前期，太常寺用白纸糊版，黄纸镶边，墨

书祝版，不书御名。太常寺官具补服捧送庙中，安设祝案上。……

那一次朝圣泰山及祭祀仪式为康熙帝的孙子乾隆帝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但我们在此已省略了大部分的祭祀过程。1748年和1770年，乾隆帝也两次来泰山举行国祭，现存的一些长长的诏书对祭祀仪式做了详细的描述。这次祭祀活动与以前有所不同，主要是在庙宇一带搭起了黄色帐篷，供皇帝在里面安歇，而且仪式上增加了许多音乐和舞蹈，所有的颂歌名称也都列了出来。

乾隆三十五年，皇帝授意在岱庙东侧立碑[58]，碑文摘要如下：

然自七十二家之说兴，而昭姓考瑞，大号显名，铺陈极乎迁之书，相如之文，世世封土作石感，琢玉成牒，甚者以上山恐伤木石，以遇风雨为德未至，以举火辄应为得行秘祠。盖有柴望一变为封禅，由封禅再变为神仙，而汰侈益无等矣。我朝鉴于成宪，祗慎明禋。……

岁庚寅为朕六十庆辰，至辛卯，恭逢圣母八旬万寿，于时九宇胪欢，百灵介祉。维岱大生，秉苍精化醇之气，用克推演鸿厘，绥祚我皇极。

而重闬湮闉，岁渝弗饬，灵成竭副焉。爰诹将扩而新之，其岁月详岳顶记中。以是庙太常宿县之所，因为迎神送神歌，俾主者肄而落之。

虽然这些关于祭祀仪式的程序极为复杂，堪与英国的禧年[59]感恩节相媲美，但需要记住的是这里所记录的全部祭祀活动都只是在岱庙——泰山脚下泰安城内的一座庙内进行的。我们很快就可以有机会看到皇帝们是如何登上盘山道，然后在山顶上的庙宇中进行祭拜的。这两个祭祀程序有很大的差别，正如乘坐豪华马车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圣保罗大教堂西门外聆听教堂内的唱诗班和主教们引导着礼拜活动，与女王在西敏寺内坐在她自己的靠背椅上，或在寺内的圣坛前鞠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5）泰山的缩影

金棨[60]先生的权威著作《泰山志》刊行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他在这儿“盗用”了一个早在1550年即已有人采用过的书名[61]。金棨的这一著作长达二十卷，刊行后人们对它评价甚高，并于1898年又加以重新刊印。但我们在这里还是引用原先的版本，我们这里有书中最有趣部分的译文。在关于泰山的“五大车书”中，它也许算得上最好的一本。凭借书中复杂的“记述眼光”，我们可以在不保留丁尼生所谓“七零八碎”的情况下，来说明金棨的网撒得有多么广。

就像其他效忠的官员一样，他的著作前面有《天章记》两卷，即清朝皇帝的“圣谕”和诗文；《盛典记》一卷，记述皇帝们对于泰山非同寻常的祭拜；还有《图考》一卷。该书的正文部分首先描述泰山的地势情况，包括《岱志》《支山志》《川泉志》，然后是《祠庙志》《秩祀志》《封禅志》，接下来是描述泰安城漫长发展史的郡邑志，最后以《人物志》结束。《金石志》出人意料地填写了一个空白，这表明金棨在个人兴趣方面颇像一个碑铭研究家。在《逸事记》即一些奇闻怪事的记载之后，全书以一卷叙录结束。

山经地志，史家之书也，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泰山之必当有志，重于天下山经地志远矣！……[62]

这位学政使曾亲自登山观赏风景，收集碑刻的拓片，希望能有博闻强记的学者写出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此时金棨已被任命为泰安知府，在他的治下当地的犯罪率下降，官司减少，百姓安居乐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样他得以有闲暇找机会走遍泰山各处。他的同情心被唤醒，因为旧的《泰山志》已经不能够反映泰山的实际情况，于是他决定自己为泰山作志。他以聂鈫[63]著、朱孝纯[64]绘制地图的《泰山道里记》和《泰山金石考》两书作蓝本，并且参考了许多其他的权威著作。至于聂鈫，他是一个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旧式文人，凡是跟泰山有关的东西，他都要进行仔细地考察。他辛勤工作30年，也未博得功名，在《泰山道里记》的序言中，他称自己“竭半生之精力，以考一山之迹”，在告诉读者他将全书“提挈道里为纲领，分之为五”之后，又说“自乙酉迄壬辰，四易稿而始定”。我们应该向这位了不起的古人脱帽致敬！金棨对聂氏本人及其著述极为推崇，在自己的书中频繁地引用这部此前最具权威性的著作。金棨本人对于泰山的描写可谓前无古人，他的文体恰到好处，正好体现了史学家著书所必备的三个要素——准确，完整，简练，用一个字来评价：好！

七年后，山东督粮道孙星衍[65]官封大夫，他可谓是一个功成名就之人。在嘉庆五年中秋节之后的第五天，他为金棨的著作写下了第二篇前言。他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说关于五岳并没有特别古老的方志；南岳在唐代和宋代曾被两次论及；明代《朔松》之类的著作中也曾对中岳做过描述，但这些并非上乘之作。在他看来，现存最早对泰山做详尽描述的是明代汪子卿的《泰山志》，是经官方审查后付梓的。接着他就对著书一事做了精彩的评论：

大抵前人志书征引诸书，不载出典，又不能搜讨碑碣佚文，仅据旧编增广新闻。而泰安每一守至，辄改作志书，题咏滋繁，掌故删落，是志乘之通病。

过去这种错误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

金素中郡伯，以名人莅任，下车即以儒术饰吏治。既臻政通人和，乃取旧志，征实更新之。所载故迹，具有古书名目，是正桀误。搜寻金石，增广遗文轶事凡数十百条，间以己意为之考辨。时郡伯以贤能调守济南，历四载而书始成。